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共产党和白崇禧都没有忘记另一个战场。为了配合湖南解放，湖南地下党进一步加强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游击武装；而白崇禧则为了把湖南变成桂系北拒共军的可靠桥头堡，更加紧了对湖南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大扫荡。
一、地下党将军统中将大特务张严佛拉了过来，再通过张严佛争取不少特务参与和平起义
湖南和平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蒋介石也就越来越不安。他要求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风采取一切行动，阻止湖南和平起义，防止程潜“步傅作义的后尘”，把湖南变成“第二个北平”。毛人凤加紧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但却遭到以张严佛为首的一批军统特务的暗中阻拦和瓦解。
张严佛，又名张毅夫，湖南醴陵人，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即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1934年，他转入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一步步升迁，后当上了军统中将主任秘书、西北区区长。1946年戴笠摔死后，经过一年多的明争暗斗，比张严佛资历新的毛人风当上了由军统改名而来的国防部保密局的局长，而张严佛则只弄了个有职无权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本来不服，而毛人凤却还要继续排斥他。张内心很苦闷。陈明仁被撤职后闲居南京时，张常与陈明仁、肖作霖等醴陵老乡在一起叙谈，大家同是官场冷落人，各有怨恨和苦衷，于是一起发牢骚。张忿忿地说：“跟毛人风干，有什么前途？”表示他想离开保密局，另谋出路。
程潜酝酿和平起义后，深感蒋介石派来任长沙绥署高参的大特务杨继荣和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康永等人不好对付，如果控制不住这帮特务，不但和平起义举步维艰，成败难定，而且起义领导人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参与起义中枢的肖作霖当然知道其个中利害，经过反复思考，他向程潜推荐了张严佛。
程开始颇有顾虑，肖作霖说：“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很了解毅夫，他虽是军统（改为“保密局”后，人们仍习惯于称“军统”——作者注）的重要成员，但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已日薄西山，他又在内部受排挤，我想他是会面对现实的。他对您又一向敬重，所以您可以放心用他。”于是，程潜任命张严佛为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
但是，肖作霖对张严佛的分析并不全对。张愿意跟程潜另谋出路，是想谋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对投靠中共之事想都没有想过。所以，当肖作霖要他与程潜一起投向中共时，张大为诧异，连连摇头，说别的人可能可以，但象他这样的大特务断然不能。
程星龄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余志宏之后，余志宏非常重视，马上找马子谷与程星龄一起商议。三人都认为，争取张严佛十分重要，而争取的关键是让张了解和相信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放下历史包袱。那么，让谁去向他解释呢？最后，他们一致认为，李石静是最合适的人选。
李石静是张严佛的姐夫，多年来表现很出色，现已是中共地下预备党员，现正在醴陵湘东中学教书。事关起义全局，余志宏决定亲自回醴陵一道。他找到李石静，要求李利用郎舅关系的优势，充分阐明党的政策，一定要把张严佛争取过来。李石静原本对当特务的小舅子张严佛不但不肖为伍，而且十分憎恶。但现在既然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为了和平起义的大局，他决定摒弃个人的好恶，接受组织的派遣，努力实现组织的意图。
李石静立即随余志宏来到长沙，并很快找到了张严佛。张严佛突见姐夫到来，感到十分意外，好一会才反应过来，给李倒来一杯茶，说了声“请坐”。李石静虽然只是一名普通中学教师，无权无势，但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而且有文化，因而在乡里颇有威望，张严佛对他也不乏尊重。
“姐夫来长沙，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不是有什么要紧事吗？”还是张严佛先开口。
李石静途中已经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做好了自己的思想工作，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这时，他以从未有过的平和口气说道：“你说得对，确实有要紧的事找你。你我心里都有数，我们虽是郎舅兄弟，但走的是两条道路，谈不上有什么共同语言。不过今天形势不同了，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共同语言。”
张严佛听得眼睛越睁越大，在他的印象里，姐夫以往见面只是简单打个招呼，还从来不曾这样严肃地谈过话，而且今天的话里明显地带有一种不寻常的气势，所以他只是继续洗耳恭听。
李石静接着说：“哦，对啦，我得先向你说明一下，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今天不但是以姐夫的身份，更是代表地下党组织来跟你谈话。”
此刻，张严佛真的是目瞪口呆，他做特务做到了中将，连自己家里有一个共产党员都一无所知，到底是共产党太厉害，还是自己太无能，他说不清，更不知道姐夫后面将要说什么。他只得说：“你讲吧。”
李石静注意观察到张严佛今天的态度已没有以前那种傲慢，便以略带几分亲情的口气说：“毅夫，现在的形势你已经看到，国民党是很快就要垮台了。我也听说，你已经有了另谋出路的想法。但是国共两党的决战，是黑暗与光明的决战，要寻求光明的出路，就只有抛弃国民党，投向共产党，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坚决参与和平起义。”
至此，张严佛算是真正彻底弄清原委了。他不仅开始对姐夫刮目相看，而且对共产党更加佩服。他自己正在彷徨无计，现在有了一个地下党员的姐夫，心里顿觉踏实多了。既然是兄弟，而且是专门来谈起义之事的，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顾虑倒了出来：“姐夫，你的话有道理，再跟国民党干下去，确实没有出路，但是像我这样对共产党犯有不少罪行的特务，共产党真能原谅吗？”
李石静说：“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有几个没有对人民犯下罪行？我们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真心悔过自新，站到人民方面来，我们党都会欢迎他，给他机会。我看你就不要多虑了。”
张严佛知道姐夫决不会骗他，于是认真地点点头说：“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
李石静随后向余志宏汇报了与张严佛谈话情况，余又代表省工委亲自找张谈话，阐明党的政策。张严佛终于完全解除了顾虑，他向余志宏表态说：“今天我正式决定弃暗投明，立功赎罪，请你们看我的行动吧。只要我能做到的，你们尽管指示好了！”
余志宏高兴地说；“你这种态度很好，我们衷心欢迎。现在你的任务就是策动军统人员站到人民方面来，支持和参与湖南和平起义。当然，你策动得越多，你的贡献就越大。张先生如果有什么情况需要我们配合的，随时可以和我们联系。”
“我一定尽力而为，马上行动！”张严佛说到做到，他借用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凭着自己在军统的老资格，陆续将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康永、总统府中将参军唐生明（唐生智的弟弟）等好几个有名的特务争取了过来。
1949年5月，湖南的和平运动正如火如荼，引起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极大关注。当他得报黄康永已被张严佛争取转而支持和平运动后，赶紧免了黄的站长之职，改派忠于自己的夏松接任湖南站长，要其严密监视湖南党政军要人的动向，随时密报。夏松接手后，执行毛人风的指示十分坚决，不断密报程潜等人的情况，并不时地向毛打张严佛、唐生明的小报告。毛还派自己的亲侄子毛钟新潜往长沙，准备暗杀程潜、程星龄、肖作霖、唐生明、张严佛等人。与此同时，白崇禧部逃入湖南，也派出特务和军警人员在长沙横行霸道，对起义构成很大威胁。此时，张严佛想到了同乡挚友陈达，认为陈达远在衢州，与湖南起义没有任何瓜葛，请他来长沙去摸毛钟新的底，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张严佛连写3封信给陈，要他速回长沙，有要事相商。随后，他又要陈的至友刘炳文（已被争取共同参与起义）打电话给陈要他迅即来长，亟待面谈。
这时，江、浙两省即将全部解放。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衢州情报搜集所少将主任的陈达正面临着是否去台湾的困难抉择。张、刘连续来信来电，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决定暂不去台湾，回长沙视情况再定。6月初，陈达经福建、广东赶抵长沙，直奔张严佛家，恰好刘炳文亦在张处。当晚与张、刘长谈。
张严佛首先指出：“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已经挨不了多久日子了。逃到台湾也不是长久之计，台湾总有一天要解放。因此，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共产党靠拢。”说到这里，张低声告诉陈：“颂公和子良都已决心起义，湖南各界人士要求和平自救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的出路，就是追随程、陈参加起义，这是上策。我们几个人相交甚久，相知亦深，所以再三函电相邀来此，共谋起义之事。”刘炳文也在帮着敲边鼓。
陈达说：“国民党必败，这在三年前你我就已经看到了。问题是我们军统局的人，起义后，共产党会不会来一个算旧账。”
张严佛说：“这个你放心。颂公对我讲过，毛泽东早就对他说，不论何人，只要靠拢人民，一律欢迎。”
刘炳文也说：“我听共产党人讲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
陈问：“你们同共产党有直接联系吗？”
张严佛坦率地回答说：“实话跟你说，直到不久前，我的内兄李石静特意来长沙找我谈话挑明，我才知道，他本人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跟我说过共产党欢迎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起义，决不追究过去的事情。再有，我们醴陵余湘三之子余志宏也是共产党员，而且是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党员，我老婆李兴黄和余志宏的老婆李文锦还一点亲戚关系。余志宏多次对我说：共产党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只要有立功表现，不但过去的事情不予追究，还要予以奖励。要说‘包袱’，我比你大得多，我都不怕，你还怕什么？你尽可以放心。”
张、刘还告诉陈：军统人员唐生明、黄康永、刘人奎、任建冰、刘人爵等均已决心参加起义。
陈达想想，张、刘二人决不会也没必要骗我，而且目前情况下也只有这条路最好。于是他说：“只要共产党不算旧账，能保证我们的生命与前途，我一定同你们一道参加起义。台湾决心不去了。”
三人谈至深夜，陈达就宿于张家。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事不意外，但很突然，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反反复复地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我要将全家老小都带去台湾，难度相当之大，可是只身去台，何日才能与家人团聚？只有天知道；国民党、保密局都腐败透顶，就是逃到了台湾，又有什么前途呢？说不定就是为它送死殉葬罢了。自己还年轻，才32岁，应该争取新的前途，在这危难、彷徨之际，忽闻共产党不咎既往，还有立功受奖机会，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重获一线生机呵……快要天亮的时候，陈才迷迷糊糊地小睡了一会。
二、保密局长毛人凤派亲侄坐镇长沙，其暗杀计划被“自家弟兄”所挫败
天已经大亮，太阳爬上了屋顶，陈达还在打着呼噜。“陈达，陈达，该起床了！”张严佛在屋外喊叫：
“哦，我睡过头了！有什么要紧事吗？”陈达习惯性地翻身下床，迅速穿好衣服。
“这回急着请你回长沙，是因为毛人凤派了他的机要秘书毛钟新来长沙，破坏湖南的和平起义。听说毛人凤对在长沙的一些军统人员也有怀疑，尤其是对我和唐生明很不放心。所以我不便接近他。听刘炳文说，你跟毛钟新很好，毛对你很赏识。所以想请你去跟毛接触接触，了解他来长沙的具体活动情况，并相机挫败他的阴谋。你能办好这件事，就是对湖南起义立了一大功。”张严佛直率地把情况和要求都说了出来。
陈达问道，“毛钟新几时来的？现住何处？”
“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了，现住在乐陶旅社。”
陈说：“我同毛钟新的关系确实不错，而且我又不在湖南工作，估计我去找他，不会引起他怀疑，或许能了解到一些情况。不过此人相当狡猾，对我也不一定说实话。”
张说：“这件事很复杂，你还得考虑得周到一些。千万别同长沙的军统人员来往，以免引起毛钟新的怀疑。你机智精干，相信你一定能办好这件事。”
“机智精干谈不上，不过总不至于上毛的当，为他所用。既然下了决心和你们一道和平起义，就得尽我所能做一些有利于和平起义的事情。”陈答应以后，当天上午就来到乐陶旅社找毛钟新。见面后，毛第一句话便问：“你怎么到湖南来了？”
陈佯答：“家父有病，请假回醴陵探视，顺便来长沙买点药，并看看几个亲戚。”随即反问毛；“你什么时候来长沙的？此行有何任务？”
毛钟新一把将陈拉进一间小卧室，非常神秘地小声说：“你是湖南人，但不在湖南工作，不了解湖南目前的情况。我可以据实告诉你：湖南目前的情况很糟。自从程潜在湖南停止征兵征粮后，总统（蒋介石虽已下野，但军统人员仍这样称呼他——作者注）便对程潜有怀疑，认为程有可能叛变。最近总统指示毛先生（毛人凤），‘不能让湖南再出个傅作义了，要严防湖南出现叛乱局面。’我这次来长沙，就是奉毛先生之命，一来协助湖南站布置潜伏工作（即准备解放后的特务活动）；二来是筹备建立湖南政局侦防组，严厉制裁叛变分子的。”显然，毛丝毫没有怀疑陈，而是把陈当成自己的亲信。
陈达略带诙谐的语气说：“阁下是钦差大臣，肩负的任务不轻呀！”
毛认真地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现在已经是亡国五日，大家得再出把力才行呀！你来到长沙正好，可以当当我的参谋。”
陈说：“我一向在外省工作，对湖南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但只要我见得到的地方，一定提供你做参考。”
毛说，“目前潜伏工作已交夏松去布置了。就是湖南政局侦防组负责人和行动人员，至今还没物色好。曾问过刘茂欣（后亦由张严佛策反投向人民——作者注）是否愿意当组长，但他表示不愿干。你看有什么合适人选吗？”
陈问道：“湖南政局侦防组准备组织多少人？具体干什么？”
毛答：“这个组准备设组长一人，人数暂时未定。这个组属特别组性质，设专用电台，直接与局本部联系，不与湖南站发生关系。主要是搜集湖南政治动态情报，看哪些人有叛变迹象和具体活动。另外还婪找好有行动工作经验的行动人员，其任务是确定制裁目标后以决死的精神施行暗杀工作。这些人员保持绝密身份，平时只监视侦察暗杀对象的住址环境及其行踪和警卫人员情况等。伺机进行暗杀工作。”
陈又问：“湖南站夏松不能提供湖南政局方面的情况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呢？”
毛答：“夏松根据初步调查，已经拟了一张可能叛变分子的名单。也就是初步准备暗杀的名单。但这项工作任务太重，也需要以前未暴露身份的人员担任，加之潜伏布置的工作量也不小，分开设立就不会互相影响了。”他一边说，一边从枕头旁的皮包里拿出一张复写的名单给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