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年间，就开始有皇庄了。
当时皇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直隶的顺天等八府，尤以顺天﹑保定﹑河间等府为最多。
皇庄，就是皇帝和他的一些近亲，为满足私人的占有欲，向民间攘夺的田产。皇亲国戚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原是不足为怪的事。
自明仁宗洪熙时已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等皇庄。
天顺八年，英宗开始把没收太监曹吉祥的田产作为宫中庄田。
皇庄本来是民田，一经划入宫中，另立“庄头”掌管收租，这些庄头就会狗仗人势、横行乡里，老百姓就会有受不完的罪、吃不尽的苦。说到地租，起初并没有明确规定，全是庄头一锤定音。
皇庄以外，更有勋戚诸臣请求赐地或赏赉的，也由民田充数。开始还是出于赏赐，等到以后多就成了奏乞，而且还是外戚宦官侵占得最多。
孝宗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上书请罢皇庄。奏折上说：“近畿皇庄五，共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数字殊可惊人。”
当时皇帝虽有心除此弊政，而又担心影响到宫闱的私利，还不能尽快做出决断。有的时候，就会朝令夕改，刚刚发出还田于民的指令，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又答应给某个大臣，把田地若干让了出去。这样的皇令，出尔反尔，简直就成了儿戏。那些受到了赏赐田产的人，往往巧借名目多占民田。
神宗时把萧宁县四百余顷民田，赐给寿宁侯张鹤龄。
张鹤龄的家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多占民田高达三倍以上。老百姓实在难以忍受了，就起来反抗，其结果是有的人被活活打死，并且招致法定租额由每亩三分加到了五分。后来，虽然经巡抚高铨的亲自勘查、户部尚书周经的认真纠劾，而张鹤龄因为是帝室内亲，勘查到最后还是一个不了了之。
武宗时，顺天府各处皇庄、官庄越来越多。据户部主事张希尹的调查，竟达二十万九百一十九顷二十八亩，比二十年前的弘治时期，竟然增加了五倍。这不但给黎民百姓的生计造成威胁，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国家收入，真是祸国殃民。
但是，最坏的还应该是因明末官田、皇庄制度而引起了清初的圈地。
满清入关的时候，他们在关内哪有什么财产啊！多尔衮和朝廷的官员们，对所有驻防的八旗兵士、从龙功臣以及随从进关的民众，怎样安排生产和生活呢？多尔衮和几个执政的大臣，只好先从这些本是民产后改为勋戚宦官的官庄、田地上打主意。
这种拨给“采地”的办法，就是“圈地”。
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是顺治元年的四月，进入北京为五月。这个月实录记载摄政王谕：“京城内官民房屋被圈者，皆免三年赋税。”这就说明，京城内房屋的圈占为最早。
九月间，世祖福临以盛大的场面隆重入京。
民间自六月已有种种谣言，有的说会在八月中大屠杀，有的说将于皇帝入京时，放抢屠民。摄政王多尔衮屡下安民告示。
十二月，顺天巡抚柳寅东上疏，请求改善圈地办法，理由有五条：“清察无主之地，安置满洲庄头，诚开创弘规，第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犬牙相辅，势必与汉民杂处，不唯今日履亩之难，恐日后争端易生，臣以为莫若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自占一方，而后以察出无主地与有主地兑换，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盖满人共聚一处，阡陌在于斯，庐舍在于斯，耕作牧放，各项友助，其便一也；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其便二也；里役田赋，各自承办，满汉各官，无相干涉，且亦无可委卸，其便三也；处分当，经界明，汉民不致窜避惊疑，得以保业安生，耕耘如故，赋役不缺，其便四也；可扔者扔，可换者换，汉人乐从，且其中有主者既归并，自不容无主者隐匿，其便五也。”
清初入关，近畿各县，盗贼蜂起，先后由巡抚宋权、柳寅东出发巡视。
当年九十月间，调查证实彼时京畿一带，因圈占地亩，已有许多纷扰，因此写出材料上报朝廷。
过了二十天，清廷户部答复说：“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予，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土地，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杂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先来诸王各官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级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至各府州县无主荒田及征收缺额者，著该地方官查明造册送部，其地留给东来兵丁，其钱粮应征与否……亦著酌议……”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一直沿用着八旗制度。实际上，八旗成为直接归皇家统属的集团。以满洲人的旧有概念，八旗下所有旗人全部都是皇家“包衣”，也就是家奴、佣人的意思。起初，汉族官员对皇帝自称为臣，而满族官员则自称“阿哈”，原因就在于所有旗人都是皇帝的“包衣”。但这只是“包衣”，“八旗包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新形成的。顺治年间，成立了专责皇族事物的机构内务府，从事皇家服务工作的所有人员都在八旗之列，统归内务府管理。这部分旗人只尊内务府命令，不受正规八旗机构的管辖，因此也被称为“内务府旗人”。又因他们从事的工作是服务性质的，故而除在内务府工作的皇族外，也通称“内务府包衣”。
因朝廷规定不准私养包衣，所以满洲贵族无权养家仆，他们使用的仆人，几乎都是由皇家内务府中调出赐予各王公大臣的。这部分内务府旗人因服务对象是八旗官员，因此称为“八旗包衣”。另外，普通旗人因战功获得皇家赏赐也会被分配给少量仆人，这部分人也称为“八旗包衣”。
还有，因案获罪的犯人被流放后多由八旗机构安置，他们往往被分于当地旗人官僚家中从事家务。还有在清代入关后，各次平叛战争中所得战俘，经八旗机构分配，也被送与下级旗人官僚家中从事家务。这两类人称为“随旗人”，也是八旗包衣的一种。
顺治二年正月，户部以圈拨地土事奏闻，得旨：“凡圈丈地方须令满汉分处，至于故明赏赉勋戚庄地，及民间无主荒田，悉令输官酌行分配。”
就这样，满清入关以后的皇封“圈地”，很快演变为更加疯狂的“跑马占圈”了。
紧接着，内务府还要往京畿郊外，特别是口外大片明朝留下的“边外弃地”派出吃皇粮、收皇租的清朝八、九品管员待遇的“皇粮庄头”。此消息已经不胫而走。
这一年的初春，刚刚过完“二月二”，北京城里满族人和汉族人的阴历年年味渐退。天气也开始由寒变暖了。
满清入关以后，北京内城，等级和界限分明地布防了八旗军，当然也住满了八旗人。他们按照传统狩猎布阵和“五行相克”的说法，两黄旗在城北，两白旗在城西，两红旗在城东，两蓝旗在城南。
东直门内，多尔衮手下的从三品武职京官、二等侍卫兼包衣护军参领余忠良的家里，余忠良的老婆正在翻腾、晾晒腊肉、冻肉、冻豆腐和那些煎饼、烙糕、年糕等等的过冬干粮。
二十二岁的小儿子余道宽，有一件事在心里憋了好几个月。过完年，他终于忍不住，彻底和父亲摊牌了：“阿玛，和您实话实说吧，我真的不想再当这个兵头将尾了，我就是想去城外圈块地，当个皇粮庄头，干点于国于家都有好处的大事。”
余忠良虽然是多尔衮手下的红人，在军中威风凛凛、一呼百应，但是家里的事，却让他大伤脑筋。他二十二岁的小儿子道宽，是个很有出息、很能干的孩子，在正白旗营里，前程应该错不了。可是，他却偏偏不想当兵了，要去乡下当皇粮庄头。他舍不得让小儿子去受那个累啊！自己跟随多尔衮多年，虽然四十好几的人了，才熬上一个从三品的二等侍卫，可毕竟是个京官，用不了三五年，说不定还有高升的希望。
道宽的理由是：“阿玛，您和多尔衮这么多年了，从东北打到关里，一直鞍前马后的，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可是，您得到了什么呢？不就是一个从三品的二等侍卫的武官吗？那些有功之臣都在跑马占圈，在北京有大院子、大房子，在城外有上千亩的田产。再看看您和咱们的家里，就这几间房子，您感觉这样就满足了吗？”
儿子的话，不是没有打动他的心。可是他觉得，做人都应该有良心。他是多尔衮的铁杆部下，出生入死多少年，就是为了一份感情，从一个小卒，熬到了如今的京城武官，级别也不低了，以后还有提拔重用的机会，他没有什么不知足的啊！入关以后，摄政王多尔衮的一些秘密活动，每次都会让他参与。以后，这位不是皇帝而掌握皇权的主子，不是更需要他这样的干将来保护他、支持他、捧着他，干更大的事业吗？谁都明白，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啊！
再仔细想想，多尔衮入关以后，迎来了小皇帝，当了摄政王确实是很有实权，说一不二。可是，他毕竟还不是皇上啊！说不定哪天，小皇上长大了，翅膀硬了，不满意他多尔衮了，他也会倒霉的。他倒霉了，我们还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呢？中原有句老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啊。还有一句是：树倒猢狲散啊。
儿子道宽说的对啊，我怎么这么糊涂呢？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啊！赶紧提前找好自己的退路吧！
余忠良下定了决心，告诉儿子道宽：“你做好准备，过两天我和你去看地盘，圆了你的梦！”
“儿子就等您这句话啊！夜长梦多，狼多肉少啊！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我们明天就去吧！好吗，阿玛？”道宽听爸爸吐口了，别提多激动了。
“好吧！我们后天去。明天，我去王府告个假，把手头的公事安排一下。我也借此机会，去内务府打探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第三天天还没亮，也就是三更天的时候，余忠良就叫醒了儿子：“道宽，起来吧！既然说去，咱爷俩就早点动身吧。说不定要跑出去多远呢！我们应该往东北方向去。”
爷俩早起，吃罢早饭，带上干粮，骑马出京。
从东直门出来，过了孙河，到宽沟天就亮了，再往前走就是密云。一路上，看到大片大片的地块都被别人埋上了写着名字的木桩子，或是立上了界石。
“哎，我们下手太晚了，好地方都让人家抢先圈占了。”
余忠良那个后悔啊，简直肠子都要青了，别说有多难受了。
“我们再往北，走走看看吧！”他们爷俩跃马扬鞭，一路向北，越走山越多、路越窄、地越少，一口气跑过了太师屯，一打听，前面不远就是古北口了。
跑着跑着，就看到了自南向北、横亘山巅的那道金山岭长城。
“到了古北口了！”余忠良勒住马，停下了。
“阿玛，这是古北口了。过了长城再往北，就是塞外了，那可是明朝的边外弃地，现在也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啊！”道宽扫兴地对爸爸说。
余忠良无奈地说：“道宽啊，口里的好地方都让别人抢先占领了，我们来晚了，还说什么啊！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我们还是回去吧，八升的命就别想求一斗了！”
“不行啊，阿玛！我们已经跑了半天了，怎么能无功而返呢？口外，也不是没有土地啊！再往北一点，就可能是潮河川，还有滦河川呢。”道宽不想回去，就说出了急话。
余忠良寻思了一会儿，镇静了许多，一板一眼地说：“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现在是大清朝的天下了，口外也是咱们大清的地盘了，蒙古人不敢再扎刺。边外弃地，以后也许会是好地方呢。我们到口外看看去，说不定还有更好的地方呢。继续往东北走，不可能没有咱们的地盘！”
“好啊！您这才是我的好阿玛！”
“过了这道长城，就是口外了。那里现在还没有我们满族人呢，你和我都不要再说满语了，见到任何人，都不要讲啊！记住叫我爸爸，不能叫阿玛！一定记住啊！”
爷俩骑着马出了古北口，过了长城，顺着潮河岸边，向北走了一会儿，越走道越窄、山越高、人家越少。
爬过一座座山梁，翻过一条条沟壑，趟过一道道溪流，约摸着又跑了一个多时辰，已经晌午了，马累得通身是汗，人也有点口干舌燥了。
在一个地势还算开阔的河套边，爷俩勒住马缰绳，“吁——”的一声，停下了。
前面不远处的山根是一条大河，从北往南转向东流。河道很宽，河水很深，拐弯处流得很急。
道宽说：“阿玛，不，爸爸，我们歇一会儿吧，也该饮饮马了。”
“不行，不能立刻给马饮水，跑急了喝水，会炸肺呛死了的。歇一歇、遛一遛、喘一喘、落落汗，才能给马饮水呢。记住，以后也要这样啊！”
爷俩拉着马，想在河边遛一会儿。
两匹马看见了水，哪顾得主人的吆喝和阻拦啊，急不可待地尥着蹶子冲到了河边。
两匹马的嘴扎到河水里，就是一阵子猛喝。
喝足了水的两匹马，扬起头，转过身，踅摸了几圈，倒在松软的草地上，打了几个滚，“腾”地站起来，抖落了几下身子，打着响鼻，“咴——咴”地叫了几声，然后低着头，啃着阳坡地上快要返青的毛草，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塞外的早春，过午的太阳斜照在身上，有了暖融融的感觉。
余忠良和儿子在河边的太阳底下晒了一会儿，劳累的身子骨逐渐轻松，肚子却开始叽里咕噜地叫了起来。
道宽饿的有点急了，说：“爸爸，我们在这歇会儿，吃点干粮就回去吧。”
“道宽，你顺着这条河往上看，是不是越往上地面越宽啊？”
道宽这才注意到，这条河流到这个地方，好像是葫芦嘴，而葫芦的肚子是上游。他乐了：“爸爸，我们上去看看吧！”
爷俩顾不得吃干粮，转身上马，顺着河边往北走。越走地面越宽阔，越走心里越亮堂。
看到了河边大片大片平坦而荒芜多年的土地，爷俩不约而同地下了马：“这个地方太好了，有山有水，地面平整，面积广大，哪也别去了，咱们家就占这个地方吧！”
余忠良毕竟是个打过仗的武官，随身带着地图。他比划了一会儿，说：“这个地方离古北口不是太远，这条河应该是兴州河，这个宽敞的地方应该就是小兴州，我听多尔衮说过。走，咱俩再找有人家的地方打听一下。”
余家爷俩骑马继续沿河边往北走，太阳接近西山的时候，来到了一条沟口，在沟口往里拐弯的一个高台上，见到有几十户人家。
到了村口，看见第一家的院子比别人家的大，院墙垒得比别人家的整齐、高耸，爷俩就牵着马走到了这家门口。
“老乡，家里有人吗？”道宽朝院子里喊。
这时，一条大狗在院子里“汪、汪、汪”地叫了起来。
男主人黄富贵嘴里叼着烟袋从屋里出来，一边走一边问：“谁呀，什么事？”
道宽从木板门的缝隙看见出来的这个人，有四十多岁，高个，鼻直口方，络腮胡子，穿戴整齐，像是个闯世面的人。
这时，父亲上前打了个千：“老哥，您好啊！麻烦您了！”
黄富贵一见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从来没有见过，一老一少，说话很和气，面相很善道，不像是“绺子”（土匪）。他慢慢地把门挪开一道缝，自己挤了出来。
还没等他问话，那个岁数大的人就走到了跟前，客客气气地说：“老哥啊，您不要害怕，我们不是拉杆子的。我们是旗人，我们姓余，就是连年有余的余。我叫余忠良，这个是我的儿子叫余道宽。我们爷儿俩是清军正白旗的，从北京来。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现在不是明朝，是清朝了。”
黄富贵半信半疑，手一直紧紧抠着大门，好像随时就要返回去的样子。
“您千万不用害怕啊！我们是来打听事的，不会给您惹麻烦。现在啊，口里的土地都让跑马占圈的给抢没了，我们爷俩就出了古北口，跑到了这里。我们找没有主的地方，不会要你们的土地和东西。我问您一下，外面那大片撂荒的地方是过去的兴州吗？”
黄富贵看着二人的态度很温和，面相很善道，心里踏实多了。他的手从大门框上松了下来，比划着沟外说：“咳，沟外那片撂荒的土地，确实是兴州的地盘。我们以前也是兴州老城的住户。老辈子传下来的说法，说在明朝初年，朝廷搞大移民，从北边来了很多人，在这聚齐以后，就迁走了。我们当地的人，迁走了大多数，剩下的只是极少数。本来过得好好的，皇上又把长城以北这些地方都给了蒙古人。早些年，蒙古人经常过来，不是骑兵打仗，就是搜人抢粮，闹得鸡犬不宁。我们的老祖宗不敢在大地方那里住了，就躲到这四外的山沟里。算计起来，可能有二百多年了。”
“真的就是小兴州啊！我听我们的王爷多尔衮说过，小兴州这一带，是汉朝时的白檀县城。过去本来是个好地方，没想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了。”
余忠良还想说下去，黄富贵说：“咱们别站在这儿说了，到屋里歇歇脚、喝口水吧！”
黄老大喝退了大黑狗，把爷俩的马牵到了马棚，拴到槽前，添上一筛子干草，又把爷俩请到了屋里。
他跟老婆子说：“这二位客人是父子爷们，大老远地从北京骑马来的，一定又累又渴，你快去给烧点水。”
老婆子答应着出去，从柴火垛抱了一捆干柴火，回到屋里，往大锅里添了几瓢水，盖上锅盖，坐在灶前点着了火。
老黄和余忠良坐在炕沿边，拿起烟袋，从放在炕上的烟笸箩里，捏点烟末，装进烟锅儿，叼在嘴里，擦着火煉（当时的取火工具），对准点着，狠狠地嘬了几口，顿时屋里就烟气缭绕。二人抽着烟，唠着嗑，论了年龄大小。黄老大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说：“您是大哥，别看您的面相比我嫩！”
余忠良赶紧叫儿子：“道宽，这位可是我们在口外见到的第一个贵人，是你的叔叔，快叫叔叔！”
“黄叔叔，打扰您了！”道宽毕恭毕敬地给这位叔叔施了一个满族的大礼。
黄富贵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礼节，有点紧张，就说：“我们这深山老峪的，没有那么多的礼节。快别客气了。我是个庄稼人，也会点石匠活儿，不会来虚的，就知道‘石头磙子碰碌碡——石打石（实打实）’。”
余忠良赶紧打圆场：“我们是旗人，是有讲究的。您是我的兄弟，是孩子的叔叔，就应该有大有小。”
几个人在说着话，黄富贵的老婆端着茶壶进来了，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们是山沟里的人，没见过大世面，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打扮的人。你们男人怎么还梳辫子呢？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啊？”
道宽忙站起来，接过茶碗，说：“大婶，您快坐下歇歇吧，我们给您添麻烦了。我们是旗人，我爸爸是和摄政王多尔衮王爷一起入关来的。现在的天下，都是清朝的了。我们到这来，是为了开荒种地，给朝廷和王府种粮。”
“旗人？好像听他二叔说过。我们只是听他说过，可还从来没见过。不管你是什么旗人不旗人的，只要不是土匪，不是蒙古鞑靼，我们就不怕了。”黄大婶还是有点怯生生地说。
几个人喝着水，唠着嗑儿。年轻的道宽这时候实在是饿急了，从随身带的干粮袋里拿出干粮就要吃。
黄大婶说话了：“这凉哧瓦块的，吃下去会闹肚子的，我去给你们做饭，你们一起吃吧！”
“可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大妹子！”
余道宽见父亲这样说，也来了亲热劲：“大婶，您别忙乎了，我们就这样吃一口得了！”
“谢什么啊，谁出门在外的也不能背着锅啊。我们是两顿饭，我也该做后晌饭了。你们说话吧，我去做饭，一会儿就得。”黄大婶热情地说道。
几袋烟的工夫，老婆把菜端上来了。黄老大对站在地下的一个小姑娘说：“二丫儿，快去叫你二叔，就说咱家里来人了，让他过来陪着喝几盅儿酒。”
二丫儿跑着出去了。时间不长，就把她二叔找来了。
二丫儿的二叔黄富强比她爸爸更有精神、更有派头，四十来岁，不像庄稼人，倒像个读书人，要不就是生意人。余道宽赶紧从炕沿边站起来，主动打招呼。
双方见面互相介绍，不免寒暄几句，互相谦让着上炕围坐下来。
黄老大客气地问道：“我们这祖祖辈辈都是汉人，只有这些庄稼人的饭菜。你们爷俩是旗人，是我们的贵客，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讲究。我们这过完年了，正是没菜吃的时候，只有酸菜、白菜、萝卜、山药、猪头肉啊什么的，不知是不是合你们的胃口？真是不好意思了！”
“没关系的，我们从东北到北京，一年多了，和北京的汉族人生活习惯差不多。我们旗人中的正宗满八旗人，是不吃狗肉的。后来，我们蒙八旗、汉八旗的，也随了。你们家里的这些菜，都是好东西啊！大哥和二弟，千万不要客气了，我们爷俩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了。”余忠良不愧是走南闯北的人，说话真有江湖味，滴水不漏，听着舒坦。
“那就好啊，我们喝酒吧！”东家黄老大先端起了酒盅。
几个人刚喝了一盅酒，外边传来开大门的声音。紧接着，院里响起了脚步声。
黄大婶开了外屋门，见是儿子、儿媳和孙子回来了，不由分说，就把孙子从儿媳的怀里抢过来，又是亲，又是啃，说：“奶奶的大孙子可回来了，把奶奶想坏了。大川啊，家里来客人了，你快去陪陪吧！”
大川瓮声瓮气地问：“妈，谁来了？”
“是从北京来的爷俩，像是当大官的。你进屋吧，一个是大爷，一个是兄弟，正好陪着喝几盅。”
大川进屋了，道宽赶忙下地，让大川哥哥坐到炕上，大川说：“兄弟，你是远道来的客人，你坐炕上吧。我在这就行。”
大川跨着炕沿坐下，和客人打了招呼，又先给余大爷倒满了酒，接着给道宽、二叔和爸爸都满了酒，最后把自己的酒盅也满上了：“来，我敬北京来的大爷、大哥一盅酒！”
道宽趁着给大川满酒的时机，悄声问他：“兄弟，领着老婆孩子去哪了？”
大川告诉他：“去沟里了，老丈人要给小舅子盖房子，我是石匠，给准备石料去了。过完正月十五就去了，干了半个多月。我爸、我妈想孙子，捎了几次信，催我们回来了。”
“孩子多大了？”道宽问。
“前年八月节那天生的，这不，都小三岁了。”
道宽一听，笑着说：“兄弟啊，你比我小两岁呢，孩子都这么大了。我结婚好几年了，还没孩子呢。”
大川也乐了：“我还有一个大丫头呢，都虚五岁了。哈哈……”
这几盅老白酒下肚，心里热乎了，话也就更多了，素不相识的人，这会儿也成了亲戚一样。
余道宽不好意思了，就不再说话，忙着给三位长辈斟酒。
黄老大看余道宽这样，就说：“你这孩子真是太有礼貌了，太有出息了，将来准能干大事啊。”
余忠良忙接过话茬：“两位老弟啊，千万不要这样说，我这个儿子，比你家大川还大呢，结婚好几年了，还没有孩子呢，我们老两口子盼孙子啊，都急死我了！以后道宽可能就会来你们这里当皇粮庄头，还要靠你们几位长辈多多关照呢。我公务忙，脱不开身，离得又这么远，我是顾不了他多少的，还不是都靠你们帮忙吗？”
因为余家爷俩还要赶路，就没有在酒桌上长谈。
大川妈抱着孙子进来了，说：“不急，天还早着呢，慢慢喝吧！来，我应该给客人敬一盅酒。”
余忠良连忙说：“可不用了，弟妹快给我们上饭吧！”
“不忙的，让大川媳妇来敬一盅酒，再去煎年糕。”
大川媳妇有点腼腆地进来，说：“这位大爷和大哥，头一回来家里，也没有什么好酒好菜，将就着喝点吧。我给您二位满一盅酒。”
大川媳妇满完酒，又说了两句客气话，这才出去煎年糕，时间不长，端上来了一大盘子荤油煎年糕。
余忠良一见到大川媳妇端上来的煎年糕，高兴地说：“我们东北老家也吃这个，我好几年没吃了。二月二煎年糕、燎猪头，我们都是一样的习惯啊！真是太好了！”
吃完了，余道宽从口袋里掏出两枚铜钱，放到了饭桌上。下地了，又掏出一枚塞到了大川儿子的手里，说：“年虽然过完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孩子，算是压岁钱吧！”。
黄老大一看就急了，说：“吃顿饭，还能要你们的钱吗？给孩子的压岁钱，收下！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谁还有用不着谁的啊！再说了，这都快黑天了，还走什么啊？离北京有三百多里地呢。就是去住古北口，也有一百多里地呢。你们爷俩住下吧，明天早晨起来再走！”
爷俩互相看了一下，道宽先说话了：“爸爸，您岁数大了，这一大早出来的，也累了，我看就住下吧！”
“那好啊，恭敬不如从命，道宽把饭钱收起来吧。你这两位叔叔都是这么好的人，有你们哥们的帮助，我就放心了。我们明天回去就做准备。我还有公务在身，还想让王爷再提拔一下呢，不能耽误公事。道宽很快就会来的，来了以后少不了给你们添麻烦！”
“余大哥，您就不用客气了。侄子是有出息的孩子，一定会干好。我们哥们虽说没有多大的能耐，但是一定会尽量帮忙的。”
余家爷俩和黄家哥俩，聊了一晚上，余家爷俩给他们讲了很多山外面的事。黄家哥俩也和他们爷俩说了一些种地的事。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黄大婶就做好了早饭。几个人吃完了饭，又互相叮嘱了几句。余家爷俩就出了屋，牵出马来，走出大门，又回头千恩万谢。然后，飞身上马，一溜烟地跑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余家爷俩一起来到内务府找到一位管事的老乡，说了想要小兴州那片地的意思。
内务府的那位老乡说尽快请示上司，会尽快告诉他们。没过几天，内务府的官员告诉余家爷俩：“你们看好的那一片土地就由你们管，每年向内务府缴一定数量的皇粮，剩余的归你们自己。”
办完手续的那天，在内务府做事的老乡对余道宽说：“你们余家的前辈随军作战，你爷爷战死，你父亲立下多次战功，现在不打仗了，你也该去闯一片新天地，不能再吃前辈的老本了。”
二百多年没有人烟的兴州，就这样迎来了他的新主人，成千上万亩的田地，成了余道宽“开疆拓土”的地盘。
被内务府派往兴州的皇粮庄头余道宽，接受了任命和开办庄头的前期费用，带着十几个庄丁，开进了兴州。
他首先来到了黄家，转交了父亲给两位叔叔的大礼，并拿出一些钱，让黄家大叔、二叔帮助租了民房，先安置了这些庄丁。他在几天之内，就走遍了所有的山沟和村落，了解民情，慢慢地熟悉情况。
清明过后，塞外的地里活儿和修房盖屋的活儿就能干了。他请当木匠的黄家大叔和二叔帮着，准备了工具，买了材料，盖起了六间和当地老百姓差不多的草房。
又忙乎了两个多月，这个“皇粮庄头”就算安顿下来了。
余道宽的新家落成了，他想回北京把媳妇翠花接来。他也想翠花了，出来两个多月了，差不多天天梦见她。
他的媳妇辛翠花是东北的同乡，比他小两岁，长得眉清目秀，心灵手巧，还识几个字，也能做一手好针线活。如果她愿意来兴州，可就好了。可以给他和那几个庄丁缝缝补补的，当一下帮手。最主要的是，结婚三年多了，一直没有孩子呢。他和媳妇也该有孩子了。就怕翠花不愿意来啊。
这天下午，道宽兴冲冲地回到了北京。到了东直门的家里，进屋一看，大包小裹的，翠花早就收拾好了。
第二天，他们首先买了一些准备送给黄家的礼物，买了粮食种子和居家过日子的东西。又到几个亲戚家走走看看，道个别。
一切准备好了，两口子起早坐上马车，从北京出发了。
一路上，小两口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那个高兴劲儿就甭说了。
到了兴州，从来没有见过满族小媳妇的人们，可算是开了眼了。围了一大帮人不算，还问这问那，瞅哪儿都稀罕。
翠花一点儿也不感觉生疏，有问必答，笑脸相迎，就像对待亲戚那样热情实在。她来到的兴州第一顿饭，是在也像亲戚一样的黄二叔家吃的。二婶做了那么多好吃的，让道宽两口子就像到家了一样。
道宽安顿好了媳妇翠花，第二天就和两位叔叔，按照内务府的揆程，商量了租种土地和缴纳粮租的办法。
那才叫一个忙啊。
该种地了，他就开始组织附近的农民，发租土地，开始耕地开荒，犁沟播种。
余道宽是一个善良、敬业的年轻人，具有满族人的优秀品格。第一年，在黄家、陈家几个叔叔、大爷和一些乡民的帮助下，他在那些肥的流油的地里，收获了很多粮食，那真是大囤满小囤流。交完了给内务府的租子，还余下了三年都吃不完的粮食。他把这些余粮拉到北京卖了，带着钱回到了兴州。
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肯吃苦、会拢人、能算计，第一年就挣到了大钱，又赢得了当地人的支持和拥护。他又给那些帮助过他的乡亲们增发了一些补贴。快过年的时候，他就请来黄家和陈家几个叔叔、大爷来庄头府喝酒。一边喝着酒，一边和他们商量：“明年春天，你们从山沟里搬出来吧，我们一起把兴州这大片田地都种上，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黄家和陈家的哥几个，当然很高兴，就说：“我们眼下还不能搬出来，因为家底还不行，我们要再好好干几年，家底厚实了，才能衣锦还乡回到老家的地盘来。和您一起发大财。”
庄头道宽说：“好啊！我是晚辈，必须尊重长辈的意见。不管我们住得远近，都要像亲戚一样走动，常来常往。我来到兴州，举目无亲，就把爷们当做亲人了！”
黄家和陈家的哥几个，还是在东沟住着，各自干着自己的事业，过着自己的日子。
道宽也就在自己的庄头地盘之内，苦心经营，一方面仗义收好地租，一方面接纳安顿远道而来兴州的新户。
顺治三年的秋天，余道宽不但收获了更多的粮食，而且还得了个大胖小子。他让有点文化的富强二叔，参谋着给儿子取了名字，叫“建庄”。
事业马到成功，家里媳妇争气又生了大胖小子，这才叫“双喜临门”啊！
顺治四年、五年，虽然遇到了春旱和秋涝的一点天灾，但是没有影响粮食产量，更没有伤到元气，还是年年获得好收成。再加上增加了交租的新户和新开出几百亩的帮忙地，粮食多得仓满囤流，除了超额完成皇粮任务，还拿出一些余粮，送给吃不饱饭的乡亲们。
皇粮庄头余道宽，在兴州的人缘越来越好，声望越来越高。
大清内务府主管皇粮庄头的会计司，也因为余道宽的业绩特别突出，给予了重重的奖赏。
顺治六年，风调雨顺，兴州所有的粮田都获得了最好的收成。余道宽交完皇粮，还白送给内务府一马车上好的小米和一车大黄米。
内务府为此专门给余道宽请功并向吏部申请给他晋爵。
不出一个月，兴州皇粮庄头余道宽的官品，便由从九品破格晋升为正八品。
业绩辉煌，官运亨通，余道宽的干劲更足了！他想下年就可以晋升从七品，管辖几个庄头，为朝廷效力，给余家光宗耀祖。
为了便于收租粮和扩大生产以及储存能力，他想下年就在山清水秀、苍松翠柏之地，选定宅地，大兴土木，扩建府第和庄园。
余道宽的皇粮庄头，当得太风光了！渐渐地，他的名声传到了北京的府里，人人羡慕、称赞。后来，还传到了宫里，就连多尔衮都知道了。
多尔衮冲着余忠良说：“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啊！你这个儿子不简单，明年夏天去塞外避暑，顺便去看看道宽，给他一个惊喜，给他一个鼓励，我要提拔他到内务府去当官，给我管事去！”
余忠良的官阶也得到了一次晋升——二品武官、一等侍卫。
多尔衮对他说：“这些年了，你跟着我，出生入死，劳苦功高，老子我不会亏待你的！接着好好干吧，好时候还在后头呢。”
余忠良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主子的高抬，谢谢主子的厚爱！托了您的福了，我们一家子才有今天！我余忠良永远忘不了主子的恩德，一定舍命效力！”
余道宽这个皇粮庄头的捷足先登，给旗人到口外圈地兴业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从顺治八年开始，古北口外潮河、滦河、伊逊河等河川地带，陆续形成了六十多个旗人迁入新建的村落，兴州是户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村镇。
余道宽，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古北口外品级最高、影响最大、人缘最好的旗人人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