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成立后，1951年3月下旬组成甘孜机场工程指挥部，十八军凡是能抽调的兵力全部集中到甘孜，准备开始万人大会战。“那叫男女老少齐上阵呵！”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八分校、卫校医护队，就连豫剧团十二三岁的小娃娃都参加了施工！十八军的将士们硬是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方法，拼上青春和热血建设甘孜机场。扩建机场的开工时间是1951年4月11甘孜地区海拔三千五百多米，气候恶劣，刚到这里的人一般都有流鼻血、头痛、头晕、心律不齐等高原反应。这里的老天爷更是喜怒无常，忽而骄阳似火，忽而风沙大起，忽而大雨如注，忽而冰雹袭来。特别是风大，帐篷搭不起来，勉强搭起来了，也常常会被大风刮跑。怎么办？上级决定：自己动手挖窑洞。
五十四师医护队一百五十多人，入伍前大多数是来自四川的中学生，三个区队九个班，第九班是女生班，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4岁。女兵顾梦舟就是其中的一员。她从四川大邑出发，晕晕乎乎在车上颠簸了一个星期到达甘孜，第二天就开始挖窑洞。
4月，有些冻土还没化，必须先点燃草根将上层冻土融化，才比较好挖下面的。接着是准备“建材”，要到离宿营地数十里外的山林里砍树。于是先是坐上汽车，然后背上背包进山，找了林间一片空地搭起各自的微型帐篷。山林里气温低，夜间更觉阴森恐怖，大伙挤在树枝铺成的床上，听虫鸣。有人睡不着，于是掀开帐篷，透过缝隙数天上的星星。
经过几天的努力，窑洞修好了，其实那窑洞只能算个“简易地洞”。大约只有一米来高，必须小心翼翼、弓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但无论怎样，就是住“地洞”，也比追着被大风刮跑的帐篷强。
年轻的队员们边唱着歌边高兴地美化新建起来的“家园”。他们在一排整齐的窑洞前开出一方平台，平台的一端用石头和泥土草坯修一张饭桌，饭桌四周砌四条长凳，就成了“饭厅”；平台的另一端是每天集合、点名、做操和集体活动的小广场。年轻人又在住地周围的地上，用彩色石子嵌上“进军西藏，保卫祖国”、“建设边疆，加强国防”、“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民族大团结万岁”等标语和各种几何形状的图案。甘孜机场南边的山崖边，至今还残存着六十多年前部队修建机场时挖出的窑洞，大多已塌陷了。
站在倒塌的窑洞口向背后的的山上望去，不远处的山顶上有九座孤零零的土坟，那里埋葬着修建机场时因窑洞塌方和其他原因牺牲的九位年轻的女兵。当年竖立的木质墓碑早已因风吹雨淋，年久破损，分辨不出墓主的名字，后来的人们在坟前的一块青石板上刻上了“十八军无名女战士墓”几个字。
今天的人恐怕无法想象第一天到达工地的青年军人们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到处是起伏不平的小丘，荆棘丛生，乱石林立，环视一周，四面都是高山，唯有远处甘孜寺的金顶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领导交代任务时风趣地说：“我们的任务是削平一座座小土丘，填平一个个大洼地。”
“机场大军”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吃完早饭，就挑起牛皮筐，扛上铁锹等工具去沟外几里路远的工地。中午饭由各队伙房做好送去，晚上直到天黑才收工。所有人都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施工中。据统计，当时平均每人每天挖土运土达三千五百多公斤，一趟趟来回的路程加起来足有三十多公里。
挑担子的头几天，每人的手上都打满了血泡，两腿也不听使唤了，肩头肿得像馒头似的。装筐的更辛苦，因为空筐子不断放到面前，不能停歇，连直直腰的时间都没有。运土的常常结对并肩前进，暗地里还“较劲”。有的女兵年纪小，身体弱，挑起土来像扭秧歌，左扭右拐也不甘落后，跌倒了，爬起来再往前走。挖土用的铁锹、十字镐都是队员从内地背去的，簸箕没几天就用坏了，于是就地取材，用牦牛皮做成牛皮筐。
转眼，扩建机场二期工程开始了，平整泥土，翻拣泥土中的杂草、石头、树根等杂质，然后铺砌石方。运送水泥、碎石、搅拌、灌浆等工作，全部都由人工操作。
所有的石料都是从冰冷的河水里捞上来的。军大八分校决定抽调二大队的男生，以中队为单位去拣石头。开始在机场附近拣，后来就乘汽车去十几公里以外的溪沟、河道去拣鹅卵石，大至三十厘米以下，小至十厘米以上。虽然那时已是六七月份的天气，但积雪融化而成的溪水冰凉刺骨，站在水里没几分钟，腿不仅冻得麻木、失去知觉，还被锋利的冰凌划得满是渗血的小口子。到了晚上，一道道口子生疼，疼得人难以入睡。
很多人的手指都被磨破了，鲜血淋淋，红红的肉露在外面，但没有一个人叫苦，用胶布将手指缠起又继续干。机场地面表层所有的碎石，都是人工砸出来的。待到铺砌石方时，每铺一层都需要用泥浆来浇灌。机器设备不够，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地跳进拌浆池，用双腿当“搅拌翅”，以人工的方式保证泥浆供应。
老兵王嘉瑜记下了那段经历：
工程进入冲刺阶段，我们排成单行传递石块。我正巧站在一个土坎下面，石块由坎上传递下来，站在坎上的小林一不小心，失手把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脸上，顿觉麻木。大家发现我鼻孔和嘴里都流出了血，立刻扶我坐在一旁，掏出手绢给我擦血。我的一颗门牙被砸掉大半截，嘴唇也破了，嘴也肿了，班长立刻送我到工地卫生所，军医用棉球给我止血擦洗后，给了几片阿司匹林和磺胺药片，嘱咐我休息。
我当时觉得头晕、腿麻，但自己是副班长，就不顾大家的劝阻，继续参加劳动。没想到在收工返回的路上嘴反而疼得更厉害了。我忍着，回到住地没洗脸就躺下了。一连几天大家强迫我在住地休息，白天服止痛药片还能忍住，难熬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满嘴牙，连同上下颌骨、耳根都疼，热泪滚滚滴落在麦秸上。当时要能打上一针止痛针该有多好！可惜，那时什么条件也没有。
工地那喧闹沸腾的劳动场面，许多人至今提起来，还像当年一样激动和振奋：各单位的彩旗在工地上迎风招展，劳动大军人山人海，歌声此起彼伏，与广播的高音喇叭声汇成一片。日复一日地坚持，削平一个又一个土丘，填平一个又一个洼地，宽阔的机场雏形显现出来。女兵顾梦舟不禁感慨：“我们过去读过‘愚公移山’的故事，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寓言，现在看来，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啊！”
春夏之际的甘孜风多，风大，工地上常常飞沙走石，连耳朵里、衣领里都能灌满泥沙，男女兵娃子的头发好像满是灰沙的一丛丛乱草。晚上收工后，大家不得不用清水互相冲洗眼睛。高原强烈的紫外线长时间照射，女兵们原本白净的脸变得又黑又红，还经常脱皮，面目全非。
由于燃料奇缺，无法供应更多的热水，洗澡自然免谈。高原昼夜温差大，棉衣一年四季不离身，无法换洗，人人穿得又脏又破，个个灰头土脸。洗脸时一个班十二个女兵合用一脸盆水。脚上磨得都是泡，晚上必须烫脚，没有洗脚盆，怎么办？在地上挖一个圆坑，垫上一块帐篷布，水倒入帐篷布里，大家一起洗，能伸进来的都“插上一脚”。
部队来到高原数月，所有人都渴望着“如果能洗个热水澡，该多棒呀！”突然有一天，班长告诉大家一个爆炸性消息：距工地不远处有一个温泉，先让男兵们去洗，再安排女兵们去洗！女兵们为此兴奋不已，只盼那天快快到来。一天夜里，女兵们突然被摇醒，只听见班长低声急促地叫大家：
“快起来，把东西带好，一起到温泉去洗澡！”
王琦玉说，全班女兵悄无声息地跟班长走了出去。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小星星，勉强看得见路，辨不出东南西北，不知走了多久，走进一个很宽的山沟里，脚下尽是大小不一的石头。好一会儿，才听班长说：“到了，
大家抓紧时间洗，明天还要上工呐。”大家顿时一片茫然，想象中的温泉再简陋也该有一间房子，可眼下除了河沟什么也没有呀，怎么就说到了呢？仔细看去，发现脚下有一些浅浅的水坑，蹲下一摸，嗬！还真是热乎乎的呢。班长边脱衣服边低声说：“山冈上有男同志给我们站着岗，安全的！”于是，女兵们赶紧脱衣下水，这泉水刚好齐膝，可坐可蹲，不冷不热，恰到好处。女兵们洗呀，洗呀，洗完后赶紧穿上衣服，再洗衣洗被。直至东方发白，才带着一身清爽回到住地，早饭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为了迎接甘孜机场准时通航，整个工地在工程最后的冲刺阶段俨然变成了“竞技场”。单说那些女兵们，虽然在“机场大军”中只占很小部分，无论是分派任务还是劳动时，常常会得到一些照顾，但她们却似乎并不“买账”，谁也不愿意被人小瞧。一些女兵时常憋着劲儿和男兵们较量。
大个子姑娘王淑辉，人称“飞毛腿”，筐里装的土每次都不比男兵少，还常常跑在男兵的前头。男兵们背地里给她起了“牦牛”的绰号。还有一个爱和男兵“叫板”的女兵是顾梦舟的好姐妹易莲芳。有一次，易莲芳和一个河南籍大个子男兵比赛谁抬土筐的次数多，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因为她个子矮，重量大部分都压到她这边。那天，正是她月经初潮的日子。由于用力过猛，造成子宫大量出血，并且持续了半个月。后来的岁月中，她每次月经都要持续十来天，而且出血量大，导致她常年贫血，一直到更年期。
工程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竞赛更是“白热化”。在担土“计时赛”、砸石“群英赛”、拉大磙子的“耐力赛”等一系列劳动竞赛中，人们都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队与队、班与班之间互相挑战应战，热火朝天。通过挑土“计时赛”，工效提高很快。十五米的距离，开始大家挑一担土，一个来回要用五六分钟，后来，最高纪录缩短到三分钟。
在迎接飞机通航的集中突击阶段，人停，工具不停，队员们轮番上阵，每天施工时间不少于十二小时；天气好的时候必加夜班，施工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夜晚的工地上，一盏盏、一片片的灯光，星罗棋布地在工地上闪烁，宛如一座不夜城出现在高原上。
经过七个多月的奋战，1951年11月20日，高原上的第一个机场胜利建成。昔日“三沟七梁一丘山”、坑坑洼洼的荒原上，出现了一条三千二百米长的飞机跑道和可停十八架飞机的停机坪。那年的国庆节刚过，部队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新衣。机场工地上的官兵们，很多人都舍不得穿，想留在即将到来的机场首次通航典礼上穿。
1951年11月22日，载入史册的一天。万里晴空的高原上，传来了轰鸣声，数万名指战员和藏族民工站在机场跑道附近，引颈而望。当康藏高原上第一架飞机从大山那边飞来时，全场沸腾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滑行到停机坪。官兵和群众欢呼雀跃，欣喜异常。在一片欢呼声中，一位藏族老人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祝福“天菩萨”给他们带来吉祥和幸福。
当天晚上，在指挥部组织的庆祝晚会上，最后一个节目是由五十四师医护队女兵们创作并演出的诗朗诵《伟大的劳动万岁》：
这里曾经是一块乱石林立，荆棘丛生，鼠兔出没，野兽啼嚎，没有人迹，没有炊烟的广袤而荒凉的土地。如今是什么力量，使她焕然一新，变得如此沸腾？
是中国共产党派来的人民解放军，为了建设西藏，保卫边疆，为了西藏的富强，造福西藏同胞，在这块土地上修建了飞机场。
看呀！那宽阔的停机坪，那长长的飞机跑道，是解放军千万颗智慧的头脑，是解放军千万只劳动的双手，把她建造。
这里每一方平整的地面，都浸透了我们的汗水；这里铺下的每一块基石，都浸染过我们鲜红的血浆……
藏汉一家人
每天学习藏语文一至一个半小时成为部队雷打不动的制度。不久，被藏族群众誉为“通司切嘎（半个翻译）”的人数大增。当年十八军的官兵们，从一句藏语都听不懂、说不出，到“藏话、汉话加比画”能跟藏族百姓沟通交流，再到个别精通者可以用地地道道的拉萨话宣讲政策，交藏族朋友。军人们知道，学会藏语，才能真正走进西藏，走进藏族百姓的心中……
在藏族聚居区，解放军是藏族百姓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群最和善的士兵。先遣部队就是他们认识解放军的第一扇窗口、第一面旗帜。甘孜的藏族百姓交口称赞“这次来的汉人军队和过去的汉人军队就是不一样”，由此传出“嘉萨巴”（新汉人）的美誉。而且，这些新汉人是会说会写藏文的新汉人。
早在1950年初，十八军进藏之前曾在乐山开办了第一期藏语文训练班，17岁的杜琳是第一批学员之一。训练班的老师是在西藏学了一口标准拉萨话和藏文楷书的隆果法师。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月后，学员们掌握了基本的拼音、语法和句子，便分到各个连队教战士藏文，讲述西藏的风俗习惯、民族政策，外加宣传、鼓动。
今天，王贵讲起这段历史时还是那样声情并茂，现在的他不仅依旧能说一口流利的拉萨话，还能写一手漂亮的藏文，他的藏语语言文字能力达到相当水平，是国内知名的藏学家之一。难以想象的是，这一切都是在进藏路上打下的基础。那时，李奋站长对军侦察科全体人员说，要了解敌情、民意，不会藏语文就是聋子、哑巴。这时，正逢军党委提出要大家克服语言关，全军上下，从军长、政委到普通战士，大家学习藏语劲头大得很！尤其是侦察科，本能地冲到了最前面。
早在新津时，王贵就给自己规定，学藏文是每天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自豪地说：“当时，军里学得最好的也是我们侦察科。”
在二郎山脚下，侦察科第一次遇到运茶叶的骡帮，第一次看见藏民，王贵走上去第一次用藏语问路：“岔路口怎么走？”人家一句也听不懂。大伙儿都乐了，王贵闹了个大红脸。翻译上来解释，原来是发音不准。
侦察科奔袭康定时，鲁晋参谋在康定师范学校里搜集到一批藏语文学习材料，其中有汉族学者祝维翰编的藏语文课本，发给全科干部人手一册。这是大家第一次得到的正式藏语文课本，是汉族学藏语文的较好教材。虽然课本纸张粗糙，铅印质量低劣，但大家却如获至宝，赶紧弄些牛皮纸包书，以免装在挎包里行军中磨损坏；书中有许多印刷得很不清楚的字，互相校阅后，认真用笔把汉字、藏文描清楚。侦察员们每天拿出来看几页，学几段。他们又从康定师范学校弄到一本《汉藏语汇》字典，保存在鲁晋手中，大家轮流借用。行军中，指战员们经常负重五十斤以上，每天跋涉七八十里路，身体很疲劳，但学习藏语文劲头十足。参谋人员经常边走路边抽问单词、短句。每次途中小休息，就抓紧十分钟休息时间，拿出课本，坐在背包上，阅读背诵，你问我答，互相测验，一时路边读书声朗朗，好似课堂。从康定到甘孜的二十多天里，居然学完了祝维翰编著的那个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