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民间以树为社主的现象十分普遍，典籍中时见记载。《汉书·眭弘传）：“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颜师古注：“社木，社主之树也。”又《郊祀志上）：“（刘邦）诏御史令丰治枌榆社，常以时、春以羊彘祠之。”颜师古注：“以此树为社神，因立名也。”这里的“社神”实指社主。《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二引三国魏应璩《与阴夏书》：“从田来，见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问之，乃知郎君顷有微疴，告祠神社，将以祈福。闻之怅然以增叹息。灵社高树，能有灵应哉！”又引南朝宋盛宏之《荆州记》云：“叶县东百步有县故城，西南四里名伍百村，有白榆连李树，异干合条，高四丈余，士民奉以为社。”又引卞敬宗《栎社序赞》云：“余门前有一社树，盘根疏柯，似非近世所植。抗秀路左，流荫庭宇。”《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引崔晃《三十国春秋》：“《后燕录》曰：初晃之迁于龙城，植松为社主，及秦灭燕，大风吹拔。后数年，度社处，忽有桑二根生焉。”《大唐开元礼》卷七十一《诸里祭社稷》“前一日，社正及诸社人与祭者各清斋一宿于家之正寝。应设馔之家预修理神树之下，又为瘗焰于神树之北……社神之席设于神树之下。”这些材料中的树都指社主之树。
在文献中我们还常可看到人们在树下举行社祭活动的记载。《渊鉴类函》卷十八引《通志图经》：“（汉）董龙，周至人。家贫，与里人共祀社，众买牲牢，龙撰文以祭，祭毕分胙。久之，众不平，逐出龙。龙造泥饭以祭，祭毕，泣于树下。将焚文，有白鼠衔文入地穴。掘之，获白金一斗。龙不自私，率众首官。县令贤之，奏闻，旌表其闾曰义夫里，遂名董龙社树。”《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卷三十二《社日部纪事》所引《周至县志》与此略同。衔文之鼠就是所谓社鼠，可想而知，社鼠是以乘人不备偷食祭品为生的。董龙哭泣而祭的树自然就是社主之树。晋王廙《春可乐》诗：“吉辰兮上戊，明灵兮惟社。伯仲兮毕集，祈祭兮树下”宗懔《荆楚岁时记》（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社日，四邻并结宗会社，宰牲牢，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享其胙。”若不明古人以树为社主的文化现象，则面对“祈祭兮树下”、“为屋于树下”之类的记述，不免会对树与社祭的不可分割感到疑惑。可以说以树为社主是最为自然、最为普遍的社祭礼制，也是最为古老的社主类型之一。
其他民族中也有以树为社主的现象。云南的佤族管社叫“木依吉”，每个寨子都有代表社神的社树，它是佤族原始宗教中的最高神，掌管着风雨、生死和丰收。
2.木为社主
这里的木指人为的木牌。木为社主是在树为社主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乡野民俗升华为贵族礼俗的结果。《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经典释文》“问社”条下说：“（社）郑本作主，云：主，田主，谓社。”宋邢昺疏：“谓用其木以为社主。”这是说夏后氏用松木做社主，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淮南子·齐俗》云：“夏后氏其社用松……周人之礼，其社用栗。”跟宰我的说法一致，盖古来相传如此。《周礼·地官·大司徒》：“设其社稷之璇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郑玄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诗》人谓之田祖。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若以松为社者，则名松社之野，以别方面。”“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说用各自田野适宜生长的树木做社主。比如山野中是一片松林，那就用松木做社主；如果是一片桑林，就用桑木做社主。有了这样一位木主，后土、田正之类的农官就有了依托的对象。由此看来，山野之所宜木与社主之木是一致的。
关于宰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的说法学者们有社林与社主之争。就文意而言，应以社主为是。《淮南子》在说“夏后氏其社用松……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的同时，还说：“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殷人之礼，其社用石。”高诱注：“以石为社主。”由此类推，“用土”“用松”“用栗”都是指用土、松、栗做社主。不过既然山野之所宜木与社主之木是一致的，那么社林与社主两种意见是可以兼容的。
美国学者魏勒说：“在野蛮的民族中，携带神（或偶像）参加战斗，并相信神有助于他们打胜仗，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风俗。无疑，神和他的人民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合伙关系是有效验的，因为神自然地激发了战士的勇敢。”社主之所以要从自然的大树改成人为的小木牌，主要是木牌之主可以请出山林，便于为人们的其他目的提供精神服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战争。《周礼·春官·小宗伯》：“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郑玄注：“王出军，必先有事于社及迁庙，而以其主行。社主曰军社。”贾公彦疏：“社主曰军社者，以其载社在于军中，故以军社言之。”又《秋官·大司寇》：“大军旅，涖戮于社。”郑玄注：“社谓社主在军者也。”贾公彦疏：“郑知社谓社主在军者也者，以其大军旅，非在国。”《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国传：“天子亲征，又载社主，谓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左传》定公四年：“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社稷不动，祝不出竟（境），官之制也。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杜预注：“奉社主也。”孔颖达疏：“军行必载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从。”《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二引《礼记外传》：“天子亲征，则载社主行，有罪者诛之于车前。”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古代军队出行，先是告祷于社神及祖先，然后将社主与祖先之主载于斋车随军而行，战争中由祖社二主现场行施赏罚之权，同时也给将士以精神上的慰藉。如果以树为社主，就无法坐阵督战，难以给将士以心理上的佑助。《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居）中军。”可见祖先神灵也是以木牌为附体。这都是为了便于使用。有人说：“由‘社坛’改建为‘社庙’，由传说中的神灵改变为历史中的人物，由土地神发展为土地和战争的保护神，这种观念形态上的变化，大抵开始于三国孙吴为蒋子文立庙之事。”这些说法是不恰当的。如上所论，由历史人物充当社神自夏朝已然，而充当土地和战争的保护神，这是土地神固有的职责，无所谓观念形态上的变化。
如果表示向异族或敌国臣服，就主动把社主交给对方。《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帅车六百乘伐陈，宵突（穿）陈城，遂入之……陈侯免，拥社，使其众男女别而累（捆绑），以待于朝。”杜预注：“免，丧服。拥社，抱社主示服。”社神为国家守护神，社亡则国灭，故以拥社示服。既然可以拥社示服，也可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拥社而逃，就像后世帝王携带传国玉玺逃窜一样，只要社主在，人们的精神信仰就不倒，从而还有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希望。如果社主是不便移动的大树，不但无法为败逃之君保驾护航，而且还有被战胜者砍伐的危险。
后世也有用木主的情况。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九中说明代北京社坛上的“神位以木为之，高一丈八寸，广三寸，题曰：帝社之神”。民间的木主则矮小得多。上引李凤翧《觉轩杂录》中所说的乡村土地神主“以木板长尺许，宽二寸，题其主日某土地”。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记江苏阜宁地区的社日习俗云：
习俗相传二月二日为土地神之生辰。阜宁农人以为土地是管理禾苗之人，我辈希望禾苗之盛旺，应该致敬，祈伊暗中默佐，免受风雹螟蝗之灾。阜宁人对于土地之供奉颇为郑重，大村庄均筹集公款起造土地祠宇。小村庄无钱力起造祠宇者，则用粗瓦缸一只，将缸之近口处敲成长方洞门，覆之于地，将土地牌位供之于内，权当土地之祠宇，而其所敲之缺处，则祀门也。谚云：“土地老爷本姓张，有钱住瓦屋，没钱顶破缸。”即此之谓也。
这种破缸内供奉的木主跟帝社的神主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也反映了社神的没落。
3.石为社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