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北指挥部决定，部队在风度休整几天。一来让远途征战的疲惫身心调整一下，养精蓄锐，继续北进；二来掌握王震、王首道八路军南下主力的准确位置，以便两军会师。
指挥部的王作尧、杨康华、林锵云三位领导日夜守在发报机旁，心焦如焚等待两王部队的消息。三天过去了，两王部队仍杳无音讯。
风度山村处处是温泉热水，这对于东江子弟兵来说，更是求之不得。有洗热水澡习惯的客家人，二十多天来第一次泡在温暖的泉水里，心里不知有多舒畅，仿佛浑身的疲惫一下子被冲跑了！
部队休整，首长们却为两王部队的下落而煞费苦心。王作尧、杨康华找到了曾在油山与陈毅同志打游击的刘建华，要他到南雄百顺联络两王部队。
刘建华是江西寻邬县人，中等身材，二十八九岁。但多年艰苦斗争的锤炼，使他有着坚毅自信的性格。他十五岁在中央苏区赣南少共省委工作，曾任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北上抗日，他第一次留下来，跟随陈毅、项英、杨尚奎等同志上梅岭、油山，坚持游击战争。这时，他已是少共粤赣边特委书记。1937年，部队开赴华东前线抗日，他第二次留下来，带着朱赞珍、李绪龙等十几人，收集到十几支破烂步枪，组织起锄奸工作队，在油山坚持抗日斗争活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迫害，他们完全转入地下，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妻子和孩子失散了。这时，党组织为了保存赣南仅存的几个党员，把他和朱赞珍，李绪龙等接到东江纵队。部队北上开辟五岭根据地，他们又回到这块曾战斗过的地方。
杨康华吸了一口烟，对刘建华说：“我们派你去的意图是，你是中央苏区出来的，两王部队里可能有熟人，三年游击战争时你又在赣粤边，抗日战争时期你也在那儿呆过，由此看来，你去最合适不过了。”
刘建华挺起腰杆道：“坚决完成任务。”
第二天，刘建华和风度大队派来的一位队员一道前往百顺。他俩打扮成当地老百姓的模样，绕过始兴县城。太阳快要落山了，他们在离县城约20多里路的江口圩停了下来，等候前来接头的人。
这时，只见在圩外约一二百米的浈江边，有一对穿着破旧衣服的男女，朝这边走来，他俩按事先约定的联络暗号，与刘建华接上了头。
在江边的树下，栓着一条小木船，刘建华和风度队男队员坐上船后，机警地观察四周。那女的熟练地解开栓船的绳子，向北岸划去，彼此没有任何言语。后来刘建华才知道那位十八九岁的少女叫华英，是风度大队政工队的队员，那男的叫刘绍明，也在政工队工作。
在北岸一个叫总甫的村子，风度大队负责人吴新民、陈培兴正等在那里，他们热情地握着刘建华的手，并介绍了去百顺的路线和沿途的情况；
第二天早上，刘建华和风度队员打扮成赶圩的人，踏上去百顺的路程。这天正逢百顺圩日，一路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刘建华沿途用当地方言向赶圩的路人询问：
“老乡．百顺圩做生意的人多不多？”
老乡答：“做买卖的人好多啊！”
刘建华又问：“圩上有没有军队？”
老乡答：“圩上没有军队，只有一些乡自卫队。”
旁边有人答腔：“昨天圩上来了好多北方来的红军，今日全部不见了。”
刘建华还不放心，一直走到离圩场很近的地方，向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打听，农民停住手中的活儿，说：“红军向北走了，圩上没有红军了。”
刘建华暗忖：赶圩的人和农民说的话基本一致，这证明两王部队已离开了百顺。于是他和风度队员掉头返总甫，向吴新民、陈培兴介绍了所见到的情况，准备星夜过浈江赶回凤度向指挥部汇报。
吴新民听罢，道：“刚才接到指挥部通知，明天大部队过来，你就不必回风度了。”
次日下午，东纵北上部队由邓文礼、郭招贤等率领风度大队第一主力中队为先头部队，由吴新民、陈培兴率领风度大队第三、四中队在江边接应，从水南渡口过江。
由于大部队人多，无法用船渡江，只好用几条长缆绳栓在江岸西头，前面派几个熟水性的同志在前面引路，大多数同志一个跟着一个地手扶缆绳，走进了水流湍急的江水中，缓缓地向对岸移动。
水淹到脖子深，湿透了军毯、衣服，冰凉的江水令大家直打哆嗦，急流打着漩涡象一双双无形的大手，使劲将他们往下游推。
同志们咬紧牙关，一边死死抓住缆绳，一边紧紧护着身上的武器，一步步地往前挪去。一千多人的队伍，在天色微明前安全地渡过了浈江。
部队过江后，刘建华立即找到指挥部，向王作尧，杨康华汇报去百顺的情况，杨康华听后说：“你走后，我们就接到电报，两王部队已北返，会师任务取消。在总甫隐蔽下来，直到傍晚才出发，经水口进入始兴的宝峰。”
王震、王首道部队南下开辟五岭根据地，为什么脚跟未稳又挥师北返呢？
最近笔者看到了一本题目叫《五岭逐鹿：1949国共最后的决战》的书解开其中的谜底：
中央将开辟五岭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拍板后，决定派当时留在延安作为总战略预备队的三五九旅南下。三五九旅是八路军一二O师主力之一，是在原湘赣苏区红军红六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
1944年11月1日，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飞机场誓师出发，毛泽东、任弼寸参加了大会。任弼时振臂高呼道：“你们要到南方去画一张红色的地图！”
1945年5月，南下支队进入湖南，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北进军，形成逼近五岭的夹攻态势。毛泽东电令南下支队负责人王震，采取“机动作战”，“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加快进军速度。
5月6日，正是中央七大会议期间，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主席团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增派尚在延安的三五九旅后备梯队为南下第二支队，延安警备旅为南下第三支队，主要任务是在南方建立新的根据地，开拓华南新局面。
6月12日，七大闭幕的第二天，新当选的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南下部队负责同志。
毛泽东：“南下的主要方向是粤汉铁路，与东江的北上部队会合。”
任弼时：“要由华北到广东东江接成南北的长蛇阵。
毛泽东趁机打趣道：“长蛇阵好，但也要准备接不上。首先接头尾，头在东江，尾在鄂南，现在王震他们的尾巴已经接上了。你们要接头部，南方有了头才能制止蒋介石内战。王首道已经建立了湘鄂边党委，是很大的胜利，王震可以去湘赣边建立根据地，作为腰，你们就作头。如此就可以有湘鄂，湘赣，湘粤，广东四处根据地。广西、湘西还可以组织武工队。”
显然，毛泽东对新一轮的五岭斗争充满信心。然而，抗战胜利比预期要快得多，胜利前后的局势急剧变化。1945年8月，两王部队到达广东境内。一路上，他们遭到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重重阻挡，经过长途跋涉，不断打仗才杀出重围，到达南雄百顺。
这时，日本已经投降，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9战区司令宫薜岳调集五个军的兵力向两王南下部队合围，妄图一举歼之。
8月28日，两王合队刚抵百顺，国民党第90师、第167师各一部及地方反动武装，分三路台击百顺。在此情况下，南下部队于29日主动向北转移，并报告党中央。因为南下部队的境况处于极度艰险之际：一支疲惫之师，没有粮食，语言不通，当地也不能提供任何给养，更为不利的是，面对的是处优蓄锐的两倍于己的国民党美式装备的虎狼之师！
9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复两王部队，指出：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本投降，引起了时局迅速变化幻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过去中央给你们的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样路线，北上与新四军第五师靠拢，由文年生率领的八路军南下第二、第三支队，到达河南洛阳新安地区时，也奉命开往东北。
1946年，南下支队参加了中原解放区保卫战后，突围回到陕北，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南征。
实际上，这是中央于时局变化的高明一着：国民党重兵合围的形势迫使南下支队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毅然北返，除了避免类似皖南事变的失败局面外，从政治上也没有绐对方以发动内战的口实，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两王部队挥师北返，东江纵队北上部队在南雄宝峰作暂时休整之时，我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又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口。
1945年8月22日，广东区委命令珠江纵队的南海、三水部队——即南三独立大队，由支队长郑少康、大队长梅易辰等同志率领，离开熟悉的水网地带三水县原潭乡，向层峦叠嶂的粤北山地出发。
南三独立大队总共500多人，配备九挺机枪，日宿夜行，轻装上阵，尽量避免与沿途的国民党正规军遭遇。
他们经花县白泥、清远洲心，夜渡飞来峡，到达旧横石镇附近的山沟。突然，前头传来密集的枪声，大队长戴耀带着先头部队冲上前，原来我侦察小分队与驻清远的国民党一个连遭遇，这个连清一色美式装备。枪战持续了20多分钟，由于我众敌寡，敌人很快就败下阵来，此仗歼敌20余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20多支。北上首仗告捷，军心大振。
部队踏入英德境内．形势陡然紧张，国民党驻英德部队，获悉珠江纵队北上，要从此地路过，就派出重兵把守，企图将珠纵北上部队消灭在英德。
珠纵南三独立大队在丘陵峡谷里转了好几天后，摆出迷魂阵，决定突然冲出封锁线。小分队首先开枪引开敌主力，我大队人马翻山越岭自东掉头北上，当敌如梦初醒时，我主力已离开此地一两小时了。
这时，东纵西北支队派便衣找到南三大队，原来西北支队早已在英德境内活动，已奉命北上，支队领导得知南三大队到达此地，就派人联系，共谋北上良策。
这晚，在英德东乡南三大队与东纵西北支队、北江支队汇合了。同时，两队合并后，成立了北上临时支队，由郑少康任支队长，李东明任政委，邬强，蔡国良任副支队长，邓楚白任副政委、刘黑仔任通讯参谋、戴耀任作战参谋，还在各队抽调部分大队的领导干部到支队部工作。
南三大队的同志，大多数生长在河汊水网地区，这些“水鸭子”一时离开珠江三角洲的鱼米之乡，踏进这野牛出没，山猪嗥叫的山岳丛林里，两条腿仿佛不听使唤似的，有的走不了几天，脚板打满了血泡，几天不洗澡，浑身就麻麻痒痒的，怪不舒服，甚至长出了湿疹，但他们没有吭声，咬着牙往前赶，路途还遥远呢！
1945年9月20日，正是农历8月15晚上，队伍通过曲江、始兴交界的龙斗輋山，准备向南部进发。龙斗輋山有一条八九里长的大山沟，弯多路窄，左边是高山，右边是深深的峡谷，中间只有一条小路：这时，由西北支队派往南三大队的先头部队——刘黑仔、邱石率领的手枪队刚拐过弯，发现迎面而来的是一支国民党正规军一六师的一个营开过来。
敌哨兵喝令：“口令，哪一部分的？”
刘黑仔拔出手枪道：“我们是第四战区的。”
“砰砰砰！”刘黑仔手中的二十响驳壳枪叫起来了，敌哨兵应声倒下。
双方交火，枪声响成一片。
南三大队参谋长戴耀是珠江纵队出了名的“拼命三即”，大家都称他“打仔”，战斗经验十分丰富，枪法也不错。他一面指挥战斗，一面请求郑少康带大队撤退。
戴耀命令中队指导员杜福率中队战士为大部队掩护，两挺机枪吼叫着阻止敌人的进攻……
战斗从中午一直激战到下午四寸许，寡不敌众，敌人丝毫也没有退兵之意，还搬来了迫击炮，炮弹呼啸地从战士们埋伏的山岗炸响，当场有人受伤、牺牲。
这时，戴耀觉得再持续下去，必将遭致全军覆没。他将中队长杜福叫过来，布置大家撤出阵地。猛地，一颗流弹从远处射来，从杜福的后脑穿入，至眼睛飞出，弹头落到戴耀的右肩侧上，顿感一麻。当他拔出弹头，只见杜福已壮烈牺牲了。戴耀将杜福的尸体放在一个山洞里，抹掉脸上的泪水，指挥大家立刻撤退。
他们迅速转移到始兴县的隘子，汇合打散了的同志，由一位当地瑶民带路，直奔东纵北上指挥部驻地汤湖輋，当他们来到汤湖崬时，指挥部已经转移了。
无奈之下，戴耀只有命令部队就地休息，打算吃完饭后再下山。可是还未待他们将饭吃完，大队敌军已经包围上来了。
幸好哨兵及时发现了敌情，他机警地鸣枪报警，使部队抢占山头，然后边打边退，冲出敌人包围圈。
汤湖崬遭遇战后，南三大队损失惨重。邓生中队被打散了，何洪等一些干部相继病死，还丢失了三挺机枪，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
大伙郁郁寡欢，两眼茫茫。既找不到粤北指挥部，又没有带路人，只有躲在树林里，处处落入敌人的围追堵截。没有粮食，只有摘野菜、野果充饥。有的同志生病了，缺医缺药，只能眼睁睁地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有可能导致身亡。有一个机枪手饥饿难熬误食了山上的毒野果而中毒死亡……
“我们不能在山上坐以待毙，我们要主动出击，寻找东纵北上部队！”在党员大会上，郑少康鼓起了战士们生存下去，战斗下去的勇气。
于是部队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郑少康率领，坚持在瑶山活动，伺机与粤北指挥部取得联系，继续北上；一路由梅易辰和戴耀带大部队冲出平原，进行反扫荡，待机北上。
在始兴县的清化、风度、隘子，梅、戴部队与始兴风度大队的部分队伍会合了。
为了补充部队的给养，也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风度大队长吴新民、政委朱化平决定袭击冷洞村的恶霸地主和隘子的乡公所。战斗结束后，由于梅易辰与周化平（即周健夫）意见发生分歧，梅、戴的南三大队与风度大队分开活动。
梅、戴部队准备开往坳背村，由于戴耀曾听朱化平介绍过情况，说坳背村有一个保长比较反动，要特别小心。所以戴耀不主张部队开进坳背村。但梅易辰由于与朱化平有意见，执意要上坳背村。于是部队吃完饭后就进了山。
部队刚刚驻下，忽闻哨兵鸣枪报警，南三大队已落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情急之下，部队立即分几路往后山撤退，并迅速抢占山头作掩护。
敌人的机枪、冲锋枪形成了一道火网，将南三大队的退路封得严严实实。游击战士只有用手榴弹炸开一条血路，虽然大部分同志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冲了出来，但仍有30多位同志牺牲在半山腰上，这一仗，南三大队又丢了三挺机枪。
坳背村之战失利后，南三大队只有采取“日宿夜游”的办法，白天躲在山洞里，晚间出来找些番薯、野菜充饥，甚至饮一点冬瓜汤维持生命。战士们个个面黄饥瘦，有的患了夜盲症；女同志衣不蔽体，男同志就撕下自己的裤筒给她们缝补；为了御寒，大家将缴获到的棉被剪成四块，中间开一个孔，当作棉袄穿……此时此刻，昔日骁勇善战的南三大队，成了“烂衫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