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后，在湖南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包括在职的和卸职的，有上千人，且有不少武器。他们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很想找条出路。省工委领导感到，把这部分力量组织起来，不但可以减少湖南解放的阻力，而且也是敦促程、陈两将军和平起义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人政治情况复杂，由党的同志直接与他们接触，不无危险，必须有一个既能为这些人所接受，又积极靠拢共产党的人充当组织者。那么，谁能担当这个组织者的担子呢？
一、刘寿祺——地下党的又一得力干将，其公开身份
却是南京政府教育部督学
中共湖南省工委在下大力争取程潜、陈明仁等湖南当权人物和平起义的同时，也十分注意争取中下层各界人士，以求上下结合，互相促进。到1949年3、4月份，群众性的和平运动在湖南各地蓬勃发展，掀起了高潮。在这当中，地下党员刘寿祺做了出色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余志宏是做程潜、陈明仁等湖南上层人物策反工作的主将，那么刘寿祺就是做湖南中下层人士发动工作的干才。
1948年夏，刘寿祺从南京回到长沙，接受了党交给的新任务——参与湖南和平起义运动。在这之前，党组织派他打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担任督学，在南京呆了两年。1948年春，南岳国立师范学院发生了拒绝康辛元担任院长的纠纷案，这年3月下旬，教育部委派刘寿祺前往处理。刘先到长沙，找到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询问地下党对对国师纠纷案的意见。周说，国师现在还没有中共党员，进步力量也不很多，那里的纠纷是国民党内部CC系与三青团争夺院长职位，中共并未参与。刘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到南岳呆了20来天，初步处理了国师纠纷后，准备返回南京向教育部汇报，途经长沙时，他又去见周礼，简单说了一下处理情况，问周有什么指示没有。周说：“你不必回南京了，这里有许多工作急需开展，需要人。”刘答应说：“我去南京汇报一下，力争早日回湘。”刘寿祺抓紧完成党交给他在南京的任务后，于是年夏返回长沙。省工委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搞统战策反，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各方面的联络工作。
程潜回湘主政后，省工委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长沙市，急需一个既合法又秘密的据点，用于联络人员，布置工作。刘寿祺与余志宏商量后报请省工委批准，利用刘的督学身份，在长沙市北门外油铺街租了一栋房子，办起了一所补习学校。从此，省市工委的同志常在这里碰头；进出长沙的党员也常在这里接洽工作。学校后迁到城南化龙池，还办过武装干部学习班。补习学校的使命，直到解放前夕结束。
关于补习学校，余志宏有如下回忆：
我和刘寿祺等还在长沙市北门外租赁其女校，办了一所补习学校。表面上是为补习文化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为一些暂时没有公开职业的中共地下党员提供食宿。初期由我负责主持，后由刘梦华负责。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欧阳方、胡兆瑞、王蔚深、郑小叶、陈执中、袁家式等以及一些来省向周礼汇报工作的中共县工委书记，都在这里食宿过。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我变卖了伯父的房产，除一部分捐作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活动经费外，一部分便用于开办补习学校。我们还成立了中共补习学校支部，成员有胡兆瑞、刘梦华、刘向学、涂西畴等，我任支部书记。
同时，由于刘寿祺有督学的社会身份作掩护，他的夫人陶蒲生也是中共党员，所以他的家里也是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刘也部分参与了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工作，但主要的还是做中下层人士的和平运动发动工作，以促进程潜、陈明仁等上层人物的起义决心。
二、商界、银行、报社、卫生处，刘寿祺大力发展和平运动同盟者
早在1948年秋末，省工委书记周礼就向刘寿祺布置任务说，陈芸田是省商会理事长、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在工商界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思想比较进步，同我党早有联系，应该积极争取他参加和平运动。按照周礼的安排，刘寿祺到古稻田陈芸田的家里同陈见了面。刘首先赞许陈的正义感和进步倾向，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帮助掩护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积极推动工商界参加和平运动，宣传党的政策，努力稳定市场。陈满口答应。两人随即研究了国民党湖南军政界的情况和如何策动工商界参加和平运动的具体问题，并约定了今后联系的办法。陈言行一致，积极进行地下党所委托的工作，对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在长沙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的一些情况，大部分工商业者存在疑虑和恐惧的情况，以及白崇禧来长沙召开各种会议的一些内幕，他都设法搜集并及时地告诉刘寿祺，由刘转报省工委。由于陈的特殊地位，家里比较安全，所以陈家也是湖南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刘寿祺经常去他家搜集、研究各方面的情报。周礼有时也约人去他家接头。陈家有一台美式收音机和一台油印机。省工委派了党员黄时美，以陈的亲戚和家庭教师的名义住在他家，经常趁深夜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并油印出来，秘密散发。黄时美还翻印了有关党的政策的一些宣传品，按照陈所提供的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名址秘密寄了出去。
经陈芸田的引荐，刘寿祺、涂西畴相继与实力雄厚的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相识。经过多次谈话，陈云章表示一定尽力促进和平运动。1949年1月4日，在陈芸田、陈云章等人的要求下，省社会处长刘修如主持召开了省会工商界和平促进会，省会51个公法团体（即依照国民党政府法律组成的社会团体）单位都派代表参加。陈云章在会上发言指出：“如今靠打仗已经解决不了问题，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徐蚌大战（即淮海战役——作者注），国军七八十万人参战，结果怎么样？听说快要结束了，国军危在旦夕。现在，全国人民都要和平，因此我建议当局停止戡乱的一切措施，采取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的讲话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最后，尽管刘修如碍于身份，表示不赞成成立和平团体，但会议还是决定成立湖南省市51个公法团体和平促进会，推举陈云章、陈芸田等11人为筹备人，由陈云章负责召集。其中的核心团体——由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农会、省总工会和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组成的六团体和平促进会随后发出了2份和平呼吁电。
一份致蒋介石，电称：
南京蒋总统钧鉴：
恭读元旦文告，伤心国运，爱惜民命。仁心仁愿，充沛行间，哀我孑遗，痛定之余，无不感奋，本会等为拥护钧座主张，业电毛润之先生作沉痛呼吁，惟建议钧座在此国运民命千钧一发之际，为表示钧座蕲求和平赤忱起见，拟恳电饬全国停止征兵征粮及一切戡乱绥靖工作，以示钧座愿望和平之诚意，争取国民之同情，消弭共党之疑惧，便利第三者之调处，是否可以，敬乞裁决。
另一份致毛泽东，电称：
延安毛润之先生勋鉴：
目前国家已面临存亡绝续阶段，人民挣扎于生死边缘，厌恶战争，求取和平，此为全国人民在完成抗日大业后之一致愿望。犹忆当政协失败之时，消息传出，亿万生灵如获丧钟，往事已矣，不愿追咎。兹幸蒋总统伤心浩劫，俯纳舆情，与民休息，发出和平主张。而蒋先生文告内一再强调为和为战唯尊意是夺。窃念先生一介书生，崛起湖湘之间，数十年奋斗，所追求之目标，不外要救民救国。而救民之唯一途径，即在避免杀戮，放下武器。寻求国是之唯一善策，即在集合全国英才，筹议干庙堂之内。以先生学养之深沉，爱惜民命之殷切，绝不致河汉斯言，同意蒋总统和平主张，化千戈为玉帛，拯生民于水火，莫国基于磐石。本会等决竭尽智慧为先生和平决策之后盾，如何之处敬候明教。
这两份电报，虽然囿于国统区的政治环境，而不能授人以拥共嫌疑之柄，但政治倾向还是清楚的。因而，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三青团的一些反动骨干分子即开会商议，说“六团体”给蒋介石的电报不是呼吁和平，而是讽刺总统破坏政协。给毛泽东的电报称“本会等决竭尽智慧，为先生和平决策之后盾”等语，简直是把国民党的公法团体变成共产党的应声虫了，并讽刺总统不学无术，不爱惜民命，实属罪大恶极，要求追查惩处。只因南京政府日见衰弱，而和平声势日益强大而不了了之。
后来，工商界的“和平促进会”又集体参加了唐生智领导的“湖南人民自救会”。
雷雨田是刘寿祺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1949年春节后，刘在长沙街上偶然碰到他，问他现在哪里工作。他没精打采地说：“在省财政厅搞收发，晦气得很。”刘随同到他家里，果见家徒四壁，十分困窘。谈话中，他明显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并透露出另寻新路的愿望。刘便告诉他自己的身份，表示欢迎他参加革命工作。他听了非常高兴，表示乐意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党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从此，他遵照省工委的指示，发挥自己在财政方面熟人较多的优势，积极搜集财政、税收、粮食等方面的情况，由刘经手转给省工委。同时，他积极在银行界熟人中进行宣传，推动和平运动。
张士熙是银行的职员。1949年初，经过一个姓黄的同乡介绍，刘寿祺认识了他。他告诉刘，银行有20多名职员组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研究会”希望刘去给予指导。刘将这一情况向省工委汇报，周礼赞同他们搞这一组织，指示刘加强联系。刘应邀赴会，对外面谣传的问题一一作了解释，并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和一些油印宣传品赠送他们。以后，刘与他们建立了联络。他们按照刘寿祺的要求，及时地向刘反映银行的动态，为团结银行人士参加和平运动，保护银行财产不被反动派转移、盗窃和破坏，发挥了作用。
省卫生处长龙毓莹，与省工委早有直接的联系，他在地下党的帮助指导下，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看得比较深刻，与地下党的合作真诚、自觉。为了加强同共产党的联络，他让共产党员曹治阳担任卫生处的主任秘书。他先后想方设法为周礼和刘寿祺在麻园岭、湘雅医学院后面找到了住房。和平运动进入高潮时，长沙到处都有特务，龙毓莹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冒着危险，将省工委的一些文件和物件放在本处的地下室里加以保存，将急需的医药器材转运到姜亚勋游击队。但龙的这些行动终被特务发现，他被特务逮捕并关了10多天。后通过第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向陈明仁说情，才予以释放。
与此同时，省工委还将长沙的重要报纸特别是《中央日报》（长沙版）作为重点争取对象，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中央日报》（长沙版）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报纸，在湖南有较大的影响。该报湖南分社社长段梦辉，与国民党中宣部若即若离，对国民党各个派系都采取应付的态度，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有所接触。地下党员蒋牧良和孟树德先后分别在该报担任过副刊编辑、采访部主任。段是刘寿祺在第一师范的同学。刘在处理国师纠纷后，为了使社会各界视己为教育部督学，便于掩护自己，并澄清有关国师纠纷系共产党挑起的不实之词，特意在长沙《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处理国师纠纷的文章。从这时起，刘寿祺开始有意识地与段梦辉接触，相机做段的工作。1949年1月之后，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长沙《中央日报》的态度开始转变，刘寿祺奉省工委指示，要雷雨田向段梦辉提出，省工委要派人进驻报社工作。段听了不但表示同意，而且要求派个总编辑来主持工作。周礼分析认为，这个报纸是国民党中央办的，不可能把它办成共产党的报纸，如果地下党员担任总编辑，有些问题会不好处理，因而谢绝担任总编辑一职。省工委随后派柳思入驻该报。段梦辉为了使柳的工作方便，将柳派到电台工作，负责收听新华社的电讯和“美国之音”的广播，除供省工委参考外，还选择适当的电稿作为外派记者的“专电”加以刊登，从而打破中央社对各报电讯的垄断，推动长沙各报对湖南和平运动的报道。
长沙其他各报，省工委也都先后派驻了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1949年2月以后，长沙的报纸，不论日报、晚报，大报、小报，大都对和平起义作了不同程度的宣传，而以《实践晚报》和《晚晚报》影响尤大，所以白崇禧计划逮捕的黑名单上就有这两个报纸的负责人严怪愚、康德等。
在争取各界人士的同时，省工委还十分注重发挥在长沙的民主党派的作用。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等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陈铭枢等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都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处于地下状态。但他们大多是社会名流，影响力较大。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党派都越来越向共产党靠拢，其领导人都指示其在长沙的下级组织，积极配合共产党的行动。因而，中共湖南省工委、长沙市工委对其实行积极的引导和指导，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为推动程潜、陈明仁下决心起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组织“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争取宪兵第10团和补充团
在湖南军政界搞策反，还有一条重要的工作线，就是陈采夫的“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
淮海战役后，在湖南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包括在职的和卸职的，有上千人，且有不少武器。他们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很想找条出路。省工委领导感到，把这部分力量组织起来，不但可以减少湖南解放的阻力，而且也是敦促程、陈两将军和平起义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人政治情况复杂，由党的同志直接与他们接触，不无危险，必须有一个既能为这些人所接受，又积极靠拢共产党的人充当组织者。那么，谁能担当这个组织者的担子呢？省工委领导经过仔细研究，反复挑选，最后选中了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第一区铁道军运输指挥部少将副指挥官陈采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