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价值之辩(2)

跪的是公仆，还是权势

我天朝大国曾经牛过，假如时光倒流，拿出封建社会那段——好几千年呢，与西方蛮夷之帮PK，估计他们会无地自容，想那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比我们北京王致和臭豆腐历史长不了几天，在今天世界作威作福的，不觉得自己没历史、没文化啊。

麻烦在于，一种社会文化状态超稳定地持续时间过久，就会停滞不前，还易产生副作用，俗称酱缸，成为现代文明的敌人。

比如我们堪比日月同辉且恒久的封建文化就留下一副产品——下跪。

按照祖制，一般是臣跪君、民跪官、子跪父、卑跪尊，激动时还磕头，砰砰作响，把握不好分寸还出血，黄土地便有了血染的风采。

在我们忙着演练下跪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现代文明随着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垂临，人类突然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大家沐浴着民主之风，开始握手了，最多鞠躬，让我天朝大国好不懊丧。据说我乾隆帝由于英国特使马噶尔尼拒不下跪居然气得晾了他半年没见，最后老马同意单膝下跪才有幸一睹天颜，至于通商之念则是扯淡——我天朝啥都有，不需要西方的奇技淫巧——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整整40年。

被西方船坚炮利轰开国门后是漫长的屈辱史，不提了，怪伤心的。

现在托改革开放的福，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总量赶日超美，奥运世博纷纷落户，一派大国崛起的盛世景象。

不过由于咱们封建时间过长，下跪传统过于根深蒂固，还是经常上演。

过去，官员都叫父母官，跪准爹妈很符合伦理纲常。问题是现在有权的人都号称人民公仆，实在要行此大礼也得向人民下跪，但人民都很自觉，不敢对此太较真，能谁也别跪就千恩万谢了。

“杯具”是，人民有时觉得面对自己的部分仆人，不下跪就会被习惯性忽视，结果一跪还搞得舆论界沸沸扬扬，莫名惊诧。

2010年4月13日，大批群众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拒，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后庄河市政府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市政府正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但拒绝透露详情。

其实此前还有很多类似新闻。比如北京下岗群众苦盼多年终于从领导手里拿到传说中的廉租房钥匙后，当时跪倒，感动得涕泪交流，直向父母官称赞社会主义好。再比如还有一些着名的人民艺术家招收徒弟，也笑纳了一帮徒子徒孙的顶礼膜拜。

难道中国人就是膝盖软，在现代文明面前就永远难以挺直腰杆站立？这么说便有些误会公众——谁不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呀？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这么糟改自己的尊严呢——尊严哦，很关键的词哦。

其实，哥跪的不是公仆，跪的是权势。

尽管我们一直在推动依法治国，但由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始终未获根本确立，而与经济发展配套的社会制度建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公权力始终未形成公开有效的约束机制，社会监督的渠道狭窄而不畅，导致公民正当权益诉求始终难以按照正常的法治渠道进行，有时还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维稳的重点防范打击对象。在此背景下，公众只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权力身上——宛如我们祖先几千年的苦苦期盼那样，希望对方是青天大老爷，比如海瑞。

记得改革开放初，已故的叶剑英元帅谈到这场变革的主要任务时，曾说了三个字：反封建。

今天，改革开放进入30多个年头，中国伟大经济进步背后依旧拖着诸多下跪百姓无奈而沉重的背影。让人不得不扼腕三思。按说，他们都有一个光荣的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在法治的护佑下获得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

法治不立，臣民长跪。

法式人权PK中式勤劳

2011年4月底，法国劳动监察局发出通知，从5月1日起，禁止商铺周日上班——经营食品的商铺也须下午一点关张，否则要处以罚款。受波及的多是华人。

理由很人道：保障雇工的权益。

早在1906年，法国“商店周日不开门”的规定就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此令不过是一次颇具针对性的重申。

华商们很气愤，自称“被礼拜”，一位经营食品的巴黎华商就此算了笔账：下午一点关门，经济损失差不多是日营业额的1/3。

要在国内，礼拜天加班叫爱岗敬业，大公无私，没准会被当成劳模表彰，备受社会尊重。

史称法国式人权PK中国式勤劳。

首先为国内一些劳动监察部门感到脸红。现在中国企业超时加班现象很普遍，劳动光荣该累死活该了，官员们竟佯装不知，有白领投诉，竟敷衍塞责，最后逼着个别维权无望的职员给自己送“不为人民服务”的锦旗。真给咱社会主义祖国丢人。

一位法国议员说：生活质量就是在一周内有一天，我们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其实他有所不知，中国皇帝当家了几千年，没出现受难的基督，也没有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更缺乏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体解放和民主启蒙。自古以来，国人推崇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所谓信仰的差异。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通过文明输出加海外殖民掠夺完成了财富原始积累——鸦片战争以后咱大清国对此贡献卓着，连法国着名作家雨果都看不下去了，专门撰文谴责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

此后，西方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文明的进程，在民主、自由、平等的旗帜下，构建了新型公民社会——先富带动后富，中产阶级逐步壮大，呈现出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的良好图景。

以巴黎人民为例，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享受生活，得益于国家福利制度的完善：除了人均收入位列全球前列，还拥有完善的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巴黎的失业救济金在每月600欧元左右，而物价和该市相当的北京低保线只有其几十分之一。

改革开放后，祖国重回经济建设正道，并靠着勤劳勇敢创造了世界瞩目的奇迹——2010年GDP超越日本，直追美国。

与此同时，大批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背景下走出国门淘金，要想在那里立足，赌注就是自己。靠着超乎想象的付出，很快落地生根，创造了日益兴隆的中国城。如果到过巴黎的第十三区，您会真切地感知华人开创的繁华胜景。

甚至可以说，中国人超乎想象的辛劳，24小时不关门的商铺饭馆，也为巴黎人日常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国内中国工人的付出甚至将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集体下降了1/3。而以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欧美国家的高福利也的确让太多国民沉湎于懒惰舒适的生活不思进取，在欧洲便有四个这样的国家被称为四只猪，人民正在经受金融危机后生活质量下降的煎熬。

这也印证了一个古朴的真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但问题是：中国人如此辛勤付出仅仅是为了赢得商业竞争，获得金钱和成功吗？究竟该确立怎样的商业价值观？

在国内，展开这样的反思尤为迫切。毕竟，中国的豪客目前已是巴黎奢侈品商店的第一主顾。毕竟，利润大于人权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体制和监管却在变相纵容。

一个“60后”的18岁

有人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是社会的中坚，有人说我们已经集体OUT。

我即将不惑，不惑的意思之一就是主动接受命运的安排，不再喜欢无谓的争论。

我直到今天仍然相信，尽管18岁没意识到自己已经独立，但每个遽然降临的第一次都可能决定未来的命运。

18岁，我终于摆脱了家长的束缚，很自信地开始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远行。那时，大学校园的广播站为我们这些新生播送的是一篇激情昂扬的散文，名叫《天之骄子》，很盅惑人心，搞得很多同学都将当国务院总理当成自己奋斗目标，您如果安排他当个部长他肯定当成一种侮辱跟您急。

为了解一下自己未来的办公地点捎带见识一下北京的伟大，我会首先跑到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留影时的衣着、神态都和今天的农民工没有两样。

我记得那时多数同学的家境都很一般，每天都饥肠辘辘的样子，只能自封为精神贵族，开始写诗。

18岁，我在诗中宣布：我为命运当掉了棉裤，命运带给了我什么。那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任意驰骋的舞台，年少轻狂而不修边幅。没想到20年后，多数不想当总理的大学毕业生当掉棉裤有时竟然只是为了一份薪水低微的工作。

18岁，我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什么人，只知道听从内心的召唤，任兴趣像野草般自由地疯长。因为我知道大学的氛围和老师推荐的课外书都很重要，唯独通过课本学不到真正有价值的知识，于是开始理直气壮地逃课。

18岁，我突然觉得无法与高年级的同学交流，因为他们沉醉于弗洛伊德、尼采、卡莱尔以及兰波、马拉美。那是个西方思潮泛滥的年代，许多人都在玩深沉、包装得像学富五车的哲人，为了摆脱突如其来的严重自卑，我便天天到图书馆看这些很艰涩但很时尚的东东，没怎么看明白，但引用他们的警句欺世盗名也就够了。若干年后，当我明白那些书是经典，会使自己获益终生时，时代阅读大潮已经全面向功利化和消遣化投降，这些昔日的思想巨人要靠演艺明星代言才能在图书市场惨淡求生了。

18岁，运气好会遭遇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爱情，尽管很柏拉图。但活在伟大理想中的我不会珍惜，直到失去才会发觉那份感情是如此纯洁。如果人缘足够好，还可以通过在北京同学家中看A片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性启蒙。现在直接看电视就行了，目前在大都市，18岁不未婚先孕就已经很对得起爸爸妈妈了。

18岁，我开始明白每月给我寄生活费的家长很辛苦，开始萌动了要独立生存的冲动，便开始四处找校园热门话题写作，然后拿着点灯熬油写的各类作品到报刊杂志登门投稿，被不断拒绝也被更多好人鼓励，每一次稿费的来临都换来一次生活质量的改善，一年后，我的日常生活接近自给自足。

18岁，我要学着自己对很多重要问题做判断，首先要向所有师长传授的经验说不。若干年后，我看到美国作家约翰·韦恩写的一本名叫《打死父亲》的书，对这种成长的叛逆描绘得相当传神。只是若干年后，我历尽沧桑，才明白世界上最爱你的人还是最初这些烦你的人。

18岁，我觉得人生有无数明天组成，即使犯过再多错误都有机会挽回。直到发觉生命竟然是一张来自拉登的机票，单程的。种种难以抗拒的时光雕琢让我无奈慨叹：自己向往原野，怎么每次走到的都是马厩。

我便相当怀念18岁那闪亮的日子——关于理想、关于爱情、关于伤痛、关于奋斗都那么明澈而纯真。

我们为什么扶不起一个跌倒的老人

目前，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因。

遗憾的是，他们跌倒时往往无人敢扶。偶有雷锋传人试图冒险施救，不是被讹诈就是被法官庄严地依据常识判处巨额赔款，以至于跌倒受伤老人延误治疗魂归九泉的人间惨剧时有发生。有专家感慨：13亿中国人扶不起一个跌倒老人。

这样的道德境界显然与大国公民的素质相去甚远，为了激励更多人战胜内心恐惧，去扶危济困，社会各方人士群策群力，积极寻求保护这些敢逆潮流而动的救人勇士之良策。

首先登场的力量是公权力机关。卫生部2011年9月６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旋即引起各方热议。

这份技术指南很技术，考虑得相当周全，但对于非技术的普通公民要掌握，则有必要先去参加一个业务培训班，不然只能对跌倒老人退避三舍。但一提部门办班，笔者就担心个别机关会大喜过望——趁机敛财披上了神圣的道德外衣。还有一点，不少老人跌倒往往情况紧急，如此技术地救人势必延误施救，罪过仅次于见死不救，可见此指南有想当大的局限性。

多年来，笔者遍览诸多新闻，突生一感慨：中国公务员运气就是好得惊人，竟然无人遇到跌倒老人——全是百姓面对救与不救陷入艰难抉择。真心想说一句：与其有关部门发布技术指南，不如有干部冒着巨大风险去街头扶次老人，不仅对群众激励效果显着，也能捎带脚普及些救人常识，岂不两全其美？

还有一个可以起到强力模范带头作用的是富豪，反正慈善行为越来越像牟利和作秀，倒不如去街头扶起个老人，既能改善自身形象还能先富带动后福——不是从物质层面而是从精神层面。

鉴于出现这样的楷模尚需时间，加上道德疑似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人搀扶跌倒老人的信心似乎要依赖法治。2011年9月14日下午2点左右，一位八旬老人摔倒在昆明市麻园农贸市场门前路上，不少路人驻足围观却一直无人敢上前搀扶。热心的许女士想上前搀扶，又担心“蒙冤”成为昆明版的“彭宇”，最终她找来了两人作证才扶起老人。不少市民表示，如果再遇到老人摔倒的事情，他们也会像许女士那样，先寻找证人，再做好事。

但不是每次救人都能顺利找到证人，最好出门备好纸笔和摄影摄像装备，前者用于意识清醒的老人签字画押自证本人跌倒，后者用于证明自己没有加害意识不清醒老人。

这些所谓良策听着不仅操作困难，还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一个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何以如此人人自危？

最近传出这样一个故事，宛如灰色世界一抹动人的亮色。

刘士胜和李孝香都是（合肥）新站区磨店社区沿河村的村民，两家并不熟。8月13日9点多，赶集回家的刘士胜遇见了李孝香的婆婆李家珍。出于好心，刘士胜开着电动三轮车带了老人一程。没想到，刚到村口车子翻了，76岁的李家珍一头栽到地上，过世了。刘士胜好心办了坏事，为了表达心中的愧疚，先后四次要给钱，都被老人的家属婉拒了。理由很简单：“反正我们家是不能为了钱卖了良心的。我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我承认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很久，甚至因此产生了去搀扶跌倒老人的冲动。

李孝香家人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搀扶老人最重要靠的不是技术、证据，而是善良和感恩。

拯救跌倒老人先要唤醒更多人的良知——因为做这件事本来就没道理，该属人性的原点——本能。

功利“国考”

每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由于人数众多、竞争惨烈、备受瞩目而被习惯性简称为“国考”。

2011年10月25日零时，2012年国考网上报名结束。截至当天19时许，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达110余万人，总竞争比例为62：1。竞争最激烈的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一职位，招录比达3619：1。

尽管热度袭人，但细心的媒体还是发现：相对于2011年，无论是报考总人数还是单个职位热度，2012年国考首次实现“双降”。

甚至有人据此认为，这预示着国考在历经多年持续升温后，迎来了理性的拐点。这个乐观的论断下得有些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