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月的南京，是中同有名的“火炉”之一，热浪滚滚，令人难以忍受。国防部大礼堂里，早被反共战争弄得焦头烂额的国军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显得烦躁不安。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不会是孤立、偶然的“意外现象”，而是有着种种社会条件并蕴含着客观必然性的“合理产物”。湖南和平解放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它从1948年秋冬开始酝酿？不能不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争斗了20余年的国共两党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其力量强弱已互换角色，战略决战一触即发
时至1948年秋，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命运之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形势发展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国民党军已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减少至365万人，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仍占优势，但机动兵力却只有170万人，被迫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继而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再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和华东五大战区的部分大中城市等有限区域内。而人民解放军则日益强大，越战越勇，已由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人，而且大多能用于机动作战，已经掌握厂战争的主动权。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已不可避免，而且一触即发。
蒋介石当然明白这一点。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为期7天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等主要军事负责人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瞵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伯韬，华东“剿总”总司令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的代表沈策，以及余锦源等20余名军长，共计120余人。
七八月的南京，是中同有名的“火炉”之一，热浪滚滚，令人难以忍受。国防部大礼堂里，早被反共战争弄得焦头烂额的国军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显得烦躁不安。
会议由蒋介石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7月27日，会议开幕。蒋介石首先发表讲话，总结了军事失败的原因，把罪责完全归咎为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旧死、指挥无能。他感慨地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干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将军们屏声息气，鸦雀无声，蒋介石那口浙江官话显得格外洪亮。最后，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地警告大家；“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撅，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蒋介石没有想到，他这句警告不幸而被言中，这次会议竟成为国民党在南京乃至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全面军事会议，蒋介石自己和他的儿子蒋经国后来都殒命孤岛，其尸骨至今不能葬回故土。
蒋介石讲完离开后，国防部长何应钦接着作了军事形势报告。谁知报告还没有讲完，会场就炸开了锅。有的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么一点力量，打了10年都解决不了它，现在共产党都发展成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仗还怎样打下去？”有的则大骂陈诚，说：“陈辞修（陈诚字辞修）太可恶，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胡说什么3个月5个月解决共军主力，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他应负完全责任。”
蒋介石知道这种情况后，气得满脸红涨。他身着笔挺的五星上将军服，挂着他自己发给自己的中华民国最高勋章和美国总统杜鲁门赠给他的一枚勋章，气势汹汹地又—次来到会上讲话。他说：“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经过许多的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该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望的情绪和论调，以至影响士气，影响全局……”
会议再进行讨论，大家虽然不敢随便发牢骚了，但除了叫苦叫难叫危险、要钱要物要番号之外，就是提不出什么像样的对策。到了会议的第7天，也是最后一天，经参谋总长顾祝同提议，总算形成了一个战略方案，其中心内容是：实行战略收缩，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将原有的小兵团归并为几个强大的机动兵团，部署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以防止共军南渡长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同时，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但是，蒋介石又不甘心从东北和华北退出，仍命卫立煌和傅作义继续坚守待机；并因担心桂系过于强大，拒绝了李宗仁关于将黄淮平原划为一个战区并由白崇禧统一指挥的建议，而分设华东、华中两个“剿匪”总指挥部，意欲互为犄角，而事实上两个“剿总”互不服气、互不支援。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决战、各个击破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
就在国民党、蒋介石苦心构思战略收缩，重点防御的时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思维机器也正在高速运转着，一个空前的战略大构想正在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可北岸的一个仅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落里逐渐形成。
1948年9月8日至13日。西柏坡，这个在中国地图上不大容易找到的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的一个小村庄，此时正在召开一个极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室就是中央机关的小食堂。参加会议的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10名重要负责干部，都围着餐桌坐在破旧的长条凳上。“秋老虎”还在施威。许多人解开外衣的扣子，有的还不时地扇一扇蒲扇。但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捷报频传，大家的心里好像流进了一股股清泉，有无法形容的痛快，脸上充满了豪情。
毛泽东扳着指头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第—年歼敌正规军折合97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94个旅（师）。往后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8个旅（师），一年消灭它近100个旅（师），5年歼敌500个旅（师），也就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风趣地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五年也。这60个月又可分为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毛泽东真是伟大的预言大师，他的分析是建立在科学、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大家无不为之深深地折服。
最后，在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会议总结。他左手插腰，右手操起红蓝铅笔在全国地图的上半部分有力地画了一个大圆圈，充满信心地宣布：“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各战略区要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这就是决战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召开的高层决策会议：一个要退而结网，寻机反扑；一个要传檄击鼓，决战决胜。火药味十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这将是国共两党的命运之战，最后一战，其结局必将对中国社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抉择！
二、蒋介石和桂系都紧盯着湖南，企图将湖南变成其“南朝”的桥头堡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南岸，与湖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江西6省为邻，因大部位于洞庭湖以南而得省名。又因湘江为其境内最大河流而简称“湘”。全省东、南、西三面为山地、丘陵，中北部低缓，略成一个以洞庭湖为中心的马蹄形盆地。境内及其省界地区有南岳衡山、雪峰山、武陵山、九岭山、武功山、罗霄山（中段为井冈山）、南岭等名山大岭；有湘、沅、资、澧4条河流和800里洞庭湖，她北制荆楚，东连赣西，西接川贵，南屏两广，在南半个中国处于中心位置，乃南征西讨的必争之地，历来为兵家所重视。跨入近代以来，三湘大地更是风云激荡，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角斗场，群雄并起，烽火连天。
湖南的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在蒋介石的“南朝”棋局中，不可能没有湖南这个桥头堡。而湘桂地理相连，桂系也一直将湖南视为其势力范围，决不愿放弃湖南。无论是南屏广西，还是北出中原，湖南都是它的一线阵地。因此，蒋、桂之间为控制湖南的明争暗斗也就不可避免。在国民党新军阀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弁石羽翼未丰，只能实行分权，成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4个权力很大的政治分会。桂系利用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特权，曾先后决定鲁涤乎、何键为湖南省主席，意欲使其成为桂系在湖南的代理人。但事与愿违。鲁、何权衡利弊，还是倒向了实力更强大的蒋介石。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先后派出嫡系将领张治中，薛岳，吴奇伟主政湖南。对此，桂系莫可奈何，但一直耿耿于怀。
1946年4月，蒋介石又任命长沙“马日事变”时任何键35军教导团团长的铁杆反共分子王东原为湖南省主席，桂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正东原果然不负蒋委员长的厚望，大力贯彻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实行三项反共措施：其一，清查户口，整顿保甲，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强化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基础。其二，恢复征兵、军洲，扩充反动武装。1946年10月蒋介石下令恢复征兵、军训后，湖南当年就征兵35700人；并在“寓兵于农”的口号下成立了72个国民训练队，在“寓兵于学”的口号下抽派40余名军官对青年学生进行法西斯军事教育。其三，大举清乡，“围剿”革命武装，还成立了“湘鄂川黔统一剿匪指挥部”，大力“围剿”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从而更加强化了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使湖南的共产党人及其地下斗争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也使得桂系争夺湖南的野心受到进一步的扼制。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任何野心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曾几何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迅速、大量地被消耗，蒋介石的地位不断遭到削弱。而直到南京解放，桂系的实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特别是后来得到了美国的垂注，其地位迅速上升。于是，桂系野心再度膨胀，企图甩开蒋介石，大干一番，建立桂系的“南朝”王国。为此，它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蒋介石的手里夺回湖南，其办法倒没有什么创新，还是通过拉拢湘籍高官，使其成为桂系的代理人，从而达到间接控制湖南的目的。
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一般湖南人的心目中处于“家长”的地位。由于程与桂系有历史恩怨，不可能使程成为桂系的代理人。这一点，桂系人物心里都清楚，对他都不抱什么侈望。但出于政治需要，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在表面上还得注意尊重程潜，而不去得罪他。甚至在1948年4月副总统竞选中，李宗仁还与程潜达成了“攻守同盟”的口头协议。当蒋介石提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孙科为国民党惟一的副总统候选人时，李宗仁和程潜都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第二轮选举后，当蒋介石令程潜“自动”放弃竞选而将票改投孙科时，程严词拒绝，愤而声明放弃竞选，李宗仁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跟着声明放弃竞选。这也是一次配合，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相互利用。
说到桂系所信赖的湖南人，当首推刘斐。刘早年在桂系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共事多年，特别是住在1936年“两广事件”中，刘为桂系出谋劝策，使桂系避免了一场大难。1948年秋，刘辞去国防部参谋次长职务后，身为副总统的李宗仁马上跑到刘家看望他，说蒋介石可能已经搞不下去了，他李宗仁可能接班，诚请刘斐先不要离开南京，有事好商量。刘说自己八次辞职终获批准，急需回湘休息一下再说，由国防部长外放担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得知刘斐回到了长沙，就天天打电话来，要刘去武汉谈谈。见面后，白与刘无话不谈，包括桂系的“家务事”，还请刘回湘担任省主席，刘婉言谢绝。
还有一个湘籍高官颇得桂系信任，就是唐星。唐是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军校的入伍生部副部长兼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长。在“两广事件”中，他以参谋本部中将高参的名义，协助参谋总长程潜妥善处理事件，照顾了桂系的利益，被桂系视为朋友。抗战时期李宗仁担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时，白崇禧极力拉唐去5战区担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鲁苏皖豫边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等职，与桂系绍成了深厚的关系。所以，白崇禧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后，又邀请唐星任总参议。后也曾建议由唐取代程潜当湖南省主席。
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湖南争夺过来、控制起来，与广西打成一片。当然，桂系的动机是一回事，而实际效果又是另一回事。
三、迎接湖南解放：中共湖南地下组织在行动
就在蒋介石和桂系暗地争夺湖南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在高度关注着湖南的动向。
湖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当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古老的国门而清政府懵于外事之际，魏源首先提出“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的新论，开一代风气。洪秀全的2万太平军攻入湖南，数月后即壮大为10万大军。中日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在湖南蓬勃发展，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湘籍维新志士名扬全国。在孙中山领导的贤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党人是一支重要力量，武昌起义后湖南率先响应并成立军政府。
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湖南人民更是一直走在斗争的前列。毛泽东、李达、何叔衡、蔡和森积极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并于1921年10月建立起第一个省支部（湖南支部）。从此，湖南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北伐军入湘后的短短几个月，全省农协会员猛增到五六百万之多。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湖南的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奋起反击，相继爆发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和平江起义等大小63次起义，建立起湘鄂赣、湘赣，湘鄂西、湘鄂川黔4块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