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当我们认为我们所称赞的动物或其他对象的大部分的美是因便利和效益的观念而得来时，我们便会果断地认同这个观点。
休谟认为，即使产生快乐和痛楚的能力最终不能形成美丽和丑陋的本质，至少它们也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密切联系甚至会使我们难以区分考虑。但作为自然的美和道德的美所共有的因素（两者都是骄傲的原因），也只有此种产生快乐的能力；而共同的效应既然总是以共同的原因为前提，那么毫无疑问，快乐在这两种情形下，就必定是那种情感的实在的、有影响的原因。另外，就我们身体的美和其他外在对象的美来说，所有的也是惟一的差异便是：一种美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另一种则与我们毫不相干。
在休谟看来，它们之间的其他一切差异都是这种惟一的原始差异造成的，尤其是造成两种美在骄傲情感上有不同影响，更是如此。我们的美貌可以激发起骄傲的情感，但这种情感并不因受到外界其他美的影响而产生。
就我们的身体方面而言，对这个体系也仅有一种反驳的原由，这便是：健康是最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疾患是最使人感到痛苦的东西，但往往人们既不因前者而感到骄傲，也不因后者而感到痛苦。
论财产与财富
休谟是这样给财产权下定义的：在不违犯正义准则和道德公平的范围内，允许一个人自由使用并占有一个物品，并禁止其他任何人这样使用和占有这个物品的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如果正义是一种在人类心灵上有着自然和原始影响的德，那么财产权便可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不管我们是考虑它给予所有人以任意处理物品的那种自由，还是考虑他在这个物品上得到的好处。即使按照一些哲学家们的体系，将正义认为是一种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德，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此时，自然的良心便被荣誉感、习惯和民法所代替，最终依然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在休谟看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一提到财产权，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所有人；一提到所有人，也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财产权。这就说明其中存在着一种完全的观念关系，我们现在的目的及其所需要的一切正在于此。
情感间的推移，总是在观念间的关系与印象间的关系相互结合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当任何快乐或痛苦是从一个因财产权与我们发生关系的对象那里产生时，我们总是可以断定，在上述理论体系是确实而又满意的情况下，这两种关系的相互结合必然导致骄傲或谦卑的产生。这种观点究竟正确与否，只要我们大概观察一下人生，便可一目了然。
休谟认为，只要是有用的、美丽的或令人惊奇的所有对象，或者与这些对象有关的对象，借着财产权都能够产生这种骄傲和虚荣的情感。这些东西的惟一共同点只是在于产生快乐。只有这一点是这些对象所共有的，所以它也必然就是产生这种情感的那种性质，因为这种情感是它们所共有的效果。
通常，因为票据能够提供货币的能力，所以在很多时候它都被看作为财富。而货币被看作为财富的原因，也并不是它赋有某种特殊的性质，如作为金属的坚固性、重量和可熔性等，而是因为它与人生的快乐和便利有关。
对此休谟还进一步指出，当我们在任何财富降临时都有足够的能力随意取舍，并且我们的享受也不会因任何物理的障碍或很强的动机而受到影响，那么上述这种快乐便会愈加充分和强烈。既然人们都渴望拥有快乐，那么当快乐的产生没有受到外界的阻碍而且他们爱好快乐的倾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时，这种快乐便总是可能成为现实的。
通过研究休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其所有者心中，因财富而生的任何骄傲和虚荣（任何时候财富都有这样的作用），总是通过印象间与观念间的双重关系产生的。获得生活中的快乐和舒适的能力是财富的本质，而这种能力的本质就在于其发挥的概然性，在于使我们借一种不论真假的推理去预期那种快乐的真正存在。
在休谟看来，同财富产生快乐和骄傲，贫穷产生不快和谦卑一样，权力也会产生前一种情绪，奴役也会产生后一种情绪。我们的欲望通过控制他人的权力或权威来得到满足，而我们所遭受的无数耻辱，则是由让我们屈服于他人意志的奴役性导致的。
对此，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想到对我们行使权威的人或被我们行使权威的人时，我们被奴役的羞辱感和行使权威的虚荣感便大大增强了。
通过比较总是能增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与穷人的境况相比，富人总会因自己的境况而更强烈地感觉到幸福。权力所具有的特有优势也会因我们和我们所支配的人之间的比较而凸显出来，毕竟这种对比是再明显不过的。
论名誉
休谟说：“别人的意见对我们的情感总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的名誉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甚至如果没有他人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的德、美丽和财富都不会让我们心生骄傲。”
休谟认为，任何人所具有的被人称赞的那种性质，都会使人在心灵上产生一种骄傲。而作为虚荣心的对象，人们所拥有的权力、财富、家世、美德，正是被赞扬的词汇包裹着。在他看来，当一个人就自己的优势方面看待自己时，往往会感到一种独特的快乐，之后骄傲或自满便会产生。
美名总是令人感到快乐的，休谟非常赞同一点，但相比于我们从被我们所憎恶和鄙视的人的赞美那里得到的快乐，我们从被我们所尊重和赞许的人的赞美那里得到的快乐会更多。
同样的道理，我们会因其判断被我们重视的人对我们表示出轻蔑而感到羞耻，而对于其他人的意见，我们多半都是不予理会的。在心灵因任何原始本能得到一种对美名的欲望和对丑名的厌恶的情况下，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名和丑名影响，而此时，任何对我们有利或不利的意见，也都会激发起欲望或厌恶。
休谟认为，对傻瓜的判断同对智者的判断一样，都是对别人的一种判断，其不同只是在于，前者对自我判断的影响不及后者。与傻瓜的称赞相比，我们会因智者的称赞而得到更多的快乐，甚至我们会因与智者相识而得到附加的快感。当他人的称赞与我们自己的意见相左，并与我们所擅长的性质不同时，我们从中得到的快乐也是有限的。
在休谟看来，一个人无论怎样重视一种品质，只要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这种品质，那么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来赞许他，他也不会因这种品质而感到多么快乐。这就像士兵不重视雄辩、法官不重视勇敢、主教不重视幽默、商人不重视学问一样，你是无法使他们相信自己有这样品质的。
休谟说，当一个人自认为按照他的门第和品质应该享受一种奢华的生活，或是已经习惯于比较奢华的生活时，任何低于这种生活水平的生活方式都会让他感到羞耻。此时，他总是尽可能地掩盖自己对财富的更大追求。他知道自己的不幸，而别人并不知道，所以他对于以前生活的不愉快的比较和回顾，只是由他自己的思想所联想出来的，而不是因他人的同情而发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感到自在和满意了。
他认为，由于情绪的传导，快乐才因赞美而产生。即使是轻视世俗的人，广泛的名声也会使他们感到愉快，他们不会因自己不配享有这种赞美而表现得若无其事。因为自然情感与因同情而产生的情感发生冲突，骄傲的人在遇到轻蔑时，虽然并不立即表示认同，也总是会感到震惊。
论爱与恨
休谟认为，爱与恨的关系，与骄傲和谦卑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相似的。但是骄傲与谦卑、爱与恨这两组情感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直接对象是自我，或是我们亲切地意识到它的思想、行为和感觉的那个同一的人格，而后者的对象则是我们意识不到他的思想、行为和感觉的某一个其他的人。
在他看来，爱与恨的对象，永远都是我们自身之外的一个有情的存在者。自爱带给我们的感觉和一个朋友或情人所激发起的柔情是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的，据此我们就不难发现，平时我们谈及的自爱，与爱的本义是相去甚远的。憎恨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没有其他人附加侵害的情况下，对于自己的过失和愚蠢的行为，我们并不会感到愤怒或憎恨，而只是感到羞耻和惭愧。
既然爱与恨不是针对自我，而是针对其他某一个人的。那么，其他某一个人就是爱与恨这种情感的对象，但必须指出，他并不是导致爱与恨这种情感的原因，其在单独情况下，也是不足以激发起这些情感的。
休谟认为，爱与恨的对象不能成为爱与恨的原因。爱与恨的原因是丰富繁多，而又各不相同的。休谟通过认真考察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作为产生爱与恨的原因，它们都是复合的。如国王因占有雄伟的宫殿而受到臣民的尊敬，主要是因为：第一，宫殿的确是雄伟壮丽的；第二，由于财产权的关系将宫殿与国王联系起来。这两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都会使这种情感不复存在。
在休谟看来，没有了思想，爱与恨便无从谈起。这就像抽象的考虑德和恶；美与丑存在于无生物；贫与富属于第三人，对于和这些事物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来说，任何程度的爱与恨、尊重与鄙视都是无法产生的。
表面上看来，爱与恨这些情感并不需要一种印象关系，休谟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这只是因为这种印象关系相互混淆在一起而难以区分罢了。同爱与恨相比，骄傲和谦卑的这种印象关系就十分明显了，并且，这种情感的每一种原因都会各自产生一种独立的痛苦或快乐。
论恶意与妒忌
休谟认为，恶意与怜悯是一种相互对立的情感，就像怜悯类似于爱的结果一样，恶意类似于恨的结果。具体来说，恶意就是在我们没有受到他人侮辱或伤害时，也会对他人遭受的苦难和不幸抱有一种喜悦的心理。这就是恶意与妒忌这两种情感的主要来源。
休谟说，当我们处于幸运或不幸的状况和处境时，当我们认为自己在拥有财富、权力、名誉的程度上是大还是小时，我们往往会感到强烈或微弱的快乐和不快。
在他看来，他人的苦难会让我们对自己的幸福有一个更为生动的观念，他人的幸福则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苦难有一个更为生动的观念，而愉快正是这样由前者产生的，不快正是这样由后者产生的。
为什么旁观者的感觉和他所考虑的那个人的感觉正好是相反的？
休谟认为，因他人的幸福或苦难而产生一种相反的感觉，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比较来使我们对自己产生一种恶意，进而使我们对自己的痛苦感到愉快，对自己的快乐感到悲伤。
在这个问题上，休谟还进一步指出：一个人还可以把这种恶意推及到自身，甚至推及到他现在的好运，而且可以把恶意加深到这种程度，以至故意寻找苦恼，增加自己的痛苦和悲哀。这就好比我们的朋友正处于烦恼中，正在享受快乐的我们是会从我们的朋友那里感觉到一种反射回来的不快的。
关于恶意与妒忌的区别，休谟是这样说的：妒忌是由别人当前的某种快乐激发起来的，这种快乐会在比较之下削弱我们自己的快乐观念；而恶意则是不经挑拨而想加祸于人、以便由比较获得快乐的一种欲望。
休谟认为，与我们所拥有的快乐相比，引起人们妒忌的那种快乐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看到比他们低微的人在追求荣誉或快乐方面接近他们或赶上他们时，他们就会有那种妒忌的感觉。
在这里休谟还指出，因他人的优势而产生的这种妒忌，不是因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远远不成比例，反而是与我们的互相接近。
政治学可以析解为科学
休谟对政治学也有自己深刻的理解。他把政治学解定为“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且互相依存的人类。”在“论政治学可以析解为科学”一文中，休谟提出了构成一门政治科学的三个基本的因素或要点，即政体、法治与人性，可以说这三点是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的主线，贯穿在一系列的文章与著作之中，是其主要的思想精要之一。
论民族特性
对民族特性产生的原因，主要的说法有两种：一是自然因素，二是精神因素。而两者中，精神因素则对民族特性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因为民族只是由个人构成的集体，而个人的行为方式更多取决于精神因素。
经休谟研究证明，人性中的许多恶德都起因于明确的精神因素，自然因素在民族特性的形成中起到的是外因的作用。因为这些环境条件能影响其他各种动物，甚至能影响那些适于在各种气候中生活的动物，却不能给所有的动物造成同样彻底的影响。
因此，休谟认为：一切民族特性都不取决于确定的精神因素，而是来自上述一些偶然因素；自然因素对人类心灵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将未显现的原因视为并不存在，这是一切哲学当中的一条基本准则。
在休谟来看，当一些行为的偶然因素，使同一个国家的两个民族无法融合时，它们的行为方式便会在数个世纪中相击甚远。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的行为习惯也会发生变化，同样由人的行为习惯构成的民族特性，也相应的发生很大变化。
在这里休谟还进一步指出，在民族性格当中“勇敢”通常是最不稳定的性格。相反，“勤奋”与“文雅”却可能是一种稳定而普遍的民族性格，它可能变成全民族的习惯。维持勇气必须依靠纪律、勤奋与文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