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真不愧是读书人，把项羽‘破釜沉舟’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都用上了，我小时候爱听说书，很佩服这两个英雄。”冯光把烟灰往石头上磕了磕，“今年3月，牛哥（指中共西江特派员梁嘉）从香港回来在广宁赤坑召开各地坚持武装斗争负责人会议，总结了西江地区一年的工作。会议决定分成几个作战区域活动，广（宁）四（会）清（远）边区由我俩负责，这说明西江地区武装斗争进入了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时期。今天趁部队休息，我们俩，再加上马奔、苏陶等一齐讨论该怎么搞，好吗？”
“好。”周明说，“咱们到林子那边去谈。”
部队正在一片茂密的林子里休息，除担任警戒的在指定哨上手握钢枪，百般警惕外，其余的倒也自在，有的两手倚着背包躺下，仰着脸给老天爷相面；有的把身子歪靠在树干，偷空学几个生字；有的聚坐成一个圈，拿着一根树枝边说边在地上比划，这个还没说完，那个又接着跟上，伸出手把刚才划的线条刷掉，重划上新的线条，他们是在分析刚刚结束的战斗？还是在策划下一场战斗？
霭仔一人坐在一个太阳晒得着的石头上，解下裤头，细心地抓着上面一串串密密麻麻的虱子，抓到一个就放在嘴里咬一下，咬出一点白汁，叭地吐出来，骂上一句：“咬死你这个‘牛骨头’的帮凶！”
“哎，我叫江仔，你呢？”霭仔眯着眼抬头看了看，一根瘦长的身子顶着颗圆圆的光脑袋，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江仔大约十六七岁年纪，穿一件肥大的黑色唐装，扎着一根宽腰带，腰带上一左一右插着两支德国造20响驳壳枪，显得特别精神：霭仔有些眼馋地看着他的枪，回话说：“我叫梁霭，大家叫我‘律师’。”
“呵，律师，你嘴巴一定挺厉害的。”江仔顺势坐下，老模老样地说道，“我听高同志（即马奔）说过你，你13岁就参加革命，武工队到你们白茫村来宣传，你正放着牛，家也不回，把牛绑在树上，就跟部队走了，对吧？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加入游击队？”
“打‘牛骨头’呗。武工队长说，你家这么穷，天天吃‘黄狗头’，连饭都吃不饱，打跑了‘牛骨头’，穷人翻身得解放，天天有饭吃，有衣穿，还住高楼呢。”霭仔参加部队不久，说话却有板有眼的。他指着江仔的腰问：“你真的会打双枪吗？”
“冯老大手枪队的，这还有假。”江仔掏出一支驳壳在霭仔眼前晃了晃，熟练地把枪拆开，用块旧绸擦拭，又把零件装上，接着闭上眼睛，快速地装子弹，自夸地说，“瞧，我这一招就是跟冯老大学的。要不是节约子弹，你指那，我保打那。”
霭仔满脸羡慕的神态，他拉了拉江仔的袖角，指了指围坐在一起正在开会的领导，呶呶嘴，问：“江仔，那个黑黑瘦瘦的，真的是冯老大？”
“是啊，怎么呢？”江仔点点头。
“我做老百姓时就听说他的大名，对他特别崇拜的，还以为他像关公那样高大威猛，一表人才。”霭仔第一次见到冯光，不免有些失望。
“打仗又不是唱戏，要这么帅干吗？古人有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冯老大身材是短小，不戴起那顶打灰条缴来的毡帽，至多比我13岁那年高一拳左右；不知情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是我们的大队长。”江仔一说起冯光就来了精神，“因为脸上有豆皮麻，很多人叫他做‘豆皮冯’；又因为他是大队长，大家爱叫他‘冯老大’。听周伯讲，其实他真名叫冯光，参加革命部队后叫冯石生、何达生。他是佛冈县汤塘区复兴村人，小时候很苦，九岁丧父，家道中落，接着母亲改嫁，他和妹妹只好跟同父异母的兄嫂过活。无钱上学，他就在家乡致远小学帮厨，边旁听边干部，勉强读了三四年书。1939年，他19岁，在家乡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潖江青年抗日先锋队，加人中国共产党。所以虽然他人长得细细粒，办起大事来可真有点大将风度。他不大喜欢讲笑，老是一本正经的，没有他在，你在大队部闹得翻天覆地，也没人理你，但他一来，什么中队长、小队长、指导员，个个都一声不响，各自埋头工作或学习。”
“哪不像老鼠看到了猫？”霭仔听了，有些紧张地插道。
“没有的事。冯老大对下级从不轻易动火的。犯了错误被叫到他跟前去的同志，起初有点慌，及后，经过他的解释，谁都明白自己的错误根源而乐意改正。”江仔摘了一片嫩嫩的叶子在口中嚼了嚼，继续说，“他很耐心教育人，分派任务一清二楚，所以他的部下，进步都非常快。他自己常说：‘我也是小鬼出身，战士的苦处我很明白。’的确，他十分关心同志们的伤病，他老婆叫郑吉，大家叫她‘吉叔’，在队里当卫生员，不时都给挨他批评‘不够细心’。有时，他对战士比对老婆还好呢，夜行军，老婆跌倒了，他只说，吉叔，怎么这么没用？但战士跌倒，他赶紧过来问有无跌伤，马上叫卫生员替你擦红药水。”
“给我讲个冯老大打仗的故事吧。”这是霭仔最想听的。
“冯老大的作战秘诀是英勇、坚决。他指挥拿手的是，一开始战斗看出敌人的破绽就冲锋，不让敌人估计对手的力量。反动军队一听见‘豆皮冯’的名字就要‘吓’出尿。听说他在珠三角做郑少康的保卫员时，就以勇敢出名。南番顺一带特别是番南一带的捞家，给他治得头头是道，‘打仔豆皮冯’，人人都熟悉。”江仔边说边比划，“当时珠江三角洲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叫李朗鸡，专门破坏抗日。1941年中秋过后不久，李朗鸡纠集了祁宝林、李益荣和黄志达3个团的伪军，以及地方土匪等武装3000多人，分三路向广东抗日游击队二支队的驻地——西海扑来。当时冯老大和战友们坚守路尾围炮楼，敌人多次进攻都未得逞，恼羞成怒，竟用炮火轰击，把三层炮楼掀掉了两层。炮火过后，敌人以为冯老大他们已和炮楼一起被消灭了，随即发起冲锋。哪知冯老大和战友早从三楼转到底层，他们立即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在各路战友的英勇配合下，他们粉碎了数千敌人的‘扫荡’，胜利地保卫了西海。冯老大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立了战功，被提升为小队长。”
江仔舔了舔厚嘴唇，继续讲道：“同年10月，驻在西海对面龙湾的伪军中队长陈胜坤准备带领中队起义，事前已商定好了有关起义的接应安排，但伪军中队内有一个反动排长向其上司告密，陈胜坤遭逮捕，我方不知情况有变，按原计划派冯老大带几个手枪队员前去接应。当他们靠近接应点时，突然遭到敌人猛烈的火力袭击，几个手枪队员当场中弹牺牲，冯老大福大命大，两腿亦中弹受了重伤，不能动弹。他躺在稻田里，躲过了敌人的搜索。敌人走后，他强忍疼痛，拖着两只伤腿，以坚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艰辛地爬到龙湾河。接着他不顾一切地跳入河中，拚命地往前游，横渡过二三百米宽的河。上岸后，他又一步步爬越一大片农田，爬了整整一个黑夜，终于在第二天黎明，爬回到司令部驻地，这时，他再也没劲了，昏厥过去。”
霭仔惊得眼睛睁得大大的，想不列冯光比关公还厉害，是铁打的汉子。
江仔说：“这有什么，告诉你，他全身都是疤痕，可以说，每一个疤痕都有一个故事。”
“江仔，过来，又在讲你的‘山海经’了。”江仔正讲到兴头上，突然背后传来一声断喝，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冯老大等领导站在后面，吓得吐长了舌头。
江仔反应快，见冯光今天心情好，是装怒，忙站起来敬礼，然后扯扯霭仔，悄声说：“冯老大来了，叫他给你讲‘植地庄八勇士’打日本仔的故事，那才叫过瘾。”
霭仔赶忙扎好裤头，立正敬礼。
冯光走近摸着霭仔的光头问：“小鬼，在抓‘牛骨头’的帮凶呢。你在部队习惯吗？”
“报告冯老大，习惯。”霭仔想了想，又说，“只是这满身虱子令人讨厌，还有就是疥疮，大腿上生了一个，又红又大，害得我连路也走不动。”
“我身上也有一个。”冯光听了哈哈大笑，在大腿前比划着，“你没发现我走路一拐一拐的，走八字步吗？不怕的，晚上找点草药熏一熏很快会好。我们游击队员身上哪个没生个虱子、疥疮。它们都是‘牛骨头’的帮凶。”
“冯老大，你给我讲讲打日本仔的故事，好吗？”霭仔抬头望着冯光，一副期待的样子。周明、马奔在旁劝道，给这些小鬼讲一个吧，让他们长长见识。附近手枪队的小鬼们见冯光要讲故事，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央求着。
冯光拗不过大家，盘腿坐在草地上，对着小鬼们说：“你们这些机灵鬼。好吧，就讲个‘血战植地庄’。”
乖巧的江仔马上给他点上烟，冯光美美地抽上一口，进入叙说中：
“那是1944年7月24日，我广游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决定第二次攻打番禺的市桥。这天，大队部调集了驻各地部队，共250多人，集中在植地庄进行战前动员。部队出发时，恰遇台风来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洪水淹没了道路，无法通行。大队领导当即改变计划，将部队撤回植地庄掩蔽，伺机行动。不料，我们的行动被花名叫‘大客女’的日军密侦组长王钜秋通过他的老婆何志英侦悉，马上报告了驻市桥日军特务机关，特务机关又立即向驻广州的日军司令部报告。7月26日凌晨2时，驻广州市郊石榴岗日军500多人，由指挥官吉田率领，乘夜奔袭植地庄。敌人来得很快，拂晓前，植地庄外围的几个重要高地全被日军占领。在这紧急关头，大队领导组织突围，命令副大队长卢德耀率领一个机枪班抢占村后松岗高地，掩护部队撤退；命令我率领一个中队部分兵力坚守植地庄，吸引日军注意力，掩护部队分头突围。
“大队长卫国尧、政委郑少康等大队领导在率队突围途中，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由于日军居高临下，用重机枪密集火力射击，突围部队行动十分困难。大队组织干事黄平带领部分非战斗人员冲向村后长岗岭，打算抢占高地。黄平第一个跳出围墙，高呼：‘共产党员带头冲锋，跟我来！’共产党员梁绮卿、黄纪合、梁铁、卫雪卿和陈汉仔等十五六人跟着向前冲。当他们冲上半山坡，占领长岗制高点的日军，以密集的机枪火力向他们扫射，梁绮卿、陈汉仔当即中弹负伤，但他们没退缩，用手擦去鲜血继续向前冲。黄纪合中弹负伤倒下，卫雪卿上前挽扶也负了伤，他们互相支撑着，顽强地向前冲。黄平、梁绮卿、梁铁等冲到一个墓穴里喘息一下，那里离敌人不到二三十米，这时敌人冲下来，黄平提枪射击，三颗子弹击毙了两个日军。敌人向他们疯狂扫射，除梁铁身负10多处枪伤后来苏醒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大队长卫国尧带领的一部分队伍则向村西南方向撤退。当时卫大队长身患疟疾，他不顾病痛，指挥队伍边打边撤，当他们撤到塔沙岗时，日军集中了长岗、燕子岗、白虎岗的机枪，向他们猛烈扫射，卫国尧和指导员黄杰、政训员黎干之等8人先后牺牲，政委郑少康率领其他各部队边打边撤，冲出了日军的重围。
“日军向新编第二大队突围部队进行火力拦截的同时，又向植地庄进攻。我率领的中队受命坚守植地庄，开始，近百名日军排成三路纵队向植地庄前的闸门冲来，我把战士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掩蔽在闸门两侧伺机杀敌。敌人冲至庄前二三十米时，我高喊一声：打！机枪、步枪齐发，毙伤日军30多人，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日军又连续向庄内发起冲锋，这次敌人先用机枪、掷弹筒向庄内猛烈轰击，然后在火力掩护下进攻。面对敌人的猛烈火力，我们利用闸门附近东西两侧墙洞，英勇抵抗，打退了日军的再次进攻。在战斗间隙，我与民兵陈炽一起巡视地形，分析形势，布置战斗。我们认为，日军虽然占领了庄外高地，但在庄子周围有勒竹林护着，庄内横街窄巷纵横交错，且每条巷道都有闸门，战士可以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打击敌人。于是，我指挥由植枝带领机枪组坚守横北门，步枪组机动作战。几十分钟后，日军发起新的进攻，机枪组利用围墙的小洞口射击敌人；步枪组利用围墙洞作枪眼，瞄准一个打一个，击毙了一个日军军官和数名日军。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拖着被击倒的军官和几具尸体撤退。
“午后，日军又在一阵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向庄内夹攻，日军利用庄外倒塌了的一段围墙，在围墙外砍竹子，企图打开缺口进入庄内。我带着战士们掩护群众向安全地方转移。10来个日军从劈开的竹林缝里钻进庄来，进入第一条巷，即放火烧房。战士和民兵马上关闭了与这条巷相通的闸门，向敌人还击。我们利用熟悉巷道的优势，东打几枪，西打几枪，日军被迫撤出庄外。战士们又重新据守住阵地。
“16时许，日军再次发起进攻。他们冲至村前二三十米时，躲在掩蔽物后用掷弹筒、重机枪扫射。植枝擦掉机枪上的泥土，叫陈耀祥注意敌人。陈耀祥举起步枪，连打两枪击中两个日军，其他战士也分别瞄准敌人，躲在掩体后的敌人偶一抬头，就被击中。我提起步枪，击中一个日军官。日军急忙把尸体拖走。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16时许，日军500多人轮番发起5次进攻，始终不能攻占植地庄，只得撤退。”
讲到这里，周明在一旁插道：“植地庄战斗事发突然，我新编第二大队和民众被日军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大队领导发现部队被包围后，果断组织一部就地掩护，率大部边打边撤，冲出了重围，使日军的围歼阴谋未能得逞。战斗中，共击毙击伤日军70多人，内有指挥官4人，战斗过后的第三天，敌人还到植地庄来焚烧尸体，可见其损失之大。战斗中，冯老大，当时叫何达生，与植枝、陈耀祥、梁细九、黄贤、黎明、孔联、曾九7人坚守植地庄，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掩护了部队突围，被誉为‘植地庄八勇士’，一时英名远传。”
冯光摆了摆手，内心有些沉重，缓缓地说：“这次遭日军袭击，使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大队长卫国尧等48人牺牲、22人受重伤。教训是深刻的，由于前段时间连打胜仗，部队盲目乐观，以致思想麻痹、疏于防特、警戒不严，以致遭日军包围，造成重大损失。顿了一下，他说：“打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盲目乐观啊。”
霭仔听得津津有味，问了一句：“后来呢？”
“后来嘛，过了几天，我们新编第二大队，在左边村伏击了汉奸王钜秋，为植地庄牺牲战友报了仇。”冯光边说边用烟斗划了一个“斩”的姿态，接着，他拍了拍霭仔说：“小鬼，别慌，仗还有得打，日本仔打跑了，现在还有‘牛骨头’，只要你勇敢，不怕牺牲，你也会成为勇士的，有没有这个决心。”
“有。”霭仔挺起胸脯，响亮地回答。
冯光满意地点点头，他是“打仔”出身，一提到打仗，心里也是痒痒的，腰里的白金钱小左轮好像也在“嗷嗷”叫唤。
三、闯险关秘密护送，打江屯雨夜出击
这是1947年5月很普通的一天。连着半个月的阴雨，忽地放晴，太阳便热了起来，烤在身上有火的感觉。大街上，人头如鲫，车水马龙，大小商店前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招徕广告，一幅好莱坞性感影星的巨型海报高挂在一幢大楼上，格外引人入目。
广州火车站，随着“轰隆隆”的声音，一列从香港开来的客运列车喷着雪白的蒸汽徐徐进入站台，守在站台的小贩们顿时兴奋起来。火车刚停稳，他们就围上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卖烟卷哟，英国老刀牌香烟——”
“茶皮蛋，茶皮蛋——”
“先生，买花吧。给你的小姐买一朵吧。”
“卖报，《中央日报》。”
下车的旅客提着大包小包从小贩们包围中挤过，往出口处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