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妻
“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后汉书？宋弘传》
1976年10月1日，一个偏僻山村，一间泥砖瓦房，没有隆重的婚礼，没有鞭炮的声响，甚至连大红喜字都没有张贴，我和妻走进洞房。
承父母之命，经媒妁之言。妻才19岁，就带着不知艰辛的单纯，不怕别人说她“有眼无珠”，从几十里外的大村镇，嫁到偏僻的小山村。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海誓山盟，“新归”（婚后三天娘家派人来接走新娘，两天后再由娘家人将新娘送回夫家，叫“新归”）过后，妻便下地干活挣工分了。
我们那里的稻田很分散，有的在十几里路远的山沟里，耕地要翻过几道山梁，被称为“竹叶田”的，窄小到只能容下一条牛身，被称为“望天田”的，田坎足有一丈来高，耕作条件十分恶劣。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妻起早贪黑，耕种收割，除了过年过节，我就没见她在家休息过一天。白天劳累不说，收工时还要上山砍一捆柴扛回家。在恶劣条件下劳动，妻有过几次危险的遭遇。有一次，妻手持镰刀割田坎草，过田坎时脚下一滑，手刚好按在锋利的刀刃上，手掌被割开一条深长的口子，顿时血流如注。还有一次更危险，妻做完田工后上山砍柴，看见一条挂在树上的干树枝，她手持镰刀伸长手臂去勾它下来，结果那树技突然直插而下，不偏不倚插在妻的脸上，差点儿插到眼睛，流了很多血。当时已经劳累了一天，肚子又饿，妻几乎昏倒。然而，缝合好伤口，第二天妻照常出工。脸上的疤痕至今隐约可见。儿子出生时，妻哪有今天的孕妇那么有福气，当天爬山越岭割稻子，晚上儿子就呱呱落地。没等到满月，妻又下田了。
妻孝顺父母，村里人赞口不绝。尽管白天劳累，晚上，她不会忘记打来一桶热水，放在洗澡间，对父亲说：“爸，该去洗澡了。”后来我成为一名教师，调到镇上的中学任教，妻随我到了学校。有一年，父亲病重在床，当时我既担任学校行政工作，又要承担毕业班的教学任务，周末因常常补课，难得回去看望。学校离家几十里路。每逢周末，妻看我走不开，便带上儿子，有时自己一个人，坐半程汽车，爬半程山路，回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为父亲带来些许的宽心和安慰。我既感内疚又心存感激，是妻替我尽了孝。那时我的工资低微，生活艰难，但每到过年时，她宁愿自己不买衣穿，也记得给母亲买一件。
我有两个年幼的弟妹，随我读书，跟我们一起生活。除了读书的费用之外，种菜、做饭、洗衣服，一切繁杂家务全靠妻操劳。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六口之家，也够她忙碌了。弟妹俩读书很勤奋，有时做好饭后妻还要去叫他们吃饭。妻不懂什么大道理，也不知她是否懂得“长嫂为母”的古训，但我知道她对弟妹的照顾，对自己的辛劳没有怨言。
如今，我的母亲仍住在老家，逢年过节，或者母亲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总是打电话叫妻回去。我发现，妻回到母亲身边，母亲的心情特别好。在母亲看来，我回不回去无所谓，如果妻不回去，母亲就要念叨：“阿娣怎么不回来？”妻回到母亲身边，常与母亲同床共枕，无话不说。邻居们都夸她们“不像婆媳像母女”。我曾开玩笑地对妻说：“假如我们离婚，第一个反对的一定是我母亲。”
80年代末，是我最艰难的时期。那时候，不但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我还参加了本科函授学习，每学期要到市里上课半个月，对家里常常放心不下。妻知道我的难处，对我说：“你只管安心去学习，不用想家里的事。”我常利用晚上自修函授课程，妻当时做学校厨工，尽管劳累了一天，她仍常常陪着我，为我泡杯茶，为我弄点吃的。后来，我领到大红面子的毕业证书时，心想，这证书有妻一半的心血啊！
那些年由于家庭不顺，我经常无故发火，妻要么默不作声，要么轻声细语。她把家务事全部揽下，从来不让我插手。她努力寻找机会，看能否帮上我的忙，尽管我的忙她很难帮得上。
父亲去世时，妻跪在父亲灵前哭得十分伤心，有人误以为是我的亲妹；后来在城里工作的二弟患病去世，因为路途远，我决定自己去料理后事。然而，妻第二天一个人搭车赶来。我知道妻匆匆赶来的意图，她是想看能不能帮我一点忙，减轻一点我的负担，哪怕是一点点。妻怕增添我的负担，常把自己的烦心事闷在肚里，不对我说。
风雨同舟几十载，我为工作忙碌，常常顾不上家，妻用羸弱的肩膀挑起所有家务，默默地奉献；我们之间从来没说过“爱”字，妻却在为我作出牺牲，她的爱在心底；妻没有读过多少书，不知什么叫做“相濡以沫”，她却陪我度过艰难困苦的岁月，伴我熬过孤灯苦雨的时光；妻更没读过什么经典，不知道什么叫做“忠义孝悌”，她却把我的父母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把我的弟妹当作如同己出的儿女。当我不能为家庭尽职的时候，她替我尽职；当我不能为父母尽孝的时候，她替我尽孝；当我伤痛的时候，她为我抚平伤痕；当我烦恼的时候，她为我带来快乐。
随着岁月的增长，妻渐渐衰老了，说话的声音也渐渐变粗了，然而，从妻的渐渐衰老中，我依然可以看到她的勤劳善良，从妻渐渐变粗的声音中，我仍然感受到她实实在在的爱。
曾有人说过，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作出牺牲，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但这话我信。看着妻脸上越来越多的皱纹，捧着妻越来越粗糙的手，我想，她为了父母的宽心，为了子女的成长，为了家庭的和美，为了我的进步，付出了很多很多……
如今，我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早已走上学校领导岗位，难免有人说我夫妻不够般配的闲话。我一笑了之，不以为然。谁说我妻缺少文化、不懂礼仪？勤劳善良，能尽孝道，岂不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最基本的礼仪？谁说我妻和我缺少共同语言、不懂爱情？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恰恰是夫妻之间最相通的语言，最真切的爱！有这样的妻，有这样的爱，我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红雨伞
（一）
北方的秋天，总是不可捉摸。即使下雨吧，也下得急，停得快。她每天下了班，晚上就去电脑班上课。路并不远，她打着一把红雨伞，低头抱着只小纸袋，踩着雨水去学校。那一年的秋天，下雨天怎么那么多，绵绵无尽期似的，而且老是“上午日出下午雨”。
在下雨的途中，他们很平常地认识了。那天晚上，雨霭中街灯昏黄无力地洒在水泥地面上，她踩着雨水，哼着歌，突然感觉有什么不对，一抬头，伞被什么东西挂住了，只见湿湿的地面上一顶宽阔的军帽被一只大手迅速拾起来。接着伞被掀起，她看见一张带着愠怒的年轻军官的脸。她瞅着他，奇怪而又茫然地样子，说了声：“对不起啊，我的伞钩了你的帽子。”他却灿烂地笑了：“呵呵，应该说是我的帽子钩了你的伞。没事吧？”她忍不住也笑了。他去对面的餐厅吃晚饭，她去的地方正好与那家军人餐厅面对面。一说，竟然还是同乡，这不禁触动了她心底那根脆弱的思乡之弦，顿觉心里暖暖的。
就这样，每天她走到学校门口，转身一看，就望见那顶军帽下面隐约的笑容。
他坐在屋子中央的大桌旁，经常看见一把红雨伞在对面一晃，便在他的视线里消失了。
她总是希望这雨一直下到冬天，她就可以每天晚上撑着红雨伞去上课，虽然初冬的风愈来深刻而冷漠了。
那军帽下的一张笑脸温暖了她整个秋天。
初级班的课全上完了，她与他仍然是一面之交。餐厅的人那么多，长得似乎都一个样，她几次经过门口，打算进去却又折回。在这陌生的城市，只有那张笑脸让她倍觉温馨。
在他的心里，也始终挥不去那个神情忧郁静如秋月的女孩，多么想给她一分关怀，慰藉心中隐隐的一丝怜惜。分明在哪里见过的——他好几次都要跳下廊沿跟她碰面，怕自己太莽撞，又怕惊扰了她。
北方的冬天来得早，似乎一夜之间，天空就换了副面孔。雪说下就下了，她仍然撑着那把红雨伞顶着风雪去上中级班的电脑课。天气一天冷似一天，餐厅里进出的人帽子遮得严严的，有的甚至还围着口罩。那张笑脸。她再也想不起来了。
他坐在暖气融融的餐厅里，只要看到那把红雨伞，心的天空，便了无寒意……
（二）
转眼到了年末，那条熟悉的街道顿时热闹起来。街口是一家军人服务社，她经常在路过时进去逛一趟，买点日用品什么的。门口零零散散几处水果摊，还有她爱吃的烤地瓜和桂花元宵。
她不再去上电脑课了，去邮局或是对面的友谊商场，并不照直走东风大街，却拐到工农路，一定要路过院校街一趟。这条马路中段，济南军区驻潍警备司令部就设在那儿。大门口两个背着枪的战士都是一副幼稚的神情，却又把严肃写在脸上。有时也会看见两个小兵身子站得笔直，面对面远远地说笑。
梧桐叶子大片大片地飘落，又很快地被扫了去。那是一个寒气逼人的早晨，她骑着单车去火车站买回家的车票，在告别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天，会不会遇见他啊？
仔细想来是一瞬间的事。从司令部大门口径直大踏步走出一个身材挺拔的年轻人，一身便装。她的眼神看人一向拿得很准，他的背影就这样抓住了她的眼神。她停下来，干脆推着车机械地在后面跟着。
有点像电影故事里的情节，又好比梦中有过的场景，恍恍惚惚的。路边咖啡厅里响着轻柔的音乐，车来车往的喧闹。他往右边退让的当儿，戴着皮手套的手碰到了她的车篮，两个人都怔住了。他定定地瞅着她，一袭纯蓝毛呢大衣，乌黑发亮的长发落在肩头，脖颈上垂下一条红围巾。红围巾，是那么长，那么红。犹如隆冬的艳阳，是春的温暖。他记起雨中的那把红雨伞——他带她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要了两杯玫瑰红茶。头一回来这种地方，跟一个陌生的男孩面对面地坐着，她的心慌得很。只顾低头望着杯里含苞的玫瑰，直至把那花蕾都看成了一朵一朵的花来，她才抬起头，正遇到他凝神的目光。那专注的眼神中透出的是怎样柔和的光泽，她感觉出自己的眼里有久违的盈而不落的泪滴……
他叫罗明轩，十七岁高中一毕业，就去当兵，军校毕了业分到这座中等城市，现在是一名教导员。他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以及部队和老家的通讯地址。
于是他也知道她的名字——杨涵，师范毕业后，在潍坊刚实习半年，准备回到家乡小城的一所中学教书。她是长女，从小在父爱严酷的家庭中长大，然后一直在外念书，只有年底才回一趟家享受短暂的家的温暖。
他说：过完年我就回去探亲，我可以去看你吗？
这几年来，坐火车真是坐怕了。她说：年前你没有时间回去？
他说他明天一早要去趟济南，恐怕得耽搁一星期，来不及了。
他们就像昨天才见过面的，平常地一搭有一搭地聊着；又像离别了多年的朋友，急切地告知对方深怕遗漏的细枝根节。
她一路上想着说过的话，理不出什么头绪，竟都是可有可无的，让人什么也没有抓住似的。
晚上七点四十的车，他说他在单位大门口等她，送她一程。
（三）
又下雪了，仿佛一团一团的棉絮在扯天扯地地飘。城市各个角落的灯光次第点亮，照着楼舍及高大的白杨树杈，屋子里站出来一看，很有些晃眼，这才叫真正的“火树银花世界”。北方人一向注重各个节气，尤其是春节，哪怕这么冷的天，晚上出门的人也不少，就连小孩也闲不住，裹着又厚又笨的羽绒袄在雪地里玩不够似地疯闹，都有点分不清哪个是“孩子”，哪个是“雪人”了。
她打着红雨伞，拖着行李箱从校园那头的林荫道走出来。离别总是充满惆怅的，对于在南方土生土长的她来说，这么好的下雪天，很有些不舍。想到这次回家，竟然会有他来送一程，心里又有点小女孩莫名其妙的窃喜。
其实一个人来，一个人去，这么多年她也习惯了。离别本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但送的人多了，场面热闹起来容易，伤悲起来也一样容易。想起毕业那会儿去送人，站台上围成一堆，吵吵嚷嚷地说笑，可是等到车一来，人要走，执手相看，竟然个个哭得泪淋淋的，还不如不要人来送，该省多少眼泪。
门口传达室孙大爷经常给她递信件、包裹单什么的，一见她就认得：
“小涵，你这是要回去哪？”
“嗯。大爷，再见啊！”孙大爷可称得上是北方人热心亲切的一个典型。
“慢着，刚刚一个高个子解放军问你来着，哟，转眼哪地儿去了哩？”
“里头找我去了吧？”
“没瞧见进去呀，都是那帮小鬼，吵着要红墨水画雪人嘴，把我给闹糊涂了，真不知是进去了还是走了？”
她站在校门外，正不知是走还是等，一辆挂着部队牌号的吉普车倏地停在她跟前，雪溅到她的大衣下摆和紫色皮箱上。怎么开的车？就是追女朋友也用不着这么心急啊。
“杨涵！”猛一抬头，竟是罗明轩。一身军装，雪夜灯光下照着，簇新齐整。
“上来吧！咱们去火车站。”他一手提起她的行李箱放到后座上，然后替她举着遮雪的伞，让她坐到里面去。举手投足，一派军人绅士风范。
车子掉转头，朝火车站方向驶去。和这样高大威凛的大小伙子一块坐着，他上课一般的端正模样，竟有些箭在弦上的感觉。虽然深知眼下和平年代，军人亦不可与战争同等而语了。
“这座城市一定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