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吴广文由要塞地下党申请，经华中工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经地下党的活动，戴戎光决定由吴广文接任梅含章的守备总队长职务。吴广文积极在守备总队进行策反，控制了守备总队。略知地下党情况的梅含章后来担任虽然职务高但没有实权的参谋长一职，在解放军渡江的紧要关头，竟带领要塞司令部机关的部分人员逃往上海去了。他虽然没有参加要塞起义，但也没有出卖要塞地下党。
王德容是黄埔八期的毕业生，他为人正直，不愿拍马逢迎，故在国民党军队里很不得志，一直担任副职，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渐由失望发展到强烈不满。有一次，吴广文、唐秉琳、唐秉煜三人在一起，有意问王：“如果共产党打过来怎么办？”王把作战地图的垂帘一拉说：“那就欢迎他们过来！”
1949年2月，王德容的入党请求得到了华中工委的批准。此时，游动炮兵团刚建立，并从台湾调来一个营的部队和装备，要塞地下党积极活动，终于取得戴戎光的首肯，让王德容担任了游动炮团团长。从此，江阴要塞的三支主要部队——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兵团都在地下党的直接控制之下。
江阴要塞还有一支由土匪还乡团为基础组成的反动武装部队，即要塞工兵营。它是唐秉煜利用在国防部三厅主管工兵、要塞等业务之便，借投戴戎光扩充实力野心之所好，促其向国防部打了申请报告之后，由他承办签呈意见，经当时的参谋次长刘斐同意上报，于1948年秋批准成立的。由于没有兵源，开始只是个空架子，后来收编国民党黄桥自卫队，才编成工兵营。戴戎光为了表示对唐秉煜信任倚重之意，报请国防部调他担任少校营长、地下党为使唐秉煜在江阴活动方便，接受了这一任命。但是不到职，挂个空名，以便作全面活动。从此，唐秉煜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既在国防部三厅当参谋，又挂着个江阴要塞工兵营长之职。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国防部即匆忙地向上海、广东、曲江逐步迁移，以便向台湾逃跑。1949年2月初，唐秉煜借口到江阴向老母和四兄告别，向国防部第三厅请了一个月假，到了江阴要塞，在要塞的君山炮台总台长办公室里，地下党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研究了当时斗争形势和要塞策反情况，认为有几件事必须立即向华中工委请示：（1）交通联络员吴铭回苏北汇报工作，近两个月未见面，不知是不是发生了事故，而此时正迫切需要上级党对要塞策反工作和渡江准备工作作具体指示；（2）建议靖江我军对八圩港敌21军江北桥头堡暂停攻击，以免敌人要求江阴要塞炮火支援而迫使地下党过早暴露；（3）唐秉煜从三厅获得最新的敌江防全线兵力部署及作战计划和敌撤逃的打算情况急需送回苏北；（4）请示唐秉煜今后的行动，是否随国民党去台湾继续做秘密工作；（5）要塞策反工作已进入最后紧张阶段，请组织上派人来加强要塞地下党的工作。
会上，大家同意了唐秉煜提出的亲自渡江向华中工委汇报请示的意见。由于当时国民党已宣布全面封锁长江，严禁南北交通往来，并派出巡防舰艇日夜巡逻。唐秉煜不顾风险，打扮成商人模样，化名乏大中，搭乘小木船夜渡江北，于大年初三来到了苏北盐城，见到二哥唐君照。第二天，兄弟二人乘车来到淮阴，见到管文蔚和陈丕显。唐秉煜把要塞的情况向管文蔚司令员、刘先胜副司令员等人作了汇报。管文蔚听完汇报后对唐秉煜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全国的解放已为期不远了，华东已临近渡江，我们要有大部队从江阴过江，江阴是我们渡江的主要方向和地段，这是战略的，不是战术的。要塞的地下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的任务是保障渡江部队顺利安全地登陆，巩固登陆场，以地下党为核心组织这次起义，架空戴戎光，夺取指挥权，团结要塞上层指挥官，联系中层指挥官，渡江时率领全体官兵起义，让开正面，必要时用炮火掩护，保证我军安全渡江，这个担子很重，也很艰苦。”
唐秉煜在淮阴向华中工委首长汇报请示完毕之后，由工委命泰州第一军分区首长妥善护送回江南。他于3月初搭乘一只贩猪的大木船先到上海，转乘火车回到了无锡。在车站他打了个电话给唐秉琳，唐秉琳立即派他的卫士彭正刚乘吉普车带来了军衣，把唐秉煜星夜接回江阴。车至江阴城里，唐秉煜径直来到唐秉琳的住处，唐秉琳、吴广文、王德容等人都在焦急而又高兴地等着他。大伙儿都在为唐秉煜的安全担心，见他安全回来，大家都松了口气。唐秉琳说，要是再不回来，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原来在唐秉煜走后不久，国防部因要转移广州，来电话到江阴要塞催唐秉煜回南京，后又派一名科长到江阴要人。这个科长一到江阴就找唐秉琳查问唐秉煜的下落，唐秉琳急中生智，说唐秉煜在苏州看望要塞疏散的家属时，被车撞伤，住在医院里。这个科长问住在什么医院，唐秉琳编造说在“博爱医院”。这个科长还挺认真，要到苏州去看望；唐秉琳怕露了马脚，千方百计不让他去苏州，又是送钱送礼，又是请客吃饭，才打消了他去苏州的念头。不料他回到南京后，往苏州的“博爱医院”打了个电话，当然没有查到有唐秉煜这个人。
随后，这个科长又打电话问戴戎光：“唐秉煜不在南京，不在江阴，说在苏州也没有，到底哪去了？”
戴问唐秉琳。唐秉琳假装说是错了一个字，对戴解释说，不是“博爱”医院，而是“博习”医院，并说：“假若不信，还可以把住院证明寄去看看嘛！”唐秉琳接受上次的教训，早就派人去苏州，让其夫人托人在“博习”医院开了一个住院和休养证明，续假半月才向国防部应付了过去。
3月下旬，文通员吴铭来到江阴，对地下党说，上级已通知。 为便于渡江作战，要塞地下党已由华中工委转交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直接领导。并传达了叶、韦首长指示：要塞地下党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到四个港口，在我军渡江时，—不开枪，二不打炮，保障我军顺利登陆，完成就是渡江第一功。”
叶、韦应地下党的要求，派来了李干、徐以逊、陆德容、王刚四名团营级干部到江阴协助地下党工作。起初，组织上曾考虑最好让他们在要塞担任连，排长，以便控制某些基层分队。要塞地下党研究认为，“当官”目标大，且受连、营长的管束，行动不便，加上他们对蒋军的一套生活方式不熟悉，反容易露出马脚，更重要的是，要塞军官的任职必须通过戴戎光上报国防部批准任命。因此，地下党决定把江北派来的干部一律安排当“卫士”。这样，李干被安排在炮兵总台，当唐秉琳的“卫士”；王刚被分配到司令部勤务队当“兵”，协助通信分队长李容有的工作；徐以逊和陆德荣被安排到游动炮兵团，当王德容的“卫士”，并且为他们都事先准备了一套掩人耳目的“说词”。
特别是李干，他是解放军的团长，红军干部，要装扮成唐秉琳的“卫士”，难度颇大。他为熟悉那一套卫士的规矩，关起门来反复演练了两天。他和唐秉琳还在总台办公室演了一段“戏”给别人看。唐秉琳当众先是“责怪”李干一顿：“啊，你怎么又来找我了？那时在湖北我让你回家结婚的，怎么又来了？”
李干是湖北人，乡音很重，毕恭毕敬地说：“报告台座，我确实对不起你，结了婚老婆拖后腿就出不来了。”
唐又问：“那怎么现在又来找我呢？”李干回答说：“现在家乡乱得很，没有出路，到别的地方当兵还不如找老上司。”
唐秉琳故作嗔态：“你看你这个人真是！来就来了，就在我身边当卫土吧！”
国民党对江阴要塞非常重视，汤恩伯在常州召开的作战会议后指示王德容和唐秉琳说：“要塞是京沪江防的支撑点，火力要加强，要有机动炮兵策应东西两翼，要塞要守得住，攻不破，才名符其实。……”
此后，汤恩伯、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123军军长顾锡九、21军军长王克俊，以及蒋军副总参谋长、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李延年率高参数人，偕同美军顾问团几个顾问，先后数次视察要塞，对要塞的火力表示满意。这些国民党要员在视察中，指示要塞装石沉船，堵塞北岸入江港汊，要求要塞对发现的北岸船只以重炮轰击，并在易登陆的滩头布设防步兵跳雷。这些均被地下党以种种借口拖延，没有得到执行。
4月19日午饭后不久，唐秉琳、唐秉煜、王德容、李云葵、李干、王刚、陆德荣几人，陆续来到乡间新联络点见到了地下联络站负责人唐仲衡，并同从江北第10兵团派过来传达兵团首长指示的王潋明见了面。王潋明当即传达了10兵团首长的最新指示，要地下党紧急行动起来，在4月20日前做好迎接我军渡江的一切准备工作，，渡江具体日期尚未最后确定，等待通知。随后要塞地下党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和分工。地下党分配王潋明到游炮团王德容团长身边当“卫土”，协助王团长掌握好游炮团，适时为我军在长山至黄山地段让开登陆正面，并迅速向黄山集中。
4月20日凌晨5时许，吴铭突来通知唐秉煜立即去唐仲衡家接受“家中”的来信。原来是10兵团司令部发来的渡江密写命令。命令密写在夹于一大叠的草纸中。吴铭将草纸一张一张地泡在水中，泡到约三分之一处，草纸上开始显出字来，他泡一张，唐秉煜看一张，命令内容大致如下：（1）渡江日期确定为4月21日；（2）发起渡江前四小时，在黄山对岸燃起三堆火为渡江开始信号；（3）联络识别记号：在左上臂缠一白布条；（4）当日口令“上海部队”，最后的落款是：第10兵团司令部。
4月21日零时后不久，要塞地下党已感到我军在江阴地段开始渡江行动，发起了拔除敌21军145师江北八圩港桥头堡的战斗，敌145师师长和参谋长不时用报话机请求江阴要塞炮兵总台予以火力支援。唐秉琳回答他们说：“夜间射击不准确，炮火有散布，最好不打。”
敌师长仍坚持：“炮台有支援我们的任务，不打不行！”
唐说：“好，我们支援。但是要求指示目标准确点！”于是就在“指示目标”上做文章。唐秉琳按照地下党预先研定的腹案，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炮按三个编号标定点各减4百公尺，每炮12发连续射。
一声令下，众炮齐发，一批批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支援”在敌桥头堡阵地内，打得敌145师师长火冒三丈：“不要打啦！你们的炮弹落到我的指挥所啦！”随即对唐秉琳破口大骂：“混蛋！你打的什么炮？老子毙了你！”
唐秉琳用报话机和他吵了起来：“你们指示目标太不准确，怪谁？造成伤亡是你们自己的责任！”气呼呼地扔掉报话机，走出总台指挥所。
戴戎光闻声过来问唐秉琳怎么回事，唐发着脾气说：“他们自己把目标指示错了，落了几发炮弹在自己的阵地，还要骂我们，真是岂有此理！”戴不以为然地说：“散布是常有的事，他们步兵不懂！”敌145师挨了这一顿狠揍，再也不要“火力支援’，了。
解放军第10兵团司令叶飞，在报话机里将唐秉琳与敌师长之间的争吵听得一清二楚，他高兴地一拍桌子说：”行了！”急令开船渡江。
凌晨2时许，唐秉煜走进指挥所，见戴戎光似睡非睡地躺在床上。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翻身起床，走出指挥所掩蔽部，站在一座露天炮台上，向江面张望，接着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船！船！怎么还不开炮？唐秉琳哪里去了？再不开炮我就砍他的脑袋！”
唐秉煜手握子弹上膛的加拿大手枪，紧贴着戴戎光不到一公尺。戴的话音刚落，他立即接上了茬说：“现在还看不清楚是船还是波浪的影子，等看准了再开炮。”
戴气呼呼地说：“不行！找唐秉琳来！”说完一抬腿就快步走进指挥所，他的随身卫士也都一窝蜂跟了进去。
唐秉煜并没有按戴戎光的指令行事，他告知正在第一大台指挥所外面的唐秉琳，要他就在第一大台指挥所指挥，避开戴戎光，其它一切由他来对付。随即唐秉煜又回到戴的指挥所。只见戴戎光正拿着电话“喂！喂！”连喊了几声，才发现电话是个“哑巴”。原来，电话线早巳被唐氏兄弟令李容有和王刚剪断了。戴戎光这时着急起来，命令他的警卫班长说：“跑步去传我的命令，通知总台长，再不开炮，我就砍他的脑袋！”
警卫班长出去之后，戴走出指挥所，站在指挥所的平台上观察是否按他的命令开炮。炮弹终于发出了，但却是一批卸掉了引信的炮弹。“咚”地一声炮弹射出炮口，在半空中呼啸，但却听不到爆炸声。戴戎光气急败坏地骂着：“妈的！这打的是什么炮呀！是欢迎的礼炮呀！”
凌晨三点多钟，为了制止戴戎光一再强令唐秉琳向渡江船只开炮，唐秉煜召集李干、吴铭蹲在指挥所外开了个小会。唐秉煜对两人说：“是动手的时候了。”然后他让吴铭代表共产党宣布江阴要塞全体官兵举行起义，命令戴戎光缴枪投降；让李干负责掩护吴铭的行动；自己负责收拾戴的警卫班，活捉戴戎光。会议不到五分钟，这最后一击的行动就确定了。唐秉煜把一个加强警卫班布置在指挥所周围，以两挺机枪正对着指挥所的前后出入口；封锁了进出路， 自己手提上了膛的加拿大手枪，快步走入指挥所，四个手提冲锋枪的卫士紧随而入，控制了掩蔽部内的通道，严密监视着戴戎光警卫班的一举一动。
然后，他们冲进指挥室，枪口对着戴戎光。接着，吴铭同志以爽朗有力的声音对戴戎光宣布：“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宣布战场起义，现在要你缴械投降！”
戴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忙问一旁的唐秉煜：“这是怎么回事？”
唐秉煜说：“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宣布战场起义，你只有缴械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戴甚为惊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颤抖地说：“既然事已如此，我就缴械投降吧。”当即将所佩带的左轮手枪和子弹袋交给唐秉煜，就软绵绵地躺倒在床上，他的几个卫士见形势不妙，也就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江阴要塞起义，迅速切断京沪杭铁路、公路，促使南京守敌慌忙撤逃，并很快地切断了南京之敌逃往上海的退路，阻止了外国军舰逆长江而上，使南京政府十分震惊，气得蒋介石在几天后的杭州会议上大声骂娘。
十三、桂永清临阵退缩，林遵率第二舰队起义
4月22日凌晨，国民党第二舰队少将司令林遵，径直走进南京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只见一个个办公室大门洞开，破家具东倒西歪，满地都是碎纸片。他穿过两座大院，不见一个人影。
林遵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办公室。天还未亮，桌上点着两支蜡烛，发出摇摇晃晃的萤光，房子里很凌乱，一副战败的景象。桂永清背着双手，在室内走来走去，看见林遵进来，马上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明！你可来了。我等了好久了！”
没等林遵坐下，桂永清就说：“国民政府已迁到广州，总部今天也要迁往广州。我马上就要飞上海了，现在我把在南京的舰艇集中起来，交给你指挥。你务必于今日傍晚驶离南京，把舰队带到上海。这是党国和总统交给你的重任，应为党国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