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陕甘回民起义成为了历史，善后工作也进入了尾声。左宗棠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留给他休息的时间是有限的，还有更紧迫的使命等着他去完成。这就是我国的新疆陷入了空前危机之中，急需一名能征善战、文武双全的人去把失去的领土争夺回来。
我们知道，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年间，中国的文献中就把这里称作西域。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政权曾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又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还设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到了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勘定西域，四年后将西域改名新疆。清政府还在伊犁（今伊宁市）设伊犁将军，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另设乌鲁木齐都统，为该地区的军政长官，地位仅次于伊犁将军。
如今，我们耳边依旧回荡着左宗棠在第一次会试失败后曾写的《燕台杂感》，尤其第三首写道：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陀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在诗中，左宗棠歌颂了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加强新疆政治、军事设施，巩固西北边陲的功绩。同时，他又谴责了乾隆以后的边疆大吏不善经营，无所作为的行为。
现实的确是这样的，随着清朝政府的统治越来越腐败，新疆的反清势力也越来越活跃起来。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新疆便爆发了以回族、维吾尔族为主的大规模反清运动。起义队伍迅速控制了新疆全境，但起义军内部却由于争权夺势而分化为五个封建割据势力。它们是以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混战给伺机入侵新疆的外国侵略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因为军事上的失利，金相印、司迪克向新疆以西的浩罕王国求助。浩罕王国乘机派阿古柏领军进入了新疆。
阿古柏是何许人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阿古柏本名叫穆罕默德·雅霍甫，1820年出生于塔什干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人说他是乌兹别克人，也有人说他是塔吉克人。出生不久后，父母便离异了，跟随母亲生活的阿古柏在数年后又成了孤儿。年轻时他曾担任过舞师，后来，凭借这个职业和一套善于攀附、逢迎权贵的本领，先后担任浩罕汗国的军政要职，曾领兵抵抗沙俄的入侵。1860年左右，晋升为阿克麦吉特（今纳罗夫斯基）伯克，成为拥有自己势力的一方诸侯。从此，人们尊称阿古柏为“雅霍甫伯克”。
可见，阿古柏是一个善于钻营、投机、玩弄阴谋诡计、见风使舵和野心勃勃的人。这次来新疆，他仅仅是为了帮助金相印、司迪克谋求利益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阿古柏先后攻下天山南路的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今和田县）等地。所以，以和阗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被吞并了。
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向东侵犯，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也被消灭了。年底，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自立为汗，据有南疆。
同治九年（1870 年），阿古柏势力又向天山北路扩展，在北疆打败妥得璘政权，占取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
于是，阿古柏的武力侵占在新疆达到了最高峰，控制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整个新疆几乎沦为异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
西方最着名的战略地理学家麦金德认为中亚地带是世界的心脏，而亚洲、欧洲、非洲构成了“世界岛”，谁要能控制世界的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进而统治全世界。所以，在多灾多难的晚清，不仅有阿古柏入侵新疆，俄、英两个帝国早已对新疆觊觎有加，同时将黑手伸向了中国的新疆。
先看狼子野心的俄国，它是攫得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西北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贪婪的俄国不会满足，接着又把侵略目标对准南疆，试图把喀什噶尔置于沙俄的魔掌之下。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阿古柏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和乌鲁木齐。这个没什么要紧的，新疆大得很。晚了一步的俄国便在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年7月4日）出兵侵占伊犁，宣称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还放风说要带兵前往乌鲁木齐。很显然，俄国是想把新疆据为己有。
不过，清政府是软柿子，可以随便捏，阿古柏就不见得能随便捏了，所以，俄国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同治十一年，俄国向喀什噶尔派出使团，与阿古柏订立《喀什噶尔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俄国得到在南疆通商等权益。
俄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
再看英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作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不仅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攫取了大量权益，其势力还不断向长江流域渗透，而且对中国的西北、西南边疆也是垂涎三尺。
在阿古柏侵入南疆后不久，英国侵略分子就频繁前往喀什噶尔极力拉拢阿古柏。英国还利用其附庸土耳其苏丹来拉拢阿古柏。因为19世纪末土耳其是伊斯兰宗教的中心，土耳其苏丹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各统治阶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阿古柏也表示愿意附属土耳其，这正是英国希望的结果。
1870年，英国赴俄进行中亚问题谈判的代表道格拉斯·福西特从彼得堡返回印度后， 又奉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之命率代表团前往喀什噶尔。这个代表团还给阿古柏送来了一万支步枪和若干门陆军专用的大炮。这表明英国妄图以阿古柏政权作为在南疆的代理人。阿古柏自然不会拒绝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为得到英国的庇护，对英国使节说：“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还声称从这里到伦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往。 阿古柏还两次派遣代表团前往伦敦，得到英国女王的热情接见， 并获赠一个修理厂的设备和六万支步枪。
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阿古柏与英使订立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国同样无视清政府对新疆的领土主权，以承认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为独立国而换取了在新疆的特权。依照这个条约，英国取得了与沙俄相等的权利，并得到了一系列沙俄想要得到而一直没有得到的特权。这样一来，阿古柏就成为了英国势力插足新疆的工具。
俄国得知《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内容后，要求依照该约取得派驻使节、领事等权，但遭到阿古柏的拒绝。有奶便是娘，此时的阿古柏已经不是彼时的阿古柏，他做出这样的反应一点儿也不出乎意料。
1874年11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参赞梅辉立前往天津会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中国把天山南麓给阿古柏，把伊犁让给俄国，以缓和英俄的矛盾，并扶植阿古柏政权。
这样一来，新疆的问题严重了，俄国、英国正在实施着分割新疆的图谋，西北边防告急。在清政府长期积弱的情况下，要把俄、英侵略势力逐出新疆绝非易事，所以清政府迫切需要一员敢打敢拼的大将来完成这一使命。
热脸贴了冷屁股
和西方帝国列强相PK，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更别说真刀真枪地干了。清政府其实也是这种心思，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清政府更愿意用真金白银来换回新疆的自主权。
但列强已经不满足于真金白银，他们要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放手一搏了。必须派一员足智多谋的猛将来担负这个重任。清政府把手中的大将过了一遍，最终定格在左宗棠身上。一来，他身在甘肃，距离新疆比较近；二来，他名声在外，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精神。只有这样的人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才不会晕菜，才能重新宣示清廷在新疆的主权。
清政府没有看错人，因为左宗棠的确有这样的雄才大略。
早在鸦片战争前，左宗棠虽然还没有去过西北，但他从全国军事战略的高度对中国的山川攻守形势进行研究，认为新疆在西北地区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左宗棠在北京还与以研究西北史地而闻名的学者徐松相识，并从他那里得到了《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等有关研究新疆的着作。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后，在家闭门苦读了新疆研究的专着——《西域图志》，后来又读了陶澍复陈西域事略的奏稿。在湘江舟中与林则徐会面时，也谈到了西域时务。林则徐提出的俄国始终是中国心腹大患的观点在左宗棠的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左宗棠听到俄国派兵侵占伊犁的消息，时任陕甘总督的他敏锐地察觉到沙俄日益膨胀的扩张野心，意识到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面对强大的入侵者，左宗棠没有犹豫胆怯，发誓要与此虏周旋到底。他不顾自己衰病的躯体肩负起了御侮卫国、收复新疆的重任。
应清政府的多次诏令，左宗棠一面派徐占彪抵肃州以替出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一面致函湖南的刘锦棠，让他挑募数千精兵强将，在九月西行，保家卫国。
清政府虽然离不开左宗棠，但眼看左宗棠的势力越来越大，怕尾大不掉，所以，表面上好像要重用左宗棠，其实对他防备有加。
自乾隆以来，清王朝派往新疆主管军政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都以满族贵族等旗员充任。当阿古柏和俄国军队先后入侵新疆后，清政府依然把规复新疆的希望寄托在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提督成禄身上。像左宗棠这样的汉族地方要员是很难得到督办新疆军务要职的。
左宗棠虽然对清廷的用人不当深表惋惜，但却使不上力。大清江山是满人的，只有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这些骄傲的满人才会让左宗棠独当一面。
其实，左宗棠身为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他的职责主要是镇压陕甘地方的起义，而且此时的他已经年届六十，又有多种疾病缠身，他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告休回籍，享受天伦之乐。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左宗棠不会为了小家而置大家于不顾，所以，他向清政府筹议出关大略，敦促清廷制订用兵新疆以保卫领土主权的决策。他写给总理衙门的复信中，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规复新疆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沙俄是不会放弃霸占伊犁的侵略野心的，只有通过军事较量才能收回伊犁，这个指导思想不能变。
其次，用人有欠妥当。关外的景廉、荣全等军兵力不足，关内金顺、成禄等后路军又冗杂无斗志，派这种军队去收复失地，是天方夜谭。而且前进基地和进兵通道的河西走廊被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贸然出兵。
另外，左宗棠还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应办事宜和用兵方略，他指出：想要粉碎英俄的侵略意图，必须先击垮阿古柏的反动政权；而要收复伊犁，必须先收复乌鲁木齐；然后兴屯、安民，争取让伊犁和平回归。如果非得用兵，也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行。
左宗棠还指出要裁减冗员，在保证城乡民众能正常生活和生产的基础上统一收支、合理使用军饷，杜绝浪费。还要做到军令统一、步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让军队发挥出最佳的战斗力，才有希望规复新疆。
总的来看，左宗棠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想办法怎样对付俄国人，而在于精选出关的兵将；不必急着收复失地伊犁，而应该先攻取乌鲁木齐。
我们知道，左宗棠其实是一个新疆军务的“局外人”，但他却能对谋略规复新疆考虑得这样周密，这正是他甘于以“边荒艰巨为己任”的最直接体现。
为了能真正让清廷体察到问题的复杂，左宗棠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
同年十二月，左宗棠上奏请派新的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以规复新疆。理由是：自己年事已高，精力大不如前，无力掌控局面。
其实，左宗棠对荣全等人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意，才采用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的真正用意是希望清廷能让他取而代之，得到规复新疆的军政大权。
正如左宗棠所言，清廷派的这几员大将的表现，真是让人恼火不已。
当俄国侵占伊犁后，清廷派伊犁将军荣全前往收回伊犁城池，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寻找时机规复乌鲁木齐，调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迅速出关赴任所。
清廷对国土要寸土必争的态度是正确的，但下面的大将执行时就大打折扣。
荣全从蒙古的科布多行到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向俄人交涉收还伊犁，狡猾的俄国侵略者宣称已经向清政府说明他们没有久占伊犁的意图，只是代为收复，等关内外肃清后，就会交还。结果，荣全信以为真，谈判自然就毫无收获。
再看景廉、成禄都按兵不动，持一种观望姿态。特别是成禄自同治四年新疆人民起义后不久就到甘肃高台逃避战事，直到同治十一年仍然没有出关的确切消息。此时，阿古柏已经占据乌鲁木齐有二年之久，俄国侵占伊犁也有一年了。
更让人气愤的是，成禄不仅在高台瞒报营数，多领军饷，而且久驻高台，花天酒地，把荒边远塞视为自己的安乐窝，乐不思蜀。对他来说，收复失地是一件很久远的事情。
真是天高皇帝远，这种人都能身居要职，清王朝还会有什么希望啊。
左宗棠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同治十一年上奏：像成禄这样的人，视军令为儿戏，贻误战机，即使勉强出关，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的。建议把这样的无用之人统统撤职查办。
同治十二年八月，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后，左宗棠便把战略重心移向关外。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他调派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抵达玉门关。三月，清廷派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率军出关。张曜也随即率军行到哈密。
让左宗棠统领大军，规复新疆本来是众望所归的事情，但清廷的做法让左宗棠很不爽，也让众人大跌眼镜。
七月，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大臣。八月，清廷对左宗棠想要辞去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的奏折不加理会，命他在肃州设西征总粮台，督办粮饷转运。
就这样，满腔热血的左宗棠被放在了后勤的位置上，而像景廉这些只会贪图享受，没有半点能力的人却身居要职。朝廷的用人不当为这场战争埋下了隐患。
面对这样的任命，左宗棠的怨气自然是不打一处来。虽然热脸贴了冷屁股，他只是负责从关内筹解粮饷以达古城，但左宗棠仍然干劲十足，为谋略新疆献计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