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兵团由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委。辖第24军，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第25军，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第26军，军长张仁初，政委王一平；第34军，军长何基丰，政委赵启民。
第9兵团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委。辖第20军，军长刘飞，政委陈时夫；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第30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第33军，军长张克侠，政委韩念龙。
第10兵团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辖第28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第29军，军长胡炳云，政委张藩；第31军，军长周志坚，政委陈华堂。
1949年2月9日，商丘附近张菜园，中原野战军指挥部。根据军委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仍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权力。今天，总前委在此召开作战会议。
粟裕首先说出他的观点：“我看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
邓小平手里拿着支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桌面，对粟裕说：“谈谈你的看法。”
“这个时候渡江，就政治因素而言，敌人此时内部还没有求得一致。从军事上来说，敌人的部署还没有完成，他们还要在直接配备和后退配备两种方案之间进行徘徊，江防体系还不可能完善。从季节而言，4月初的雨水少，便于作战，一过4月，长江的桃花汛就会到来，那时江水陡涨，水面加宽，水流也变得很急。”粟裕对情况很熟悉，分析得简明透彻。
谭震林补充道：“这个时间渡江唯一的不利条件，是准备时间比较仓促。”
邓小平用眼色征询陈毅的意见。陈毅说：“3月半出动较好，我们可以按此时间报中央定夺。”
邓小平见渡江的时间问题，大家已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说：“时间问题就这样暂定下来，那么，我们怎么打呢？国民党国防部在江防上曾经考虑过三线配备，即前进配备、直接配备和后退配备。蒋介石说，长江防线如同常山之蛇，击尾则首至，击首则尾至，击其中间则首尾俱至。”
谭震林说：“国民党的前进配备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过去曾强调‘守江必固淮’，可是淮海战役一败，他们已没有能力实现前进配备。据侦察部队报告，敌人设在江北滁县指挥所已被取消了。”
“过去我们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总是采取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粟裕停了一会，将语气一转又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占有优势，我们的炮兵完全可以压制长江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军舰和空军。而敌人则兵力不足，防守空隙大。”
陈毅幽默地说：“蒋介石这次是顾头顾不了屁股，1800多公里的长江防线，我看他没有法子守了。”
邓小平把手中的铅笔使劲往桌上一拍，说：“我们就来他一个全线突破，在宽大正面上，使用大部队强渡长江，让蒋介石的长江防线首尾不能相顾，这样蒋介石的‘长蛇阵’就要成‘死蛇阵’了。”
九、四分五裂的南京政府空喊和平，汤恩伯只守上海不守长江
李宗仁一面迫切希望和谈早日开始，以制止解放军对江北国民党据点的攻击；一面开始着手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2月14日，李宗仁派出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飞往北平，携带了他的5点建议：（1）政府同意通过政治方法解决一切国家问题；（2）各方指派一正式代表团，立即恢复和谈；（3）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4）今后国家重建工作按下列原则进行，即组成民主政府，平均分配财富，军队国有化，全体人民自由生活；（5）今后与外国的事务，按照民族平等，互相有利的原则进行。
李宗仁在南京焦急地等待着，可是他没有等到四老的好消息，却连篇累牍地从报上看到毛泽东发表的文章。
2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文章。毛泽东指出：“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的地位，相信他的人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2月16日，毛泽东发表《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文章。文章说：“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反对惩办战犯呢？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你们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他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们，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以拯救战犯为前提了呢？根据你们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四亿五千万，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
2月18日，毛泽东又发表《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一文，文章对蒋介石、孙科和李宗仁的观点都作了批判。毛泽东在文章中说：“李宗仁知道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
看到这些，李宗仁坐不住了。他不能等待共产党给他一个结论，他要首先整顿好国民党内部，否则“家不和，外人欺”。
2月22日，李宗仁装作去华南视察，乘飞机到广州。他要说服孙科，让他把行政院搬回南京。
当晚，李宗仁同孙科进行了会谈。
李宗仁说：“哲生兄，请你将行政院迁回南京，要不然我这个‘代总统’就没法干了。”
孙科说：“南京实在太危险了，共军已到江北，在敌人的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
李劝道：“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下过去的？你在南京垂危之际；无论如何要以大局为重，迁回南京。”
李宗仁终于说服了孙科，他于2月28日带着政府的所有人员回到了南京。
可是，由于他的举动在立法院引起普遍的不满，立法委员们动议对他投不信任票。孙科狼狈之极，只得表示辞职，李宗仁终于搬掉了一块拦路石。
孙科走后，李宗仁找到何应钦，要他出任行政院院长。李宗仁说：“敬之老弟，1927年8月蒋先生第一次辞职，我俩的合作非常好。现在历史正在重演，蒋先生又下野辞职了，南京再度垂危，当你以前的同事孤独的时候，你能无动于衷吗？”
何应钦被李宗仁的一席话所感动，他说：“我会帮忙的，但是你知道蒋先生的为人，没有他的赞许，我实在不敢有什么举动。”
李宗仁立即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向退休的蒋介石报告何将接任行政院院长一职。蒋在电话里回答：“让德邻弟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之人，能说什么呢？”
站在吴忠信身边的何应钦，听到蒋的口气如此客气，感到不寒而栗。他对李宗仁说：“德邻兄，你还是允许我远离政界吧！”
此后，李宗仁又派吴忠信去蒋处请求，蒋最后给何应钦打电话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你就接受下来吧。”
何应钦仍不敢轻举妄动，他亲自到溪口见蒋，在蒋处取得更详细的指示后，才接受了李宗仁的任命。
李宗仁一面抓和谈，一面抓长江防御，他的策略是“备战求和”。
1949年3月初，南京国民党国防部。
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蔡文治等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正在召开作战会议。
李宗仁说：“我们要和共产党进行和谈，但是也要搞好长江防御。军事上发展到今天这步田地，需要守江，把我们的命运寄托在长江天险之上，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毕竟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这些是我们的长处，如果我们善加利用，共军未必可以飞渡长江。”
何应钦问：“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力量可用于长江防御？”
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回答：“汤司令有45万人，白司令有25万人，此外还有舰艇178艘，飞机230余架。”
参谋总长顾祝同说：“先说说你们作战厅的计划。”
蔡文治说：“我军江防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长江江面极宽，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
蔡文治对着大幅江防作战地图，仔细地讲解着。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人频频点头。
但是，汤恩伯却不以为然。他说：“这一方案根本行不通，它违背了总裁的意图。”
颐祝同问：“汤司令，你有什么方案呢？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听听。”
汤恩伯说：“我认为，应把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
此言一出，四座一片哗然，许多将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何应钦向：“如此，南京还如何守卫？”
顾祝同说；“守上海，而不守长江，此乃下策。”
李宗仁说：“汤司令，可否重新考虑。”
汤恩伯握有实权，上自湖口，下到上海，45万大军在他一人节制之下，因此李宗仁等人对他毫无办法。汤恩伯不管众人怎么说，仍然坚持他守上海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实在忍无可忍，对汤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顶了汤一句：“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感到在众人面前丢了脸面，气得暴跳如雷，完全失去了常态。他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也气急万分，没有想到汤恩伯如此不可理喻。他气呼呼地收拾起文件，连声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李宗仁望着何、顾二人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苦笑着摇头，“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他们说的老总，当然是指蒋介石。
十、张治中三谏蒋介石，蒋介石说：“逼我下野可以，逼我亡命就不行！”
蒋介石下野后不几天，张治中告别南京，回到兰州。张治中此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最高长官，他想：“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
张治中，字文白，国民党的二级陆军上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为国共和平解决问题三次飞赴延安，被人们称之为“和平将军”。
回到兰州后，张治中觉得保全西北并非易事，宁夏、青海“二马”未必听从他调遣。他在2月27日作了《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提出主和的原因，暗示将来西北也非和不可，他的讲演遭到了一些顽固分子的反对。
这个时候，李宗仁在南京为和谈代表的人选大伤脑筋，李认为，张治中是最合适的代表，所以几次三番打电话，去电报，催促张速去南京，商谈和谈大事。
张治中的好些朋友也对他说：“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主和，现在和谈的时机已经出现，国共双方都愿意谈和，你是不能逃避的。”
张治中想：“国共两党之间积怨太深，和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自己也不能置身于和谈之外，若如此，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自己对国家和平痴心梦想了二十多年，现在即使有一分和的希望，也要为和平付出十分的努力。”
张治中经过数天的权衡考虑，终于决定为和平作最后一次努力，遂于2月22日接受了李的邀请，飞到南京。何应钦、白崇禧等要人在机场欢迎张的到来。
傅厚岗，代总统李宗仁的官邸，李宗仁为张治中接风洗尘。
李宗仁说：“‘和平将军’一来，我们的和平就有希望了。”
张治中说：“今天差点到不了这里。南京的气象条件很恶劣，能见度只有200米，云层又低，还下着雨，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半个多小时。”
白崇禧说：“文白兄，你的飞机在半空悬着，我的心也吊在半空，可我这颗半空中心还在为你的安全祷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