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陷入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狈境地。然而，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谭温江、张歧厚的相继被捕，使孙殿英意识到情势严重。“上头真的较真儿，怎么办？”他思忖着这个可怕的问题，夜不能寐。必须尽快摆脱困境，他想出了一条见效最快的办法，自信有绝对的把握。
孙殿英与蒋介石的头号亲信、大特务头子戴笠的关系堪称是臭味相投，非同一般。孙殿英曾说过：“我孙魁元一生无真正的知己，也没有真正走上正道，只是遇到了戴雨农才得到了知己，才把我引人正道。这里所谓“正道”，是要打差别号的。孙殿英一生翻云覆雨，只要找到一个新的靠山，对己有利，就是他所谓的找到了“正道”的含义。孙殿英与戴笠首次见面时，因戴是蒋介石的大红人，孙殿英使出流氓帮会的手段，一照面倒地便拜，连说都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弟兄，今后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做个纪念。孙殿英还鬼头鬼脑地对戴笠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很痛快地答应收下，回南京后亲手交给蒋介石，并夸赞孙殿英确有江湖上的豪气，可以拢用。
东陵事发以后，孙殿英当然首先考虑求助于戴笠来摆脱危机。关于这段盗墓后的活动情况，孙殿英在1943年率部盘踞太行山，伺机投降日寇期间，曾与人谈到过，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己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听说是代表18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9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着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或何部长（何应钦）了，究竟雨农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皇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的墓崩开，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就多得记不清楚，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大约有5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珠；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呢，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半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是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变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起了孔祥熙部长的眼红。接到雨农的电告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物送去，才算了事。那把九龙宝剑，究竟是赠给了委员长还是何部长，到于今还不明白……”
孙殿英的自我表白，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所谓“中央命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秉公审理”这块招牌之后的肮脏交易。据当时传闻，慈禧口含的那颗可一分为二的无价之宝夜明珠，落到宋美龄手中后，便缀在这位“第一夫人”的拖鞋上。
“九·一八”事变后，蓝衣社头目戴笠随何应钦到达北平，开展特务活动。当时，孙殿英与戴笠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抗日战争爆发后，二人接触往来愈发频繁，并且拈香结拜，成为兄弟。而后戴笠还将孙殿英引见给蒋介石。孙后来回亿这段历史说：“那次到武汉（1938年夏）得而农弟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我坐下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而视。委员长开口向我说：，你的情况戴科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为国出力，我已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脚瞧了一遍，然后才慢吞吞地说出：“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可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话没说完，委员长赶忙命一个侍从参谋将我扶起来，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容，含笑地连说几声好好好。第二天见丁何部长，果然发表了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
这一番叙述，将蒋介石的汉奸手段与孙殿英的奴才嘴脸，道了个惟妙惟肖。至于孙殿英包括盗东陵墓在内的“不太清白的历史”，都在这尔虞我诈的相互利用中被“洗刷”掉了。
其实，早在东陵盗宝案发生后不久，孙殿英还未勾结利用戴笠穿针引线、广为贿赂之前，就已经打通“关节”，向能够左右局势、握有生杀大权的“上峰”送去“厚礼”了。这个“上峰”就是“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
盗陵事发后，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曾在南京发出通缉令，并委任北方革命军长官阎锡山将军为最高军事法庭庭长，对盗陵罪犯进行严厉审讯。阎锡山表面上一口应允，一本正经地对各路的呼吁、恳请一一回电，并将原件呈报南京政府，还当真按照蒋介石的意旨，组织了军事会审，派河北省主席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骨子里，他却另有打算。
钱铺少掌柜出身的阎锡山，与蒋介石勾结，1928年4月起兵“讨伐”张作霖。他抢在蒋介石之前“捷足先登”，轻而易举地进入北平，取代张作霖，割据晋、冀、察、绥、京、津六省市，一跃成为军阀中的暴发户。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原来就有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明里，阎、蒋依然称兄道弟，暗里却磨刀霍霍，时刻准备决一雌雄。
为了麻痹蒋介石，阎锡出将“平津卫戍总司令”职交参谋长朱授光代理，自己则返回老巢山西，终日不理“朝政”，沉溺于游山玩水，寄踪于名山古刹之中，其实他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当阎锡山看到孙殿英因盗陵事发成了过街的老鼠，便期望将孙争取过来以为己助。
于是，某日阎锡出将孙殿英召进府中。他劈头就问道：“殿英兄，你胆子也忒大了，啥事都可干，为什么偏偏去捣皇陵？”
“奶奶的，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我得报仇！孙中山革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逼宫，我崩他八辈祖坟就犯法吗？我对得起大汉同胞！我这是革命！阎总，您说呢！”
阎锡山没有吭声，他吸了一口烟，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你扒出来的那批古董呢？”
“这……”孙殿英一时慌乱，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
“总座非常重视此事啊！”阎锡山趁机向孙殿英施加了压力。接着，他把蒋介石要他组织军事会审的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这番话可激怒了土匪出身的孙殿英，他竟忿忿地骂了起来。
“他蒋介石既然不把非嫡系当人看，我们也没有他这个总司令！奶奶的，逼急了，老于……哼……”
“好了，好了，不谈这些头痛的事了。”阎锡山把手一挥，叫人把机要秘书叫来，他当着孙殿英的面口授辞呈：“蒋总司令勋鉴：伯川承蒙信爱，委以重任，感激之至。但因身体不适，恐误国事，祈望准假疗治。军法会审一事，望另委贤能……”
阎锡山略施小技，便使孙殿英感动得几乎涕泪俱下，他朝阎锡山一揖到地：“请受弟一拜，如有用着孙某之处，敬请吩咐，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就这样，阎锡山轻易地收伏了孙殿英，他们绑在一辆战车上了。由于受到阎总司令的庇护，被关押在北平铁狮胡同旧陆军部内的谭温江，自然得到了有关当局的特别优待，吃香喝辣，穿绫着缎，名为阶下囚，实为座上客，根本不像一个盗宝贩赃的罪犯。而作为军事法庭审判长的商震，也早已知道“最高当局”的意旨，而且与谭温江又是旧识，朋友关系，因此在会审时不但不认真追究，反而敷衍了事，应付过场，竟然对谭说：“请你委屈一时吧。”这样，堂堂正正的军法会审竟成了逢场作戏的一幕丑剧。就这样，这些古物古宝重新回到了盗墓者的手中。
1930年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结成反蒋联盟。不久，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干脆将谭温江释放，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还亲自送谭到车站。从此，轰动全国、喧闹一时的补殿英东陵盗宝案，遂不了了之。
那么，孙殿英盗走的东陵宝物的命运又如何呢？这些国宝，除了一部分归人蒋、宋、孔等“名门”外，一部分在北平秘密出售时被侦缉队拿获扣留，余下的有很大一部分交给军需处长李德禄带往上海出售，想要卖给洋人，以获暴利，结果被英国人抢走（一说孙殿英派李德禄携宝去托青红帮头子黄金荣，卖给英国人，获款数百万，中间还叫英国人和黄金荣敲了竹杠）。李德禄怕回去不好交待，便将中介人全家杀死。孙殿英知道后，竟说什么：“总算出了口气，反正宝物来得不明，丢了也够本。”
1933年春，孙殿英驻河北沙城的时候，又成了蒋介石、冯玉祥双方争取的对象。冯玉祥希望他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蒋介石则不要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活动：孙殴英对冯、蒋采取既不得罪又不加人的策略，并利用他们的矛盾，如愿以偿地取得了退往西北开垦青海的职务，弄了个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孙率部西进，在攻打宁夏时，将自己收存的宝物拿出一部分，由部下畅明卿经手，交给驻在包头的晋军旅长出海泉代为保管。后来出海泉说这批东西遗失了，孙也没再追索；究竟是否丢失，除田海泉外无人知晓。
另外，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进驻豫北，孙殿英以巨额黄金向王行贿，并拿出盗陵所得的乾隆皇帝的白玉扳指儿、白玉连环簪和周代铜鼎等宝物奉送。还有一部分宝物据说孙派人送到其大老婆家藏起来，至今下落不明。
总之，这大批国宝被孙殿英行贿的行贿，送人的送人，卖的卖，丢的丢，藏的藏，弄得七零八落，不知去向，至今无影无踪，难以寻觅，令国人扼腕痛惜，愤恨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