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了这种思想动态之后，程潜便约陈明仁进行了一次正式的密谈。
“子良，今天找你来，是想和你交换一下对形势的看法，拿出一个主意。这里没有别人，就你我两个，我们同乡同事，互相了解，就怎么想怎么说吧。”
“愿听颂公指教。”
“你我肩负3000万湖南人的重任，我们的一举一动得替他们想想，不能对不起父老乡亲啊！”
陈明仁连连点头。
程潜接着说：“现在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了，蒋介石那么多部队都打不赢，白崇禧的那点子部队更经不得一打。现在虽然在谈判，但结果可想而知，李、白不会真正答应中共的条件，中共也绝不会上李、白的当。一旦谈判破裂，湖南怎么办？我们不能不早做准备啊。”
陈明仁也感慨地说：“这也正是我最近所思虑的。他们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啊！”
程潜说：“骑虎难下总得下。我考虑了几个月，坦率地告诉你，我的结论是与共产党合作，走和平的道路。为章到武汉去找你和老白，把你调回长沙，是我让他去的，我希望你和我一起行动。不知道你有何想法。”
“我也想到了这条路，知道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总是觉得名声……”陈明仁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顾虑。
“开始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可后来仔细想想，那种想法其实迂腐。总理早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那时候反对清朝，反对皇帝，不是‘大逆不道’吗？可总理说，这是‘顺乎天应乎人者也’，叫做‘革命’，所以才有了民国。今天，蒋介石昏庸无道，弄得民怨沸腾，也是气数已尽，我们和共产党携手和平，不也是顺天应人的义举吗？这样，可以影响西南，缩短战争进程，保存国家元气；也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家乡人民。”程潜越讲越激愤。
陈明仁钦佩地说：“颂公所言极是，学生茅塞顿开。”停顿了一下，他又认真地说，“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只和你颂公保持联络，不和其他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要以反共的面目出现。这样，才能继续取得蒋、白的信任，减轻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
“就这样，我们一言为定！”程潜满意地笑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陈明仁的政治天枰无疑倾向了和平，但他踏在国民党破船上的那只脚还没有收回来，他的思想仍在剧烈地斗争着，并且在他的言行上突出地表现出来。他在兵团军官会上宣称：“我们身为党国军人，必须坚定信仰三民主义，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势不两立。只要我陈明仁在一天，就要和共产党斗争一天，直到把他们彻底消灭！”他还指责邓介松、肖作霖等人鼓吹和平运动是“天真幼稚”，“当了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而不自觉，只能瓦解自己的士气”。在他的兵团部和下面各级指挥员中，反共分子乃至军统特务都不在少数。他还交待吴相和与袁守谦等蒋介石的亲信和军统骨干加强联系，并随时掌握军内外异动分子的动向随时向他报告……
所有这些，连他的亲信温太沫、吴相和也搞不清他的真实思想究竟是什么，同时，也使主和派感到反感，并对他的和平诚意越来越感到怀疑和不安。这种情况，通过程星龄等反映到地下党那里，中共湖南省工委极为重视，马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十、余志宏又接受了策反陈明仁的第一线重任，首先打起了“外围战”
省工委研究后认为，陈明仁的情况现在若明若暗，其真实思想难以断定，需要对他加强了解和策反工作。前一段，余志宏、刘寿祺等主要任务是争取程潜，也从侧面相机做些陈明仁的工作。但现在看来，对程潜的争取已打开了局面，以后是如何继续巩固和发展的问题；陈明仁已成为起义成败的关键因素，应该把争取陈明仁提上省工委的重要日程。可是，派谁去合适呢？比较来比较去，工委最后还是选中余志宏。
工委书记周礼又亲自登门向余志宏传达了工委的这一决定，他说：“志宏同志，工委认为你前段时间争取程潜的工作很有成效，积累了经验；而且程潜起义与陈明仁起义应该成为一个整体，需要统筹掌握，互相协调。所以，还是觉得由你统一负责为好。两副重担一肩挑，你有什么意见吗？”
陈明仁的反共历史，加上他最近的表现，使余志宏感到做他的工作将比做程潜的工作更艰难，也更具有风险性。但他似乎早有思想准备，平静而庄严地回答道：“工委考虑得有道理，我一定设法完成任务。”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这是我们策反成功的信心所在。和谈很快就要见分晓了，你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
周礼走后，余志宏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感到任务光荣而又艰巨，时间紧迫而又心中无数。他和军事策反小组的成员刘寿祺等人商议，决定还是先找程星龄谈谈再说。
俩人见面后，程星龄介绍说，他和陈明仁虽是醴陵老乡，又是同代人，但以前并没有什么交往，最近才了解了一些情况。陈明仁前期仕途顺达，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平时寡言少语，不太好接近。陈身边有两个亲信。一个是1兵团经理处长温汰沫，1932年陈当师长时即是陈的部下。前段陈闲居南京，温又寄居陈宅。陈到武汉任职，温又跟随到武汉，现为兵团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另一个是兵团政工处长吴相和，一个坚决的反共派，陈明仁的反共活动大多是此人组织落实的。陈明仁同时用这两人，足以说明他的两手准备。温汰沫曾对吴相和说：“我们这个班子，就好象桂系一样，白崇禧主战，黄绍竑主和，都是为了李宗仁。你饰白崇禧，我饰黄绍竑，都是为了陈子良。”
“那陈明仁还有别的亲信吗？”余志宏问道。
“唔……””经余志宏这一提醒，程星龄突然想了起来，高兴地说：“对啦！还有一个李君九，他是陈明仁的旧部，曾在陈身边工作多年，彼此关系甚为密切，两人既是僚属，又是挚友，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他也是我所信得过的好朋友。他现在台湾闲居，是否叫他回来一起做工作？”
余志宏没有马上表态，却问；“李先生的政治态度怎么样？”
“他一向比较超脱。我在台湾重获自由后与他有所接触，觉得他对国民党很失望，越来越不满。”
“那好，赶紧把他叫回来吧。”余志宏表示同意，但地下工作的习惯促使他考虑问题总是十分周密，力求避免万分之一的失误。于是，他又接着提醒说：“只是由谁出面合适呢？由你直接出面恐怕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程星龄想了想说：“温汰沫现在也着急，很希望有个帮手，让他出面很合适。还可以让我的北大同学李石静出面，他与李君九也是好朋友。”
对已是中共预备党员的李石静，余志宏并不陌生，因而点头表示赞同：“那就这么办吧。”
程星龄随后分别找温汰沫、李石静，把意思一说，温、李都乐意，于是马上分别给李君九发了加急电报，催他赶快离台回湘。李君九本有进步倾向，正厌恶台湾一片混乱，想寻找新的出路，故接电后即启程离台，并于4月20日回到长沙。
李君九一到长沙城，放下行装，洗了把脸，喝了口茶，即到复兴银行第1兵团经理处找温汰沫。老朋友几年不见，温就象遇有急事，没有寒暄几句，即切入正题：“你回来，真是太好了！陈子良现正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至关重要，我们一起将子良往和平的道上拉吧。”
李问：“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温介绍说：“程颂公倾向和平，态度已比较明确，并与共产党挂上了钩；陈子良呢，据我了解，他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救，但又天天喊打，其真实态度如何，我也没有把握。所以请你回来，共同商讨，做子良的工作。”
正说着，余志宏来了。温汰沫高兴地介绍说：“这是地下党的代表余先生。我等会儿正要去请你，不想你自己来了。真是太好了，就请你给我们指点指点吧。”
余志宏接过话头说：“陈明仁将军手中握有第1兵团，又是黄埔系将领。争取陈将军，既对程潜先生起义成功关系甚大，而且可以进一步造成蒋系阵营的分化。温先生，我们已有接触；李先生，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对你的情况我也不陌生。今后，我们就来共同努力，做陈将军的争取工作吧。我想李先生该不会推辞吧？”
李君九认真地说：“我感谢共产党对我的信任，也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但是，我没有做过思想工作，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更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
余志宏说：“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思想转变一般都有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很难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特别是像陈将军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并不指望你们马到成功。眼前，希望你们及时掌握他的思想动态，相机进行工作。可以根据他暴露出来的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谈话，启发他的觉悟。”
在这次会见中，余志宏还谈到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一些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提示说，“今天已经是4月20日，是国共谈判的最后期限。形势将很快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希望你们思想上要有所准备，注意观察陈将军的变化。”临走时，他还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书送给李君九：“希望你好好看看，这里面一定有你所需要的东西。”
谈话之后，温汰沫即将李君九回到长沙的消息告诉了陈明仁。陈当即约定，第二天晚上与李见面。这时李虽然接受了地下党交给的任务，但信心仍然不足。怎样与陈谈话呢？自己已经与他阔别多年，能和他谈起义问题吗？李君九整天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知道陈明仁的性格，话不投机，他可能当面给你难看；当然，个别谈话，很少见他发火，凡事一次谈不成，还可以二次、三次继续谈。想到这里，李君九的心情又平静了许多。21日晚上，李君九如约来到第1兵团驻城办事处。陈明仁将李君九引进楼上卧室，吩咐卫兵“不让任何人上楼”，然后关上门与李密谈。
由于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乎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就在这一天凌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中原军区的配合下，发起了规模浩大的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长江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行横渡，一举突破了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陈明仁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神色很不安，急于寻找出路的心情自然更加迫切。他没有向李透露共军渡江的情况，而是一见面劈头就问：“台湾的情况怎么样？”
李君九把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和上海的工商企业撤迁台湾所造成的混乱情况介绍了一通之后说：“现在的台湾除了蒋介石，就数陈诚最大，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呼风唤雨，随心所欲，弄得怨声载道，人人自危啊！”
陈明仁边听边皱眉头，然后感慨地说：“我原来还想把家眷送到台湾去，请你帮助照顾。现在看来只好断了这个念头了，台湾也不是我的去处啊！”
见陈提出家眷问题，李君九正好借题作文，于是试探着说：“依我之见，家眷的安置，是个问题，又不是个问题。说是个问题，因为长江以南已没有一块安全的地方；说不是个问题嘛，我看用6个字解决即可。”
陈迷惑不解地问道：“哪6个字？”
“定居长沙不动。”
陈感到诧异，睁大眼忙问道：“请问作何解释？”
说着说着，李君九觉得底气越来越足，他已顾不得仔细推敲后果，稳扎稳打，决计现在就向陈明仁摊牌，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他没有急于解释“定居长沙”的利弊，而是呷了一口茶，从个人的感受和形势入手讲了一通大道理：“论职务，你是我的长官；论友谊，你是我的好朋友。无论作为下级，还是作为朋友，我都不能不说自己的心里话。你知道，抗战胜利后，我是抱着超然于国共两党斗争之外的思想去台湾从事教育的。后来，我看了一些进步书刊，结合这20年来的历史和眼前的现实，作了一点冷静的思考，才渐渐地发现，自己原来想走中间道路的思想是多么地幼稚可笑。不知你想过没有，打败日本以后，国民党有400多万军队和全国四分之三的国土，还有美国的援助，而共产党只有百把万军队和四分之一的土地以及小米加步枪，可是我们却节节败退，到如今，已无招架之功，何谈还手之力；国民党的后方到处派兵驻扎，还天天不得安宁，而共产党的后方基本上不用派驻正规部队，老百姓不仅安居乐业，而且还积极支前；同一个士兵，昨天在国军里贪生怕死当逃兵，而到共军那边用不了三天，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冲锋陷阵；象李济深、张澜、黄炎培一类的著名中间派人物，都纷纷放弃‘第三条道路’，坚决与国民党决裂，而诚服共产党……等等这些，都是为什么？结论只能是：共产党代表了广大的民众，代表了时代进步的趋势；而国民党则已经走向衰亡，不可救药。所以，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不是跟着共产党，就是依附国民党，前者光明大道，后者死路一条。现在的形势，你要比我清楚得多，国民党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做这具腐尸的陪葬品，而必须早做准备。对于我们而言，仗是万万打不得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和平起义。”
见陈明仁听得认真，李君九索性完全挑明：“我在台湾看到香港出版的一个进步刊物上面登有颂公答英国记者问的报道，称：‘国共和谈破裂，湖南将不受南京约束。’颂公真是有胆有识，令人钦佩．他的和平主张，深得全省人民的拥护。但是，颂公的实力不够，必须得到你的襄助。我看颂公调你回湖南，用意即在于此。所以，全省人民，还有颂公，都在看着你良公呵！”
“这个我知道。”陈明仁似有所动。
“如果你能将家眷定居长沙，那不就是给全省人民和颂公一颗定心丸吗？同时，这也表示了你死守长沙的决心，在蒋、桂那里也好交待。所以，我才建议你赶快把家眷接来。”
陈明仁听了这番话，微微点了点头，深沉地说道；“你讲的道理是对的，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在湖南打几个胜仗，也于大局无补。不过，现在就在军队中搞和平运动，似乎为时过早，等条件成熟了，下个命令就是了。”
听到陈的这些话，李觉得他对起义还是有所考虑的，因而说：“至于具体的方法、步骤，可以再研究，但重要的是你作为部队的最高长官，应该早点有个思想准备。”
“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和我谈过，我考虑不成熟，不便公开表态。现在好了，你回来了，最好明天就搬过来，住在我的对面，今后我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
说到这里，陈明仁一脸真诚，又象过去那样亲密和随和，李感到很高兴。谈话直到晚上11点多钟才结束。第二天下午，李君九便搬到了陈明仁的对面房间住下，从此开始实施余志宏交给他的政治使命。
十一、程潜点名让陈明仁首先发言，陈明仁顿生不悦，硬邦邦地说：“南京让我打我就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