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初中阶段的搬家和转学，是韩寒人生中所受到的第一次强烈的冲击，也是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次和最关键的一次冲击，因为正是初中转学期间的经历，促成了他开始偏离传统的教育成长模式，向最终成为作家的方向努力。
韩寒家最初搬到朱泾镇，是因为韩寒老爸韩仁均去当时上海金山县县委（那会儿金山还没有变成区）的一个内刊编辑部做编辑，搬家后的韩家在一个时期里，由于各种原因在经济上一度不甚宽裕。当然，上世纪90年代，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物质生活的不充裕是一个普遍现象。韩家当时的所谓经济不宽裕，并不是绝对的困难，而只是相对于当时的一些收入较高的家庭而言。
最开始到朱泾镇时，他们全家甚至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借住在亲戚没有卫生间的老公房里，每天早晨必须去外面的公厕排队上厕所，韩寒因为不耐烦排队有时干脆忍忍就上学了。韩寒母亲的工作单位还是在老家亭林镇，每天要通勤上班。后来韩家虽然有了自己的房子，但小日子相对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还是紧巴巴的。韩寒从小爱好读书，但是在初中阶段，因为家庭条件不能完全满足韩寒的购书需要，韩寒父亲给韩寒办了县图书馆的借书证。
除了经济困难，韩寒还要背负、面对乡下人的身份危机。
韩寒经常在各种行文中自称“乡下人”、“郊区韩”，其原因就是在搬到朱泾镇以前，尽管韩寒的父母都不务农，但韩寒的户口却是农业户口。在发表于《文汇报》的文章《我生来就是乡下人》中，韩寒写到：“我生来就是一个乡下人，从小在金山长大，一直到初中还是农村户口。”
其实乡下人也没什么丢人的。作家沈从文、福克纳都自称乡下人，作家贾平凹则自称农民。中国现在还有十多亿人是农业户口，就是所谓的城里人，往上查查三代，不用多，有几家不是农民出身的呢？农民最起码不会贪污腐败***。但问题是一般的小市民就不这么看，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会儿，城乡差别比现在还要巨大的时候。而城市人看乡下人的歧异眼神，无疑也会让那些进入城市的外来者感到有一丝焦虑不安。
关于户口对人的影响，韩寒在《文汇报》的同文中感慨地回忆说：“我母亲当时非常焦虑，因为我是农村户口，妈妈担心我将来谈不上恋爱。”类似的，《1988》中陆子野也曾就户口问题描述说：“由于我们都是农村户口，所以反而对户口没有什么研究，我们的父母倒是经常为此紧张，因为他们觉得当我们长大，农村户口就很难找到老婆，这便是阶级，我们分为直辖市，大城市，地级市，县城，小镇，郊区，农村，山区和贫困山区这几个阶级，父母告诉我们，我们属于郊区，并不完全算农村。但由于我们是大城市的郊区，所以又能有一些优越感，在这个阶级表里可以排在中游。”这些描写应该大体反映了青少年时代的韩寒，作为一个农村出身或者说有农村背景的孩子，搬到城市后的情感体验。
贱贫贵富，欺软怕硬，这是很多普通人待人接物的常态。韩家的相对贫穷，外来户、乡下人身份，在城乡差距较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必定给韩寒的家人、韩寒造成一定的生活和精神压力，这是不难想象的。大人还好办，相对容易适应社会，问题是小孩，性格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很难不受外界的不良因素影响。在韩寒17岁时创作的诗歌《世界两侧》中，韩寒曾这样写道：
农村的兄弟要读书读书以后咱再也不能做乡下人
娃啊你看城里人多神气住大房子坐小车子
娃啊好好读书分配到城里给娘接去
娘也要过过城里人的日子。
这话是从我一个正在用心读书的兄弟那里听来
兄弟说怎么办
我要文凭我要户口
活得不开心
后来我混混沌沌去了城市
在城市里过着混混沌沌的日子
什么人情冷暖都是别人的事
人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自私
这些诗句很清楚地反映了韩寒作为一个郊区少年，在进入城市前后所感受到的身份焦灼，以及城市对外来者的冷落无情。
★韩寒小贴士：
人进入陌生的环境，如果自己的状况相对而言不太好，就很容易被其他人所孤立，自己也往往对个人的身份标签神经兮兮。这实际上是在让韩寒跟方舟子比身高，为什么我们不让韩寒跟方舟子比相貌、比头发、比出版的作品多少、版税高低呢？当我们以相对弱势群体的面貌出现时，绝不可以活在他人的阴影中，而要发掘别人所不具备的，自己所独有的长处，扬长避短，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彰显自己独立不依的个性魅力！同时不断努力改善自己的状况，这样就比较容易获得心理平衡，以及生活、工作、学习上的现实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