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培根强调，一个人倘若不能获得那种判断力，那么一般说来也就应该让他谨慎行事，成为一个掩饰者了。他认为，当一个人面临困境却又不能随机应变时，那么采取一种看起来最安全最稳妥的做法也就是最好的，就像视力不好的人走路却很稳当一样。培根又说，当然，强者往往处事具有宽阔坦率的胸怀，拥有诚实肯定的名声。他们就像那种训练有素的马，能够辨别何时可以加速度行进，何时需要转弯。如果他们能够巧妙地把握坦率与沉默之间的分寸，即使他们因不得已而掩饰，也不易被识破。这是因为他们一向的开诚布公和处理事情的坦荡获得了民众的信任，使他们的掩饰几乎不能被察觉。
通过研究分析，培根对进行自我掩饰的种方法归纳为三种：
首先，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沉默。
其次，就是故意施放烟幕，向人们说出真真假假的消息，使人难辨真假。
再次，是积极掩饰，故意发布假消息来掩盖真相。
在他看来，掩饰的好处也可总结三点：
第一，是可以迷惑对手，奇袭敌人。
第二，可以给自己留有转身的余地，能够从容地退却。
第三，谎言可以作为诱饵，探悉对方的想法。
同时，培根还进一步归结了掩饰的三种弱点：
第一，说谎也意味着使自己虚弱，因为说谎就有被揭穿的可能，不得不随时提防。
第二，伪装使朋友误会，从而失去伙伴，陷入孤独。
第三，这也是最主要的害处，就是虚伪和掩饰将损害一个人的人格——毁掉人们对他的信任。
论婚姻与独身
在培根看来，拥有妻子和孩子的人，可以说对命运之神付出了抵押品。因为家庭成了伟大事业的影响因素，或者是好的动力或者是一种危害。
他认为，对于大众最有益的丰功伟绩，乃是出自未婚无子女的人士，他们的情感和经济上都已嫁给了大众，并陪上了嫁妆。那种有家室的人需要计较将来的收获，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付出了抵押品。
培根提出，大多数过独身生活的人最大的原因是为了拥有自由，为了保持自身的快乐和轻松的幽默感。尤其是对那些妄自尊大、性情乖张的人而言，他们对各种约束过于敏感，差不多连身上的皮带和吊带都视为枷锁了。
确实，独身者，也许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作为国民，就不一定让人称道了，因为他们动辄远走高飞，而且，几乎所有的亡命徒都属于这种情况。
培根说，好的风俗，能教化出情感坚贞严肃的男子汉，就像尤利西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之英雄）那样，他曾经抵制美丽女神的诱惑，而保持了对妻子的忠贞。贞节的女士常常骄横而刚愎，好像是在张扬其贞节。相信丈夫之精明的妻子，其维系婚姻之最佳方法是保持忠贞和顺服；但当她发现丈夫有醋心时，她是决不会用这种方法的。
他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妻子乃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老年时代的护士。所以，愿意的话，人何时都有娶妻的理由。
在他看来，有这样一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时常能看到一些坏丈夫却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这或许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偶尔很体贴，所以也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或许是因为，做妻子的为她们的耐心而感到自豪。但有一点错不了的，就是如果选嫁这些下作的丈夫，是出自为妻者当初不顾亲友之忠告的自作主张，那么她们就一定会将错就错，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论嫉妒
在《圣经》中把“嫉妒”叫做“魔鬼之眼”，而占星家则把它称做一颗“灾星”。这就是说，嫉妒的行为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眼光所触及的地方。
除此以外，培根还认为，被嫉妒之人最为得意的时候，嫉妒之毒眼伤害人最为凶狠，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候促使嫉妒之心更加强烈；另一方面是在这个时候被嫉妒者最为脆弱，最容易受到打击。
培根认为，嫉妒一般来自自身与他人的比较，比较是嫉妒产生的根源。因此，惟我独尊的皇帝一般不容易被人嫉妒，除非对方也是皇帝。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不容易招人嫉妒，他的美德愈多，招来的嫉妒越少。因为大家清楚由美德得来的幸福来自他们的修炼苦行。这是他们应当得到的。
而在他看来，同情心永远是可以治愈嫉妒的良药。而最能够使嫉妒消除的事情，莫过于大人物让他的下属拥有充分的权力和突出的地位。凭借这种手段，就在他与嫉妒之间树立起了几种屏障。
在此，培根还强调了“公妒”，所谓“公妒”，其实也是一种公愤。公妒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且具有危险性的疾病。公妒比私妒还具有一定的价值，公妒可以强迫大人物们收敛与节制，就如古希腊时代的流放惩罚一样。
培根是这样总结嫉妒的：嫉妒恐怕要算做人类所有情感之中最顽强、最持久的情感了。所以古人有句名言：“嫉妒永无停歇。”同时还有人指出，爱情与嫉妒也是所有情感中最令人消瘦的了。但与爱情相比，嫉妒毕竟是一种卑贱下作的情欲，因此它是属于恶魔的。
论爱情
通过比较培根发现，在舞台上的爱情往往要比在生活中的爱怨悲欢更值得观赏。因为在舞台上，爱情是喜剧的素材，有些还是悲剧的素材，而在生活中，爱情却总是招惹是非，有时简直就像一个妖妇，有时则像一位复仇女神。
培根强调，从古至今，所有伟大的和尊贵的人物，只要是我们知道的，还没有一个是因为受到爱情的诱惑而变得昏庸的。由此可以看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事业的确可以和这种孱弱的感情毫不沾边。
他还认为，爱情不但可以对不设防的心长驱直入，即使是严阵以待的心如果把守稍有松弛的话，也照样会随过随驻。
培根说，过度的爱情必然会夸张对象的性质和价值，这时，浮夸谄媚恭维之辞总是成为爱情的润滑剂。而在其他场合，同样的词令就不是那样了。的确，有一句话说得好：“人们总是把最好的奉承之辞留给自己享用。”——不过，对于爱人的恭维是永远的例外。
有这样一条铁的规律，爱情所能够得到的回报，从来都是要么得到爱，要么得到对方在内心深处暗暗的蔑视。因此，人们更应该小心对待这种情欲，它不但会使人失去其他的东西，就是连爱情自己也保不住。
培根认为，人的心灵在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是最容易入侵的，那就是当人们在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苦凄零的时候，虽然在后一种情境中不容易得到爱情，但是，人在这样的时候却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的。在他看来，“爱情”确实是“愚蠢”的儿子。当然，例外是存在的，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却仍能够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了事业的发展，它就会阻碍目标的实现。
培根认为，人性中有一种深藏的爱人的倾向和动机，若无具体对象得以关注，它便会撒向大众，并使人变得仁厚而慈善，正如有时在天主教修道士身上所见的情形那样。
总之，夫妻的恩爱，使人类得以繁衍。朋友的友爱，使人得以完善。但那些荒淫纵欲的爱，却只会使人走向堕落毁灭。
论权位
培根说，那些身处高位的人成为了三重意义上的仆人——君主的仆人，名望声誉的仆人以及自己事业的仆人。所以，他们没有自由——没有主宰自我的自由，没有随意言行的自由，也没有支配时间的自由。
在他看来，为追求权力而不惜牺牲自由，或者为追求驾驭他人的权力而牺牲自我，这种欲望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升迁高就的过程是极其艰辛的，要吃不少苦，但升得越高，得来的苦越多；而且升迁过程有时还是见不得人的，因其借用卑下的手段，使人变得尊贵。
“位高易倾，轻则官场失意，重则身败名裂。”身居权位，必须承担高度的风险。
培根认为，官居高位者只有通过他人的看法，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幸福。他说，倘若按其真切的感受，并无任何幸福可言。但要是一想到别人怎么看自己，别人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向往，那他们就好像从这些传闻中得到快乐，虽然他们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恰恰相反。
在培根看来，高官重权，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作恶将遭到诅咒，因此对作恶而言，最好是无欲为之，其次就是无力为之。但行善之权力仍是正当的、合法的憧憬之所在。善良的意念虽蒙上帝悦纳，但要是不实行出来，只不过是好梦一场而已。而行善非得有权有势作为其后盾和令箭不可。
有古语说得极有道理：“当官便知其为人。”有些人当官便为人更好，有些人更差。的确是这样。培根非常赞同这一点，无论是谁，有了权位而在改善，就足可证明其人格之高尚而心胸之宽阔了。因为，权位就是，或者说应当是德政之所在，且一如大自然一样，当事情在纳入正轨的运动时，此运动乃是最剧烈的，上轨后就动得和缓了。
在这里，培根还强调一点，所有往高位的晋升都有如登上一条转圈的楼梯一样，要是遇到有派系之分的事，最好就让自己往上爬时加入一派，爬上去了就要不偏不倚。应善意而公平对待前任的名声，因为不如此做的话，就成为一种债务，等将来你离开的时候非还不可。
论勇敢
如果有人问什么才是政治上最重要的才能？在培根看来，那就应该是“勇敢”了，那第二和第三呢？他认为还是“勇敢”。
他强调，尽管勇敢是无知和无耻的产物，根本不能和其他能力相提并论。然而，它的确可以迷惑和牵制那些占绝大多数的目光短浅和胆小的人，即使是聪明人，也常常会被一时的糊涂所麻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勇敢在共和制度的国家创造了奇迹，但在元老制度或君主制度的国家却表现平平。
还有，勇敢从来都是在勇敢者第一次出现时就会有奇效的，后来就没有什么了，因为勇敢的行为从来都不能把基于勇敢而做出的承诺予以兑现。
培根说，对于那些拥有卓越判断力的人，胆大妄为的人只是一种作为消遣的笑料，即使对普通人而言，勇敢者也是有点离谱的。
他认为，如果荒唐是笑料的素材的话，它就会让你确信，名副其实的勇敢是一定会包含着几分荒唐的成分。在此，他还进一步强调，勇敢者在失去面子时，就会神情萎缩、呆若木鸡，而胆小者失去面子时，却还有回旋的余地。
在培根看来，勇敢永远都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到其中的危险和麻烦。所以，把勇敢运用在决策上是非常有害的，而用在行动中则是十分有利的。基于这一原因，对勇敢者应当知人善任，永远不能够让他们作为统帅，而只可任用他做一名副手，而且要让他服从他人的指挥。
论仁慈
仁慈的含义可以解释为造福人类，也可以说是古希腊哲学家所谓“仁”，或者“人道精神”，培根认为，这两者表达仁慈的意义还不足够深刻。
在他看来，仁慈是一种习性，而仁慈的天性是一种倾向。仁慈善良，这是人类的一切精神和道德品格中最伟大的一种，是神性的一种。如果人不具有这种品格，人类就不过只是一个忙碌而有害、可怜而可惜的家伙，比一只寄生虫好不了多少。行善符合神性的仁慈，它也许会看错对象，但却永远不会过分。
的确，人性中这种仁慈或者善良的特性，有时也会犯错误。所以意大利有句很不礼貌的嘲讽话：“他因为过分善良而变成了废物”。
培根认为，人心固然应该善良，而行善却应该在理性的正确指引下。因为，人性中有天然向善的倾向，也有另外一面——向恶的倾向。
在培根看来，善良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也有多种多样的标志：
如果说一个人亲切高尚，对陌生人也能谦恭有礼，那么这说明他可以成为一个“世界的公民”——他的心没有国界，与五湖四海大洲大洋相通。
如果他能够同情其他人的痛苦不幸，那他的心必定美好得像那种高尚的杜仲，那种不惜自己受伤流出香液为人治疗伤痛的珍贵树木。
如果说他很容易的原谅宽容别人的侮辱冒犯，就证明他的心灵能够超越于一切伤害之上，所以他从此不易被伤害。
如果他感谢别人对他的微小帮助，那就说明他更重视的乃是人的心灵而不是无价值的钱财。
最后，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像《圣经》中的圣保罗那样尽善尽美，为了拯救兄弟同胞甚至宁愿忍受神的诅咒——乃至不怕被逐出天国，那么他就必定具有非凡的品格，进而与神耶稣一致了。
论狡猾
人们都认为狡猾是一种邪恶和畸形的智慧。培根十分赞同这一点，他说，狡猾的人与聪明的人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他们的差别不仅仅在于诚实上，而且还在于能力。
通过研究，培根将狡猾的特点一一罗列：
特点之一，专门在你谈话时察言观色。
特点之二，当你有急事要即刻处理时，先要对你所交涉的对象东拉西扯些题外话，使其无所戒备去推托你的请求。
特点之三，就是以别人的名义留下话柄。他先在无关紧要的场合放出话来，诱使别人学习接受，他再从中利用。
培根还提到过两种狡猾：一种是在英格兰称之为“锅里翻饼”，即把自己对别人说的话，赖做别人对自己说的。说实话，像这类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谁是始作俑者确实说不清。
还有一种含沙射影的狡猾术，比如故意当着君主的面暗示，自己对某某人说过：“我才不干这种事。”
培根说，狡猾的这些小货色是不胜枚举的，把他们罗列一下确是一件好事，因在一国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误把狡猾充当聪明。
所罗门说：“玩小聪明的人仍旧是愚者，真正的智者深思熟虑。”
论自私
培根说，蚂蚁是一种善于为自我打算的动物，它在果园或庄园里就是一种有害的东西。在他看来，过于自私自利的人一定会损害大众的利益。人当借着理性既自爱，不害人，不自欺，亦不欺人，特别是对君主和国家更当如此。
培根认为，人应当理智地区分私利之心与公共的利益。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时候，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特别是不可危害君主与国家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