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长沙起义重要领导人中，哪个是唐生智的旧部，首先应该说的是邓介松，只是邓参加密谋起义，主要不是以唐生智旧部身份出现的。再一个就是李觉了。李觉原是国民党第14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被免职，调任总统府中将参军。这是个闲差，其实他主要是住在上海。孟公晚秋的南京之行，就一直是他陪在左右，所以他对孟公的思想脉络摸得最清楚不过了。1948年冬，李觉先把亲眷送到了香港，以策安全，然后自己回到了长沙．在长沙，他碰到许多老朋友，其中有马子谷先生；早在抗战初期在上海，李觉就曾经马子谷介绍，会见过郭沫若、潘汉年以及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因两人常来往私交很厚。这次在长沙一见面，马子谷就实言相告，说他和程星龄、刘公武、刘岳厚等正协助颂公搞和平解放运动，想邀李觉也参加，先是没有别的事，只是想让李觉往东安跑一趟，以旧部的私人情谊劝唐孟公与颂公合作，这样把他俩拉到一起，声势、力量都大得多。李觉当即便接受了这个任务。如果说唐星周旋于白崇禧与颂公之间，为和平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话，李觉来往于孟公与颂公之间，也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只是二者性质有所不同，一个可以说是“敌我”关系，一个是“内部”关系。李觉第一次去东安见唐生智时，他当然知道孟公的心思，既然是为了促进和平，不需要自己在孟公面前再费太多的口舌，倒是孟公又给了他不少的启发。孟公对他说：“我在湘桂边境上已经和一些地方武装力量联系好了，如果颂公不动，我就在湘南单干。”他还叫身边的人给李觉讲了不少马列主义，李觉虽然没有听得太懂，但感觉非常新鲜。后来不久孟公便到了长沙，李觉应是他主要的得力的助手。在孟公被白相逼逃出长沙时，李觉一直陪到邵阳。在颂公也被迫到邵阳时，曾委派李觉再次到东安见孟公。孟公只是因为他在湘桂边区的一些地方武装都还没有组织好，本人一旦离开，怕所联系的地方武装人员不安，影响了大局，才没有去邵阳会见颂公，但嘱李觉，如果发起义通电，可代他签名。在颂公回到长沙以后，邵阳局势一度出现混乱。颂公到长沙后把名义上迁往邵阳的长沙绥署撤销，改为湖南绥靖总司令部，陈明仁兼总司令，要李觉兼副总司令，亲去邵阳代行总司令职权。李觉临危受命，他三返邵阳，和省保安副司令彭杰如、邵阳警备司令魏镇、第63师师长汤季楠等人一起，为稳定邵阳形势，巩固起义部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周斓和刘兴是跟随孟公最早的旧部了。孟公当师长的时候他们是旅长，孟公当军长时，他们是师长，当孟公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时，他们双双升为军长。抗战中，在孟公出任南京卫戍司令，誓与首都共存亡时，刘兴是副司令，周斓是参谋长，可以说，这二位从来没有离过孟公的左右。在呼吁和平的同时，孟公一直想着要在湘南抓一些地方武装，依靠的还是刘兴和周斓。为了削弱蒋桂在湘南的力量，程潜拟撤掉蒋伏生衡阳警备司令，由孟公推荐的刘兴继任。但是黄杰知道以后，马上跑到长沙，在颂公那里软硬兼施，让颂公改变了主意，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湘南新成立了一个零（零陵）宝（邵阳）警备司令部，任命刘兴为司令，把原属蒋伏生管辖的与广西接壤和临近的十来个县，划给了刘兴管辖。
周武彝也是唐生智最早的旧部之一，抗战后曾挂名平津铁路局副局长，1948年底回到长沙。孟公到长沙呼吁和平时，两人见过面。周深为孟公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后来亲眼目睹了长沙铁路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保卫铁路不受国军撤退时破坏，所做出的积极的斗争，很受鼓舞。他也经常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程潜、陈明仁酝酿起义的消息，唐生智、仇鳌等人呼吁和平自救的言论，转达给铁路工人们，以激励他们的斗志。有一天，长沙工务总段段长李绍昌匆忙来找周武彝，说国民党军队在捞刀河、浏阳河两座铁路大桥的钢梁上，绑满黄色炸药，在桥墩旁也系着装满炸药的小船，有枪兵看守，随时准备炸桥。李知道周和军界上层很熟，希望能通过他来保住大桥。周武彝听罢立即去找唐生明，后由李觉陪着周找到陈明仁，说明情况。后经1兵团代理参谋长黄克虎、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宋英仲等人的共同努力，终于保住了这两座铁路大桥的安全。
兄弟同舟
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兄弟两人同为高级将领的不多见，唐生智和唐生明，是不多见中的一对。
唐生明，字季澧，1906年10月10日生。在家是四兄弟中的老“细”。年龄比大哥唐生智小整整1 7岁，生日却比大哥早了两天。中国有句俗话，叫“老嫂比母”。年龄上的差距，使唐生智对唐生明，既有兄弟的手足情谊，又有父辈的慈爱和义务。无疑，唐生智在唐生明的命运中起了一定的带决定性的作用。唐生明也明白，兄长是一座可靠的大山，是一棵可以乘凉的大树。由于长兄的军中地位，给唐生明一生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就是在这先天的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发奋和努力，跨入了民国高级将领的行列。
唐生明的一生，无论从哪一方面，比其兄长唐生智都会逊色一些，也许正是因为他一直站在树底下的缘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唐生明的一生，比其兄长更带有传奇色彩。
1920年秋，唐生明刚刚满14岁，在湖南第一师范的附小高小部读书，因为长得聪明伶俐，学习又优秀，老师都很喜欢他，连高小部的主事对他都另眼相看，两人同榻而眠达一年之多。这位主事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
1926年春，唐生明还不满20岁，便作为唐生智的私人代表派驻广东革命政府。一去就被广东的革命气氛所吸引，向白崇禧提出了进黄埔军校学习的要求。蒋介石闻知后，欣然同意，于是以插班生的资格进入了第四期，被编入步兵军官团7连。这个团的团长是张治中，连长是陈赓。林彪也是这一期的学员。年底，军校毕业后到唐生智的第4集团军的警卫2团任团长。而同时毕业的林彪，在一年以后的南昌起义时还是个见习排长。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清党”运动，唐生明和陈赓等黄埔学生从各地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同年秋天，“老友”毛主事准备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他们大部分是农民，手中没有武器。陈赓、罗瑞卿、陶铸以黄埔老同学的关系，请唐生明支援。唐生明亲自率领警卫团的一个连，由汉口坐火车南下，到湖南省浏阳县的文家市，送给起义部队“汉阳造”步枪300余支，子弹近万发。在文家市，唐生明见到了多年没有见到了的毛主事。毛主事当时正在手拿一块粗不拉几的红布费脑筋，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农民割谷用的镰刀，还有铁匠打铁时的锤子，一起都印到那块红布上去。过了若干年后，人们都说，毛主事当年手里那块红布，就是共产党的第一面军旗。
1928年秋，蒋介石派人到汉口把唐生明请到南京，委为自己的侍从参谋。不久，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在“楚有号”兵舰上，亲手交给唐生明90万元巨款，去湖北前线策反桂系部队。
1930年5月，唐生明又作为李宗仁的先锋官，率领3万桂军由东安进入湖南，要和蒋介石决一雌雄。但很快败给蒋介石指挥的粤军，再次退回广西。
1931年5月，唐生明作为广西代表到广州开展策反活动。不久，宁粤合作，唐生智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唐生明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中参议。当时，他还不满25岁。次年秋，经蒋介石特许，唐生明进入中央陆军大学学习，直到1935年秋毕业。毕业后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
唐生明最具传奇色彩的还是在抗战期间。“七·七”事变以后，唐生明调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不久代理司令。当时湖南省政府为贯彻蒋介石的“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的政策，制定了“火烧长沙”的计划，并交警备司令部执行。唐生明当时觉得还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因而将计划暂时锁了起来。接着他便和任常德桃源警备司令的酆悌对调。酆悌上任后把那个火烧计划翻了出来，并加以布署实施，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酆悌等三个当事人因此而被枪毙。唐生明也为此以“福将”自嘲。唐生明年轻爱玩，常德那个小地方没几天他就感到厌倦了。后被好朋友戴笠知道了，报告给了“校长”，由“校长”亲自委以重任，即让他去上海打入日伪内部，也就是当高级特务。唐生明见这活不太好干，想回绝，可是“校长”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经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唐生明又说，要回家和家兄商量一下，也要听听家母的意见。“校长”说：“向孟潇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三天后，蒋介石请唐生明到官邸吃饭时，把一张他和宋美龄的合照，签上“唐老伯母惠存 蒋中正、宋美龄”字，交给了唐生明。1940年10月1日，宁沪的敌伪报纸都在第一版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军事委员会要职”的新闻。4日，唐生明被汪伪国民政府委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接着，重庆来了一个假戏真做，他们以唐生智的名义，从10日起，连续10天，在重庆《中央日报》等大报头版，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全文是“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己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唐生明在日伪内部工作5年多，可谓是一步一个陷阱，十步一个火坑，稍不留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他是使尽浑身解数，薄冰上走车马，夹缝中求生存，为重庆提供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举一例便足以能说明全部。1944年初的二天，有一日本海军驻上海的帮办请唐生明吃饭，酒喝多了，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他刚从日本海军某重要人物方面得来消息，说日本海军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乘美国不意，给以突然性的袭击；重演一次珍珠港事件。重庆方面接到唐生明的报告后，立即告知中美合作所，再由他们转给了美国海军方面。美国海军这时正为找不到日本舰队而着急，所以对这一情报惊喜万分，查实以后，先发制人，击沉击伤日本100多艘军舰，使日本海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为此，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由准将晋升为少将。抗战胜利后，梅乐斯特地赶来上海，向唐生明致以谢意，并说这是中美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一项成绩。1946年2月21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第二天便召见了唐生明，一再说“你很好，你很好”，并发给他特别费200万元。当时，蒋介石发给整个上海市警察局才只有100万元。但是老蒋万万没有想到，唐生明在执行“特殊使命”的后期，结识了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开始走上了向人民和共产党靠拢的道路。
1949年春，唐生明受中共上海地下党潘汉年的委托和应陈明仁的几次电邀，回到长沙，以经商为名，协助陈明仁做第1兵团的起义工作。在帮助陈明仁坚定起义的决心、控制在长的军统特务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长沙起义时，他作为湖南方面和平谈判代表之一，和解放军首席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随后担任了21兵团副司令员的职务。
父子共济
在长沙和平运动的大潮中，有一对父子，特别让人们尊敬和钦佩。他们就是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和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唐鸿烈。
唐伯球是于1948年底，在赵恒惕惊惶出走以后当选为参议长的。同时他也是程潜内定的人选；唐老先生当选为议长以后，不顾年事已高，也不怕国民党特务和白崇禧等威胁和恐吓，在市民群众和各界人士中，积极奔走呼号拟促进湖南和平大业的完成。
唐伯球和程潜私交很深，其子唐鸿烈也同颂公过从甚密。在程潜回湘执政之初，唐鸿烈就在其面前游说，坚决主张反蒋联李（宗仁），促使和平，并身体力行，频繁来往于长沙和南京之间，从事反蒋联李的活动。南京解放以后，行政院迁往广州，他又接连不断地受颂公之托，四次下广州，六次去香港，为程潜能顺利地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关于唐鸿烈为了和平的实现，往来于长沙和南京，广州、香港之间的活动，有据可查的就有如下几次。
两次南京之行。第一次是蒋介石“下野”不久，李宗仁代理总统时电邀程潜赴京共商国是，程潜去南京时，唐鸿烈即陪同之一。第二次是程潜对和平起义还存有疑虑的时候，曾对唐鸿烈说：“你们监察、立法委员也是战犯，这不是儿戏。”不久，唐借参加监察院会议赴南京、上海，欲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
四次广州之行。第一次是李、白拟以程潜年事已高为由，改任考试院长，以陈明仁继任湖南省主席。任命发表前，唐鸿烈正在广州医病，立即赶回长沙，转告程潜，但隐瞒了陈明仁欲继任的细节。可是接着，陈明仁来找唐鸿烈，谈话中希望能得到唐的支持。后很多人联名反对程潜离湘，程潜才没有走成。第二次去广州是在湖南省财政极度困难的时候，程潜除责成省银行行长李维城设厂自铸银元，以应急需外，还派唐鸿烈持函前往广州，面晤行政院长阎锡山，请求设法接济。这次在广州，唐鸿烈不仅见到了阎锡山，还受到李宗仁的约见，想在唐这里证实一些湖南和平运动的情况，唐矢口否认。然后他决定要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和唐一起携巨款到长沙，察看“施政”情况。唐提前打电话密告了程，程有所准备，所以贾景德来了一天，到处听听看看，还很满意。贾返广州时，邀唐再次同行。途中他又在贾面前做了一些工作，贾表示，颂公是贾本人和阎院长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他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没有不想法子的。事后，行政院果然拨发湖南省政府一笔经费，勉渡一时难关。第四次是其父唐伯球等人因不堪白崇禧重压，由唐鸿烈携家眷先去广州暂避，唐伯球坚持下来，始终没有离开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