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经秘语
夫人君以天下养其亲，岂非大孝哉！然非徒养之，又必以得其欢心为贵，而俗得亲之欢心，则在爱之、敬之而已矣。我等为人臣，自当爱亲敬亲者，推施之本也。
——引自曾国藩《权经》之五人的一生处世为人未必都部全都为己，更甚至多时都在给“别人”做事，但无论怎样，别人的成功，还是自己成功，能力和舞台都是决定成功与否的两个关键要素。曾说：“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
■权经一：我不当家谁当家
——让自己的敌人顺利上台，做你的指挥官，危害的不仅是你自己，还有你的朋友和家人。曾国藩认为：“大凡仕者，必当远谋，而远谋定当涉政。”
凡大成功者，必须把自己的人生使命与解决时局之弊结合起来，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匡时救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他们的活动，虽不是永远，但必定是有敢于将自己的思想锋芒直刺社会要害的时候。曾国藩在对鸦片战争以来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10余年间，清朝吏治的腐败、军队的无能而忧心忡忡的同时，敢于一再上疏“教训”刚刚登基的皇帝一事即属此举。
○把权实战：好脉的医生会治病
面对清朝的腐败，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感到了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折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太平军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东南各地蔓燃。清军前往镇压，结果都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权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可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茫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
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丸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建设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以自己的“血诚”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及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败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感”。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满”愈甚，则使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而遇事不敢退缩。
他不满咸丰帝的“官样文章”，凡上奏或者“留中”不发，或者以“无庸议”了之，这对于如火如荼的形势，无异拒绝了任何“灵丹妙药”，也就只能走向死亡。曾国藩是个有作为者，他不愿与王朝共沉沦，他要振臂一呼，为王朝鼓与吹。
此疏警告咸丰皇帝：“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此后，曾国藩虽不敢直言批评皇帝，但他对朝廷大政方针仍为不满，尤其是太平军斩关夺隘，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各地会党更趋活跃的局势，使得他忧心如焚，一度发出了“补天倘无术，不叫且荷锄”的感叹。
众所周知，中国专制政体，历朝沿而加甚。到了清代，体制益严，君臣之分，俨若天渊，奏疏措词，务为巽顺；遇有谏诤，必先竭力颂扬，然后折入本题，字斟句酌。因而，清末奏议之文，去古人伉直之风远甚。曾国藩能在一二年之内连上数折，不厌其烦，屡屡陈言；尤以不阿谀奉承，不顾利害得失，犯颜批评皇上，言中时弊，词令尖辣，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确为少见。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他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主要、更重要的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力维护，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一句话，他的使命感和道义感致使他放胆高论，不避斧钺。
○把权实战：驱赶大鸭子，到处乱下蛋
曾国想与奕讠斤确实在许多大政方针上保持了一致。在洋务活动中，奕讠斤主持于内，曾国藩宣力于外，共同构筑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蓝图，俩人并称“洋务领袖”。值得重视的是，当朝中兴起停止造船的风潮并即将经慈禧等认可的危急中，奕讠斤与曾国藩又一同阻止了这一决议。
这是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72年1月23日）发下的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奏折。这是内阁学士宋晋奏请停止自造轮船的，折内写道：
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调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江南、上海等情况大体相同，应请旨饬下闽浙、两江督臣，将两处轮船局应行停止。
看到这个折片，奕讠斤很难过。近两年，由于种种原因，近代化项目不但没有增加，现在居然连这已成之局也有人要取消了。如果倒退几年，他一定要一马当先出面力争，就象当年进行同文馆之争那样。
可是，现在年龄增加了，受的挫折多了，变得深沉了一些。他决定暂时不置可否，交相关大吏去讨论，相信他们必有可以维持的议论。
两宫皇太后听说船政局浪费很大，就想要停止造船。按照这层旨意，奕讠斤指示章京草拟寄谕：
……创造轮船原为绸缪未雨，力图自强之策。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应不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徙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当时中国只有两处造船基地，一是福州船厂，二是江南制造局。所以这封奇谕在发往福建大吏文煜和王凯泰的同时，也发给管理江南军务和漕务的曾国藩、张之万，要求他们“妥筹熟计，据实奏闻”。
文煜和王凯泰的复奏倾向于停造，但指出如果停造，那么按合同中国应承担经济损失，至少还需白搭70余万两白银给法方人员，同时指出宋晋的处理方案也不妥，以造成之军舰租给殷实商人，“殊属可惜”；沿海靠老式师船巡逻又不如“轮船之灵捷”。综合采看，这篇复奏的态度就是含糊其辞了。
而曾国藩的复奏即是斩钉截铁的，坚决反对停造。他从“勤远略”的高度讲到中国不为外夷所制并无他法，只有精造船舰，他国视为攻我不利器，我也有之，久之，外国失去挟制中国之具，中国必出“自主”。这个回奏恐怕是曾国藩临终前最有价值的一份奏疏。奏疏上达京师数日，曾国藩病逝。
奕讠斤也没有急于做出决定，他坐下来进行冷静地思考。感到宋晋所提的造船问题如果不辩论清楚，那么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就很容易被否定，刚刚开始的大机器生产就会夭折，中国就依然会落后挨打。
奕讠斤对新式大机器工业生产有深厚的感情。正是他，在咸丰末年就建议在南方雇洋匠仿造枪炮。也是由于他的维持调护，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金陵机器局；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崇厚的天津机器局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才得以批准开办。他已经尝到了甜头，靠着这些工厂生产的源源不断的枪、炮和弹药剿杀了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他还自信走工业化的道路能够实现“自强”的目标。
确信造船问题事关工业化的大方向，他决定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封疆大吏进行讨论，特别是让那些洋务大员来驳斥宋晋的顽固主张。
同治十一年二月三十日（1872年4月7日），军机处发给直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闽渐总督文径、闽抚王凯泰和船政大臣沈葆帧如下寄谕：
“左宗棠前议创造轮船，用意深远。惟造未及半，用数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三号续需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纳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惟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据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若速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著李鸿章、左宗棠、沈葆帧通盘筹画，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侮各节，悉心的议具奏。”
除轮船外，还要求讨论洋枪、洋炮、弹药是否也“尚须制造”。
奕讠斤主持发出这封廷寄时，他有一种更浓重的沧凉感，方诸多方面与他协调一致的曾国藩已于二月初四日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他将写好的“寄谕两江总督曾某”字样抽出来，因比这次关于造船的讨论不可能有曾国藩参加。也许奕讠斤多了一层顾虑，因此这封廷寄与前次完全不同，与其说是征询意见，还不如说是启发左宗棠等人来捍卫工业化方向。倾向十分明显。
最先复到的是左宗棠的奏折。
时，议论曾有些偏颇。但他并非反对近代化，当时就主张由中国自造轮船，并聘请法国技术人员传授技术。这次他出全力保护造船厂。他首先强调自造轮船的意义重大，“实中国自强要著”。
他说，从技术上看，如果停止制造轮船，则中国只有依赖外国进口船只，将使外国继续以其所有，傲我所无，国家将永远失去自强之望。从经济上看，中法合作已有合同，如果停造则损失必将由中国负担，诸如设备用款，外国技术人员的工薪及其他各项经费皆需全部付给，是欲节省反成更大的浪费。
他强调对船政局的成效应全面评论。他说，原计划自铁厂开工起五年内造成16只大小轮船，此时才三年，已造出9只，效率不算不高；而且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船式愈造愈精”，配炮愈来愈新，马力愈来愈大；更可喜的是，培养了我国第一批舰队指挥人员和造船工程技术人员。这不是成绩很大吗？
接着沈葆桢奏折到。他是船政局的经办人，自然也要据理力争。
他先指出，“自强之道与好大喜功不同”，中国自造轮船是为了“自强”，不是为了侵略。他斥责宋晋所谓：“早经和议，不必为此猜嫌之举”的说法，不仅是不以国防为重，而且是“尽撤藩篱”的愚蠢议论，这种议论能说是爱国吗？
他批评宋晋的思想方法不对：“以数年草创伊始之船比诸百数十年孜孜汲汲精益求精之船，是诚不待较量可悬揣”的结果。但是，能因此而浅尝辄止，不奋起直追，“加意讲求”吗？
他断言，船政局不但现在不能停，5年后也不能停，而且应当永远办下去，“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
为了把船政局办得更好，他提出两项建议。一、派留学生去国外学习，以便提高制造技术；二、今后除继续造军舰外，再“间造商船”。这是军转民，在非赢利性生产之外实行部分的赢利性生产，以便解决造船经费不足的问题。
沈折是四月初一日看到的，这时奕讠斤已经拿定主意了，但到四月二十日还没见到李鸿章的奏折，所以还不能做总结。他实在担心这一番争论使船政局寒心，指示军机章京先拟一份廷寄，饬令该局‘嘿常办理，勿稍玩忽”。
终于在五月十五日盼到了李鸿章的奏折。
李折首先高屋建瓴地辨析时代。他说，中国已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工业浪潮已由欧洲而印度，而南洋，而今已袭入中国。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一向所用的弓矛、小枪、土炮敌不过西洋的后膛来福枪炮；一向所用的帆船、艇船。炮划船敌不过西洋的轮机军舰，这是必然的。为了保卫国防，就只有虚心学习西方强国，“师其所能”才能“夺其所恃”。他认为，即使如宋晋所说，搞近代化生产是“争奇斗智”，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今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彼方日出其技与我争雄竞胜”“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
他指出日本就是中国的竞争对手。他说，日本近年来与西洋通商，大炼钢铁，多造轮船，制造军火，是为了进图西洋各国吗？不是，其第一步是“自保”，第二步必是“逼视我中国”。
因此他说，“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
他也提出一些建议。例如：今后要生产小型铁甲舰，以便与口岸炮台相依护，进行防御中的攻击战；沿海各省可以逐步领用国产兵船，取代旧式红单船和拖缯艇船；造船厂可以间造商轮以便创造利润；可以允许华商购买国产船只，自立公司，与洋商争利；可以允许用自督商办形式开展大机器采煤和炼铁，以便造成大机器生产的雄厚基础。
奕讠斤将李鸿章奏折连同左、沈诸人的奏议一并交总理衙门深入研究。
一个半月后，奕讠斤以总理衙门的角度对这次大辩论做总结。奕讠斤指出，自强问题固然首先在于“行政用人”，进行政治改革；但“武备亦不可不讲，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充分肯定了曾、左、李、沈等人关于继续进行大机器军工生产的意见，并要“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则止”。
■权经二：专踏“青山”之途
——“‘青山’有路，看吾如何投足”，当时曾国藩经常这样问身边的幕僚，其实这未尝不是他的一种扪心自问，只是了解一点曾国藩的人都知道，他的观念就是“咬住不放松”。
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
在曾氏兄弟满门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偏偏有些人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把权实战：吃饱不求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