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奏辞反映了曾国藩把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上游重镇武昌。对于九江、湖口，曾国藩同样予以高度重视，他在一份奏折中说：“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湖口破则扼截长江之腰膂，使安庆贼舟不能与湖广相通。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地，则湖口之与武汉，其轻重亦略相等。”对于安庆，曾国藩则认为“安庆之得失，定乾坤之转与不转”，“安庆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对太平军来说，安庆是天京的屏障，安庆一失，天京门户洞开，将直接暴露在湘军面前。同时安庆又是陈玉成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它与李秀成新近所开辟的苏常根据地，形成天京的左右臂。安庆一失，则去一臂。1860年，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图解“江、浙安危”，曾国藩一再婉拒，坚持围攻安庆。
曾国藩为何要采取“武汉——九江——安庆”三步走的以上制下、步步进逼的战略方针呢？对于湘军来说，控制了这三大战略要地，即可控制鄂、赣、皖三省长江两岸广大地区，湘军就有了巩固的后方，湘军的粮饷来源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另外，武汉、九江、安庆均为沿江城池，湘军控制了这三大战略要地，亦即控制了长江制江权、从而可以断绝天京的水路运输。因此，太平军丢失武汉、九江、安庆三城，其危害不在于丢失了广大的粮饷供应地，而在于丢失了生命线——长江运输线。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东图江、浙，其版图不可谓不大，其粮饷不可谓不丰，但靠“肩挑担运”来解决天京的粮草供给，只能是杯水车薪，最后，天京太平军终被湘军围困而死。
○玩权实战：别以为你是谁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
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当朋友间切磋学问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争强好胜，对于年轻人总是一般性的常情，但曾国藩自己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吐，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他简直成了不受人欢迎的人。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掌灯时又与汤鹏一同到何家下围棋。回到家里“已亥正”。当天他的《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适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辨论夸诞之人，不能通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要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一天，岱云到曾家来，彼此谈了很久，曾国藩又口若悬河，讲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别人做到的话。岱云见曾国藩依然故我，只好将话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通过在京城与儿子相居的日子，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疔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尤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俗话说“远了亲，近了分”嘛。但还是没有效果。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曾国藩一时感到难于处人，只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吴竹如却不这样看，他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于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前，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玩权实战：走为上计
兵书曰：羽翼未丰而遭众忌，乃招祸之端。又说：谋未行而先令人知，乃凶兆之端。
一个成功的谋略家必须洞察巨微而不为他人所制。曾国藩为他的湘军争独立地位，并为了扩大湘军，避开众多耳目，移军衡州是典型的退避三舍，走为上计。
清朝的正规军称为“经制额兵”，主要有八旗和绿营二种。由于清政府为防止兵将相合而构成对统治的威胁，采取一有战事，各地临时调兵以成军的作法，这样的结果如曾国藩所说：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兵与兵不相熟悉，将与将不相和睦。此营打败，彼营掉臂不顾，甚至掩口微笑，军营以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如此的兵，这样的将，岂能“平贼”？我欲练勇万名，“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湘军是后来的名称，开始称为湘勇，它的性质是保卫地方治安的，根本不能和正规军相比。也就是说，不但朝廷，而地方官也没把湘勇看上眼。更为严重的是，湘勇受到歧视，打败仗地方官就请求解散这支非正规武装，打胜仗就会招来嫌弃。湘军及其第一统帅曾国藩最初的日子是很屈辱的。早在军主力开往南昌顽抗太平军的期间，长沙的绿营官兵不止一次地起哄，公然殴打湘军弁勇，并打进曾国藩公馆。
塔齐布最初奉曾国藩之命，在长沙加紧训练湘军。绿营兵从来纪律败坏，营操废弛。长江协副将清德，目击塔齐布“谄国藩”，练兵无虚日，大为不满。他说：“将官不统于文吏，刚愎专横，昏庸自是。”清德拿出将官不应该受文官统辖的祖制，要弹劾塔齐布。他还扬言塔齐布盛夏操兵，虐待军士。还威胁说：提督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受此恐赫，畏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为可惩多事矣”。
曾国藩对清德、鲍起豹这样做大为不满。他认为湘军是一支独立于八旗、绿营兵之外的“义师”，虽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无权过问。实际上，他在争湘军的独立性。1853年夏，他两次参奏清德废弛营操，清德因此被革职。同时，奏荐塔齐布，拔擢为中军参将。扬勇抑兵，用意显然。鲍起豹与绿营官兵对曾怀恨在心。当年7月的一天，湘军弁勇试枪不慎，伤及绿营长夫，这下又惹怒了绿营兵，他们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曾国藩将犯过弁勇责打二百军棍，平息了这次乱子。不久，绿营兵与塔齐布部湘勇赌博，发生斗殴。绿营兵吹号执旗下，下城与湘军开仗，围攻参将塔齐布公馆，毁其内室。同日晚，绿营兵汹汹满街，“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绿营兵益加肆无忌惮，包围曾国藩公馆。刺伤曾国藩护兵，几乎刺伤曾国藩。曾国藩急忙向巡抚骆秉章求救。骆表面惊讶，喝退众兵，但对这一严重事件不闻不问，司道官自然向着巡抚讲话，说曾国藩操切激变，即“罪有应得”。曾国藩一肚子委屈也不说出。曾的幕宾等敦劝曾国藩据实参奏，请求惩凶犯、辨是非。曾国藩却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大乱，反以琐碎事来烦扰皇上，我内心十分不安。”决定“抽掣转移，急为衡州之行。”曾国藩移军衡州，另外还有一番打算，他认为在衡州练兵，不像在长沙省城之地，耳目众多，“动多触碍”。走避山乡，若捐款多，则多练弁勇，若捐款少，可以少募弁勇，张弛伸缩，“惟吾之所自为”，别人不能横加干涉。1853年9月29日，曾国藩随同湘军移驻衡州（今衡阳）。
当时，募勇练兵万名，独立于八旗、绿营之外，兵籍不归兵部，不受总督、巡抚节制，很容易引起朝廷和督抚的猜忌，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着实花了不少“格物致知”的功夫。他认定江忠源率领楚军，辗战广西、湖南、江西，在短短的二三年中，由一个知县官拔擢至司道大员，是因他屡立战功，他找到了一块挡箭牌，对外打出为江忠源练兵的旗号。挡箭牌都有了，还要有他打出的旗帜是“为澄清扫荡之具”。帮助清廷平乱，这个旗帜够大的，别人不再说三道四了。
曾国藩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赤手空拳，没有向户部讨一分钱，利用他团练大臣帮办的地位与各种公私关系，纠集了一批崇奉理学的儒生为骨干，筹建成一支具有水陆师的湘军，表现出他反对太平天国的决心与惊人的组织能力，也表明他不是平凡无能、畏葸懦怯的人物。
曾国藩在晚年，偶尔也很得意地总结自己何以成功，说到湘军，他毫不隐讳地说：湘军之有战斗力，主要是由于“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在这里，他的话只讲了一半。实际情况是，湘军水陆师的营官、统领全部由他委派或批准，统领并不是根，真正的“根”是曾国藩，由根生干、生枝、生叶，故粮饷虽出自公款，统领、营官等皆“若受其私惠”，所以他拥有湘军的绝对指挥权，湘军也仅仅听命于他的指挥。他在湘军中的地位，绝非他人所能代替。曾国藩为了使湘军变成“曾家军”，于筹建湘军时，大造他组织的湘军是“义师”的舆论，在编立营头，委派营官、统领等时都作了精心安排。
■权经三：直起腰板说话
——“扭亏为赢”，“扭败为胜”是强者之欲，足成功之名。
曾国藩喜欢在被动的时候，等待出头之日。被动，是一种暂时的不利或轻量级的失败。“扭亏为赢”、“扭败为胜”是强者之欲，是成功之名。
○玩权实战：守即是攻
在剿捻不利的艰难时期，曾国荃不识时务，不知事情利害，参劾官文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曾国荃为什么会参劾势力强大的满族贵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开始。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族权贵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原由，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不把他这个满洲贵族看在眼里，他就决心想法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接察使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而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他大部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事合起米考虑，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
曾国荃幕中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27岁，由于父亲的薰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父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州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不该让哥哥知道，免被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询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处、肃顺党孽等多款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