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仁放下行装，立即乘坐吉普车，直奔省府程公馆，看望自己的老校长、老上司。时光如水，日月如梭。自广州讲武学校的恩遇之后，经过20多年风风雨雨的洗礼，当年的两位师生，如今一个已是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一个成了国民党军饮誉中外的名将，而今又走到一起来了。两人相见，四只大手紧紧地握着，双方都激动地打量着对方。随即开始了一场不乏真情亦有所戒备、相互摸底但很谨慎的谈话：
“老校长，学生报到来了！”
“我早就盼望你回来，湖南人民欢迎你回来！不过，论打仗立功，还是在武汉机会多呵，更何况白长宫很器重你。”
“白健公的关心，我当然心中有数。但要不要打仗立功，得看客观形势。现在，连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尊称“德公”）、健公都在倡导和平，可见和平是大势所趋。”
“讲得有道理。看来子良将军不光钻研军事，也很关心时事政治呵。”
他们边说边来到客厅落座。
“我们南京一别，又有半年没见面了。形势变幻莫测，政局动荡不宁，可颂公看上去精神焕发，未见受其影响，这真是湖南人民的福气啊。”
“哪里，哪里，我已年老力衰，许多事已力不从心，以后还望子良多多襄助哩。”
“有用得着我陈明仁的地方，颂公尽管吩咐好了，我一定尽力而为。没有您颂公，哪有我陈明仁的今天啊。”陈明仁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电报纸，恭恭敬敬地递给程潜：“这是袁守谦转过来的，您老不妨一阅。”
程潜接过来一看，只见电报上写着“监视程潜”4个宇，下面是“蒋中正”。程潜脸色立刻大变，拿着电报的右手往皮沙发靠手上重重地一击，心里说：“你这个蒋该死！20年前想置我于死地，我不计前仇，诚心合作，你却对我仍不放心，还要子良来监视我，你真是不可交的独夫啊。”但他口头上却显得平静地说：“子良，你是黄埔一期生，蒋校长有令，你怎么办哪？”
陈明仁爽朗地笑道：“我首先是您的学生呀，我不听蒋介石的，听您颂公的。”
陈明仁话虽这么说，实际上并没有下决心一心一意跟着程潜，还是在脚踏两只船，一只脚继续踏在蒋介石的那只破船上，就在南调之际，他还派亲信吴相和秘密前往溪口向蒋介石面陈南调之事。吴相和在回忆中写道：
[在这时（指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蒋介石仍在溪口暗中指挥一切，嫡系将领前往溪口络绎不绝。陈是蒋的学生。奉命监视白的，此时奉白之命南开。也需对蒋说明，便于二月间派我代表他，再次晋见蒋介石，以示继续拥戴之忠诚，并报告部队移驻长沙之原因。我路过南京时，适国民党政府各部会机关正在疏散，纷纷由上海、汉口分两路向广州逃循。在全城没有照明的晚上，我先去见参谋总长顾祝同，观观风色。一踏进国防部大门，只见室内暗淡无光，东倒西歪的家具，纷纷满地的纸张，触目皆是——充满了王朝末日的凄凉景象。顾祝同在一盏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接见了我。他以背向我，反过捡来，劈头一句：“陈明仁的部队在哪里？”我说“已向湖南开动了。”他生气地问：“调动部队连国防部也不打个招呼？”这个闷棍使我愕然，连忙说明几句。他“哼”了几声，不再吭气了。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我只好问：“总长还有什么指示吗？”顾回答：“没有。”在这种不和谐的气氛下，我原想提出第一兵团的装备补充问题也不好提了，便恭恭敬敬地告辞离去。
顾祝同这一席话。使我感到奉化之行更为重要，更须加倍小心。到了奉化溪口，想方设法才于第四天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先是蒋经国找我谈，观其用意是在了解我的经历，便于估计我在陈明仁那里能起多大作用。后来，我问他对当前形势作何看法，有哪些挽救危局的对策？蒋经国却一言不发。我后悔失言了，头一次兄到蒋太子，就碰了钉子，随即由一侍从人员引我进蒋的会客宝。蒋介石微带笑容，叫我相对坐下。蒋问：“你来的时候，陈明仁在哪里？部队情况怎么样？”我答：“陈司令奉白长官之命，把部队带到湖南去了，特地派我向总统有所面陈。”蒋又问：“陈明仁回到湖南与哪些人有来往？他和宋希濂、霍揆彰有没有联络？袁守谦在长沙吗？我离武汉时部队正在开动，估计这时陈明仁已到长沙，但他在那里的人事来往我又何尝知道，我只好撒谎说：“陈与霍、宋都有联络，袁现在长沙，他们过从甚密……。”蒋连连点头表示满意，蒋又问：“陈明仁回湖南后，有什么打算？”我答：“第1兵团刚成立，陈司令决心要在湖南把部队整训好，如果早点把武器弹药补充给他，他说在三个月后，一定要打个漂亮仗替校长出口气。”蒋介石微微地笑了。我继续说：“陈司令这次列湖南，不但在军事上有决心搞好，在政治上也会与各方面处好，请总统不用操心。”蒋说：“好！好！部队的装备应早补充好，你们可以向国防部要。”我说：“这要总统给国防部下手令才行。”蒋说：“从哪里补充给你们呢？经过汉口是不行的。”我说：“可以从淅赣路运给我们，”蒋说：“你几时走呢？”边说边起身，我也随着站了起来回答说：“马上挽走。”遂退出乘车到宁波后转上海。]
陈明仁的表白，自然使程潜感到满意。但陈明仁的立场和态度究竟怎么样，他觉得还很不摸底，还需要认真去观察和分析。于是，程潜微笑着，又把话题转到了政治形势上，试探性地说：“近代以来，国家战祸连绵，抗战八年之后又打内战。人民受尽苦难，渴望和平，而战火却不断蔓延，很快就要烧到我们的家乡。这可关系到3000万湖南人民的安危呵。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可得保持清醒头脑，作出明智的选择，现在好了，你也回到了湖南，我们可以好好商量了。”
陈明仁附和说：“颂公不愧是湖南人的家长，处处为湖南人民深谋远虑，学生自愿追随老师造福桑梓，无愧后代。”
这次谈话，虽然两人都很谨慎，互有保留，但都看出了对方的几分心思，有了初步的沟通。当晚，程潜举行盛大宴会，为陈明仁及其兵团的将领接风洗尘。
宴会散后，程潜又将陈明仁带来的那分电报拿出来反复端详。看着看着，程潜的眼里又冒出了火星，眼前又浮现出北伐战争中那惊险的一幕：
1927年3月，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也日益显露，蒋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对立几近公开。为剪除后患，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曾派林伯渠送给程潜一封密信，内称，“蒋介石不日自安庆乘军舰东下，到达南京之日，请即将其扣押”。其时，程潜统帅的第2方面军（含第2、6军）已占领南京地区，不是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程怕没有把握，弄巧成拙，更怕承担分裂北伐军、以下犯上的千古骂名，没有执行武汉军委会的密令。然而，蒋介石却没有他那样的善心。就在他毫无戒备之时。蒋已在调兵遣将，将何应钦的第1方面军调进南京，占领城内各处高地，随时准备向他这个忠诚的部下开刀。程潜当面质询蒋介石，蒋装得若无其事，并信誓旦旦地说：“那完全是为了防御武汉方面的进攻，颂云兄不必多心。如果有人要害你，就等于要害我，我决不饶他！”程潜总以为自己是国民党元老，又有第6军作后盾，蒋介石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一听蒋介石几句表白，就信以为真，立即叫上林伯渠前往武汉，去调解“宁汉之争”去了。可是，程潜刚一出门，蒋介石立即命柯应钦将尚在南京周围的第1方面军部队火速全部开进南京城，并批给特务头子戴笠一笔可观的“特别费”，让他去拉拢、分化程潜部属。
程潜才到武汉几天，蒋介石即迫不及待地下达命令，将程潜的第2军调往江北，第6军也被调出南京城，部署到上新河，大胜关、板桥镇、江宁镇一带。同时，利用程潜与其部属独立第2师师长贺耀祖、第17师师长杨杰的矛盾，分别许诺将独立第2师扩编为第40军，升贺为军长，将第6军交给杨杰，升杨为军长。贺、杨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当即表示愿脱离程潜，一切听从蒋总司令的指挥。蒋唯恐程部官兵不服，决定杀一儆百，命白崇禧以总司令部参谋长身份召集第19师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不知中计，均遵令架枪听训。这时，早已埋伏在四周的何应钦的第1军呼啦一下包围上来，19师措手不及，全被缴械。“罪名”是第6军19师寻衅滋事，挑起了美、英、法、日四国兵舰炮击南京的所谓“南京事件”。蒋为根绝后患，并下令通缉第2方面军总指挥兼第6军军长程潜及6军党代表林伯渠。
这时，程潜刚由武汉返回南京，闻此突变后，他当机立断，立即带上方面军总指挥部副官罗友松、秘书唐菊庵、第2军参谋长岳森以及肖家吉等4名卫士，连夜坐上一只小火轮，向武汉方向急驶而去。
望着小火轮掀起的滔滔浪花，程潜不禁想起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自己和蒋介石侍于孙中山左右的情景。警钟在耳，谁料蒋介石又步陈炯明后尘，要将北伐大计半途而废……
“停船！快停船！”一阵吆喝，将程潜从沉思中唤醒。他抬头一看，小火轮已到大通江面，一艘兵舰正从后面猛追而来。来者不善，他赶紧换上便服，藏于火轮中。
果然，等一会儿，兵舰上又有人在大喊：“程总指挥在不在船上？”
“程总指挥没——在——船——上！”唐菊庵高声回答。
兵舰很快靠了上来，蒋介石的同乡亲信、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生徐培根登上火轮，气势汹汹地说：“蒋总司令请程总指挥速回南京去，有要紧事和他商量。”边说边用眼睛在火轮上溜来溜去。紧急关头，岳森挺身而出，很不高兴地说：“告诉你总指挥不在船上，你还不相信？”徐培根不敢搜船，只好将岳带田南京复命。程潜总算逃过一劫，但他的起家本钱第6军却被蒋介石遣散改编了。
程潜越想越气愤，在心底骂道：“蒋介石，你这个不讲信用的政治流氓我算把你看透了。我程潜要忠君，也得忠个明君，不能忠你这个昏君。”从此，他的反蒋思想更进一步地明确起来。
七、李宗仁电邀程潜赴宁“共商国是”，程因前车之鉴而提心吊胆、犹豫不决……
蒋介石的“监视”电报着实令程潜气愤难平，所幸几天之后蒋介石第三次黯然下野，程潜心中的愤懑随之烟消云散。心想：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刻就报。蒋氏这次下野，是栽在共产党手里，算是真完了，将永世不得翻身。可是，程潜也没有高兴多久，又遇到了更大的烦恼和难题。3月初的一天，他收到了李宗仁言词切切的来电，邀他马上到南京“共商国是”。他不去不是，去也不是，代总统来电邀商国是，名正言顺，作为下属，如果抗命不去，于法于理都站不住脚；但如果遵命前往，又要冒政治乃至生命风险，后果难以预测。程潜手持电报，双眉紧锁，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眼前又浮现出20年前刻骨铭心的耻辱一幕：
程潜在1927年4、5月间被蒋介石搞垮部队并受到通缉脱险后，又在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重建第6军，者部队又陆续回到了程潜的麾下，并任武汉政府东征讨蒋（介石）军江右军总指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宁汉合流之际，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下令讨伐不听招呼的第4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时任国民党中央特委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常委兼轮值主席的程潜受命担任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任剐总指挥，湘（系）桂（系）联合，很快取得了讨唐战争的胜利，程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兼改组后的湖南省政府的主席。这时，包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和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内的一些人都提醒程潜，对桂系要有所防备。但程不以为然。还说：“德邻。健生对我很好。不必多疑。”程潜没有看到，桂系力主西征的目的，就在于控制湘鄂，进而争霸全国；而桂系之所以联合谭（延闿）、程（潜），只不过是利用湘军实力，借谭、程威望而已。他更没有想到，他程潜一主政湘鄂，便掐断了桂系进出中原的道路，他本人也就成了桂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湘桂联盟实际已不复存在。就在程潜专心完成讨唐善后事宜、准备再次领军北伐之际，桂系李、白联蒋倒程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之中，倒唐之后，以两湖的兵力，势必要成之新的第4集团军。按照当时的规定，集团军总司令可以直接任免所属总指挥，军长、师长各高级将领，事后指南京中央追认即可。起先，国民党中央拟以谭延闿为总司令，但谭放不下架子，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不能分身为由，不愿屈就这一实权职位，并改推程潜充任。在酝酿人选时，遂鹿者大有人在，李宗仁更是垂涎欲滴，他力求推翻程潜以自代。论资望，程潜在1922年就已担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的陆军部长，李宗仁无法匹敌；但论实力，程潜又比李宗仁相差悬殊。此前，特委会分裂，已搞不下去，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等致电迎蒋，一时拥蒋空气甚浓，惟独程糟不予理髁。颇重同乡情义的谭延闿怕程吃亏，特用八行宣纸给程潜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亲笔信，内劝：此次介石东山再起，群情拥护，吾兄既不表示态度，万勿提出反对。如能做到这一点，则两湖政务委员会主席及第4集团军总司令两职，保证由吾兄担任。幕僚纷纷劝他接受谭的意见，支持蒋在中央的地位，但程不为所动。倔强地说：“反复无常，何以取信于入？我程某的反蒋立场决不动摇。”蒋与宋美龄结婚，高官们纷纷借机讨好，唯恐取宠不及。可程潜就是不买账，连份贺电都不发，还直骂送礼者“无耻”。蒋介石知道后，更加怀恨在心。本来，桂系和程潜都是蒋介石心目中的异己，都在铲除之列。而李宗仁呢？他虽然出道较程为晚，但此人很有心计，其政治手腕却远胜于程。他深知，此时只有联蒋压程，争得实权，才能最后与蒋分庭抗礼一决高低。既然如此，善于各个击破的蒋介石也就自然决定联桂倒程，先借桂系之手达到自己的第一千目标了。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程潜担心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1928年2月28日，刚刚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军委会主席的蒋介石发布命令，任命李宗仁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国民党中央又推选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而程潜仅为分会委员之一。分会依职可以在辖区内任免省主席及其他行政大员。这样，两湖地区的军政大权就全部落入了李宗仁之手，程潜只保留了湖南省主席一职，并任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成了李的下级。程对此大为不满，致李迟迟不敢就职。但程仍只恨蒋介石，不疑李、白。3月30日，李宗仁以协商军政大计为名，来湘探察程潜的态度，程未出半句怨言，还组织乐队迎来送往，在总部设宴款待，并签订了有关协定。当时曾有人抱不平，劝程捕杀李氏，程潜怒斥道：“此非君子所为，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李、白却并没有记他的仁义，反将他视为软弱可欺。李宗仁不再犹豫等待了。5月7日，李宗仁给程潜发来电报，邀程参加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大会。第6军18师师长张轸提出，去武汉安全没有保障，劝他不去开会。李明灏、胡文斗等部将也都赞同张的观点，并举出《鸿门宴》的故事。但程仍天真地认为：“白健生反蒋坚决，同我们是一致的，不必多虑。”毅然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