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君主去世后，就要选举出一个新的君主，而选举会导致一个危险的间断期。这种间期会充满狂风暴雨，而且除非在这种政府下的公民能比平常具有更大的无私和正直，否则就会出现贿赂以及腐败。
那么，人们曾经做过什么来防止这种情况产生呢？
人们曾经使王位在某些特定的家庭中世袭，并且确定了继承的次序以防止由于君主的去世而起的争端。
也就是说，通过用摄政的缺陷来取代选举的缺陷，表明人们宁愿要短暂的和平，而不愿要贤明的行政管理；宁愿冒险让小孩、智障者作为统治者，也不愿为了选择一个好的君主而产生争端。
事实上，人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冒着危险做这种选择的时候，他们已经使得一切机会都不利于自己了。
这种缺乏连贯性的一个后果就是皇室政府的变化无常，它们有时用这种计划来指导自己，有时又用另一种计划来指导自己，而这完全取决于进行统治的国王或者代国王统治的人的个性，因而他们不能长时期地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也不能有一个一贯的政策。
这种变化无常总是使政府由一种原则转到另一种原则，由一个计划转到另一个计划，而这种缺陷在其他形式的政府中是没有的。
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对于国君制的探讨远没有结束，但我们应该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国君制存在诸多缺陷，可以说，其是政府的三种形式中最坏的一种。
论混合政府
卢梭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政府不会以单一的形式存在。所以，就存在着混合形式的政府。那么，单一的政府形式与混合的政府形式哪一个更好呢？这是许多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本节中，卢梭为我们作了详细地解答。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政府不会以单一的形式存在。
很明显，民主也要有一个领袖，而一个单一的统治者也一定会有从属。
所以，在行政权力的分配下，就有一个从大到小的级别，有时大的要依赖小的，有时小的会依赖大的。
有的时候，权力分配是均等的，或者因为有关两者互助依赖，或每一部门的权力虽独立但不完善。
需要说明的是，这后一种形式是不好的，因为在政府里没有统一，则国家缺乏亲和力。
那么，单一的政府形式与混合的政府形式哪一个更好呢？
就其本身而言，单一的政府形式比较好，因为其简单。
但是，当统治者和主权者的比例大于人民和统治者的比例，这种失衡的比例必须由政府的分割来弥补。所有部门这样一来就都对臣民拥有了同样的权力，但这样的分割使他们总体上不如主权者强大。
这种失衡的比例还可以由设立中间官员来修正，这种中间官员可以平衡两个权力并维持两者的各自权利，从而使政府不被分割。此时的政府不是混合的形式，而是协同的形式。
同样的方法还可被用来修正相反的失衡比例：当政府太松散，可以建立机构来把权力集中。所有民主制都有这一机构。
在第一种情形下，政府被分割使其消弱；在第二种情形下，权力被加强。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弱点在单一形式的政府里同时存在，而混合形式的政府导致比较平均的力量。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
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呢？卢梭指出，如果一切都处于同样的状态，那么，一个不靠外来的帮助，不靠吸收同化外邦的人口，也不靠发展海外殖民地的政府，在它的治理之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得最快，毫无疑问，这样的政府就是一个最好的政府了。
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呢？
事实上，这一问题很难回答，而且这一问题意义不清。
或许，在所有的民族的绝对处境与相对的地位之间，存在多少种结合的可能性，也会存在有多少种可以回答的答案。
但是，如果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既定民族治理得好还是坏，我们应该怎样判断呢？
那么，这就另当别论了。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实际现象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然而，直到今天，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也没有作出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试图回答问题的人，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回答它。
臣民们颂扬公共的安宁，而公民们则追求个人的自由；一种人倾向于保障自己的财产，而另一种人则要求保障人身的安全。
有人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那种统治最为严厉的政府；而另一些人却主张，最温和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有人要求，应该严厉惩罚犯罪；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去主动预防犯罪而非事后严惩。
有人主张，国家最好是让四周的邻邦都感到畏惧；而另一些人则说，还是让邻邦忽视自己的存在为好。
有人满足于，国度之内货币充分的流通；而另一些人则要求，一国之内的人民应该有面包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就可以了。
对于以上这些差异，即使人们在某些方面及其他的类似方面都能达成共识，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进一步呢？
正如道德的特性及其标准是无法进行精确测量一样，人们即使对“什么是最好的政府”的标志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可是在对这种标志的估价上也是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的。
在我看来，对于如此简单的最好政府的标志，人们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异。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根本的问题之上：政治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人们会回答：不就是为了政治体成员的自我保存和繁荣吗？
然而，如果再问：他们成员的生存和繁荣的最确切可靠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那就应该是：他们的具体数量和他们的人口了。
因此，我们不要到其他任何地方去寻找这个争论不休的标志了。
如果一切都处于同样的状态，那么，一个不靠外来的帮助，不靠吸收同化外邦的人口，也不靠发展海外殖民地的政府，在它的治理之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得最快，毫无疑问，这样的政府就是一个最好的政府了。反之，经过它的治理之后，让人民的数量减少而逐步削弱，那么，它就必然是一个最坏的政府。
论维护主权权威
在卢梭看来，主权权威应该掌握在人民手里，而人民集会是其必要的形式，但君主们对这种现实是极其恐惧的，他们总是不择手段地、费尽心机，以种种反对、种种刁难与种种诺言来力求抗拒公民的集会。卢梭指出，倘若人们贪婪、懦弱、畏缩、喜好安逸更有甚于爱自由的话，他们就不能长期抗拒政府的这种一再努力了。就这样，反抗的力量不断地在增长，而主权权威终将消逝。
事实上，主权者除了立法权之外，便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所以，立法者只能依靠法律而行动。
但是，法律是一种公意的代表，因此，只有当人民集合起来，主权者才能有所行动。
然而，有人会说：“要想将人民集合在一起，这简直是一种痴心妄想！”
或许在今天，这的确是一种妄想。但在两千多年前，这却是一个事实。
那么，是不是人性发生了改变呢？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做一个探讨。
我们将追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的城市，即古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城。
古罗马最后一次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罗马的武装力量是40万，而整个帝国的最后数字是有公民400万人以上，而且这还不包括属民、外邦、妇女、儿童和奴隶在内。
我们可以想象，罗马城及其周边数量庞大的人民要时常集会，这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然而，罗马人民很少一连几个星期不参加集会，甚至一星期参加多次集会。罗马人民不但行使主权，而且还行使一部分政府的权利。他们处理公共事务，甚至参与审判某些案件，可以说，罗马人民在公共会场上往往扮演着两个角色——既是公民又是行政官。
倘若我们再追溯到各民族历史的早期，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古代政府，也都曾有过类似的会议。
无论如何，这一事实是无法辩驳的，它本身就回答了所有难题。
倘若我们要根据现有的来推论将来的可能，这的确是一种好方法。
当集会的人民一旦批准了某项法律，那么，国家的体制也就确定了，但这还不够。
就算他们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政府，或一劳永逸地提供了行政官的方法，这也是不够的。
他们还必须有固定的、绝不能延期或取消的集会，当然，因特殊事务而需要集会的情况除外。
如此，一到了规定的日期，人民便能根据法律合法地召开会议，而不需要以其他任何的形式召集。
但必须说明的是，除了这种合法的集会外，其他任何未经行政官允许的集会，都应该被视为非法，而且这种集会所做出的决定也都应该被认为是无效的。
那么，集会的次数应该是多少呢？
这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我们无法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一个政府越是有力量，那么，主权者就应该经常地表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