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昆山是在1948年秋天被捕的。审讯“供词记录”上是这样写的：“高昆山，23岁，宁夏银川人。原在马步芳部当兵，与共军作战被俘，在共军中学习了一段时间。资遣后，随同乡来到四川，为生活所迫，才到补充团当兵。供称没有人派他打入国军内部进行策反，他对弟兄说的都是他在解放军部队中的所见所闻。”高昆山的这段“供词”显然不会使审讯者满意，接着就是上大刑，皮鞭、夹板、老虎凳后，带上脚镣手铐被拖进了单身牢房，但他仍是那一段“供词”。
高昆山的“案件”竟然惊动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王一纸手令，将高昆山移交到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经特种法庭和省特委会第三军法组多次提审，高昆山只是将同样的“供词”背诵一番，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的法官们对这个“中毒太深”和“冥顽不化”的“异党分子”，仍然是一无所获，最后只得将高昆山定为“异党分子”，监禁于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第四号重刑牢房。
高昆山在牢房中受到难友们的亲切关怀，这使他更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安慰和帮助，数九寒天，牢房里的气温冷到零度以下，两只脚冻得像木捧，没有知觉。一个难友将一件破烂毛衣拆下来，绕成线团，然后将线团缠在脚上御寒。但线团缠不稳，稍一走动，毛线就松散下来。如果能将毛线织成袜子，穿在脚上，该有多好啊。高昆山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晚饭后，监狱管理员收拾碗筷时，高昆山暗中“扣留”下了一支竹筷。他用牙把竹筷咬破，一分为四，再经磨光，竟制成下四根光滑精致的毛线针。然后，他熟练地织出了一双又一双毛线袜子。大家都惊叹他心灵手巧，问他是什么时候学会这套手艺的。他笑着说：“毛主席早就说过，要亲自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呀，我这还是从解放军那里学来的。”
在这个人间地狱里，吸烟是绝对禁止的，有吸烟嗜好的人感到很不习惯。后来，难友曹立中居然通过他担任看守宪兵的外甥，暗中从外面给他们买来了香烟。可是有烟无火，也只有“望烟兴叹”。这时，高昆山从棉裤上扯下一团棉花，裹住稻草心子，用两块木板夹住，来回猛力搓动，居然给他搓出火来。火种解决了，“烟民们”一致感谢高昆山的这个小小的发明创造，称他是带给人间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铁窗生活最珍贵的时间是每天的放风。难友们都充分利用这个时间，有的做体操，有的来回散步，但年轻人却喜欢小高发明的“足球”。他用稻草捆成一个圆球，外面用布扎，接缝处用线缝好，就做成一个布壳草心的“足球”。每到放风时，几个年轻难友就在牢房外的小天地里踢起来，这支“球队”的阵容逐渐扩大，年纪较大的难友也参加了。直到监狱管理员认为“嘻笑追逐，有违监规”后，被强行禁止，这项活动才被迫中断。
高昆山求知欲强，喜欢学习，偶尔从难友中借到一本书刊，他总是爱不释手，直到看完为止。但对监狱管理员指定阅读的反动书刊，他却不屑一顾。一次，他将看守送来的反动书刊甩在地上，狠狠踩上几脚，骂道：“让你们这些忠实信徒当作圣经去读吧，老子不相信这些流话。”把看守气得大骂高昆山“中毒太深，无可救药！”
高昆山的趣闻在狱中传开后，对他的各种猜测也在暗中流传，有的说他是打进国民党部队搞军运策反的，有的说他是在国民党部队中为解放军搞军事情报的……他一时成了狱中的神秘人物。一次，有个难友问他：“小高，你是不是共产党员？”高昆山笑了笑，说：“我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远着呢，但我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我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高昆山的乐观态度感染着狱中的每个人。在牢房中，革命志士们受尽酷刑，但他们都毫不畏惧，宁为玉碎，威武不屈。面对刑具，他们仍充满必胜的信心，向往未来，盼望解放。
谷时逊在狱中得到了妻子分娩的消息后，难友们都高兴地为刚诞生的孩子起名字，说：“应该让孩子记住自己的父亲是为正义事业而入狱的，建议就给这没见到爸爸的孩子取名‘狱生’吧！”大家都表示赞同。对历史研究有贡献、有多本史学专著的金陵大学研究员刘骏达，于狱中在一本《多桑蒙左史》书页上，用燃烧过的火柴头写下了“忠贞、谨慎”两个字。他在自己的结婚照片背后曾题写道，“今后我们要互相敬爱，互相勉励，为我们的理想奋斗，为我们的前途努力。”就是这样一位热爱生活和自己学业的教授，在人民的解放事业需要自己的时刻，毫不退缩地走向了刑场。
当解放战争的一个个胜利喜讯，伴随着龙泉山上的隆隆炮声传到牢房时，难友们沸腾了。他们满怀革命激情，盼望着解放。他们互相勉励，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身体．准备着不久的将来，投身建设新中国的壮丽事业。脚戴重镣，遍体是伤，身患重病的许寿真更加抑止不住内心的兴奋，也用极大的毅力．在难友们的搀扶帮助下参加锻炼。虽然，他对敌人从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他要争取每一线微弱的生存希望，为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国民党特务们也知道隆隆炮声正拨快着他们的丧钟。于是，一个罪恶的阴谋正在加紧筹划中。
在蒋介石逃到成都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与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也逃到了这里。这两个在重庆歌乐山下刚导演了一场大屠杀的刽子手，又迫不及待地在稽查处长周迅予的东门街公馆内，秘密召集军统头目吕世锟、杨超群、何龙庆等，策划屠杀将军衙门看守所内的革命志士，并由军统蓉站司法专员兼省特委会司法秘书罗慧开造具名册，交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签报。
12月3日，毛人风在娘娘庙街38号军统蓉站召开特种汇报会，徐中齐亲携名册前往交毛人凤核处。杨超群趁机说：“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毛人凤请示蒋介石后，遵照蒋的命令，在名册上狂批“一律枪决”，后命徐中齐急送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过目。在川中臭名昭著的反共老手“王灵官”，早欲置革命志士于死地，今得此血洗机会，正中下怀，立即在毛的签字屈股后添上“如拟”两字，杀气腾腾地命令徐中齐连夜执行。当日深夜，在省特委会直属主任干事吴维瀚的监督下，警备部稽查处中队长王建谋率武装特务雷雨田等十余人，先将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组刘仲宣、云龙和彭代悌三位志士，秘密杀害于抚琴台王建墓的甬道内。
12月7日，国民党四川省特委会接到蒋介石的大屠杀令后，急忙准备实施。为了毁灭罪证，特务们在院子里架起一口大铁锅，将案卷材料投入锅中烧毁，火光冲天，纸灰四处飞扬。这是国民党就要逃窜的前兆！监狱中，—位难友望着空中飘落的纸灰，激动地喊道：“看呀，下雪嵝，冬天来了，春天不远了！”随着喊声，难友们拥向铁窗，望着天空飞舞的纸灰，笑出了眼泪，笑出了哭声，他们用笑来迎接解放，迎接新中国的第一个春天。
当晚8时，即蒋介石签发下达大屠杀令仅半天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中齐召集罗慧开、龚速度等布置行动，指定罗慧开为总负责人，吴维瀚监刑，艾九如率武装特务担任警戒，廖俊义负责掩尸灭迹。会后即通知稽查处迅速派行刑队负责执行。晚11时，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先率武装特务16人窜进将军衙门看守所。国民党特务突然把所有的牢门全部打开，按名捆绑，诡称要移转到安全地方。监狱管理员谢鲁将32名革命志士逐个叫出牢房后，假惺惺地说：“因时局紧张，奉命把你们转移到安全地方。”话还未完，就不由分说，对志士们用麻绳捆绑，棉团塞嘴，黑布蒙眼，强行拉上刑车。
特务们的谎言骗不了在血火中久经考验的、有高度警觉性的勇士们，难友们都明白，特务们要下毒手了。
王干青当场厉声叱问；“你们就这样把我们黑办了？”在淮海战役中高举义旗的老党员晏子良照准前来捆他的特务迎头一拳，打得那个刽子手哇哇直叫；毛英才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昂首走向刑车。
许寿真把平时最喜爱的书——鲁迅的《彷徨》，放进自己的衣袋。当特务们来到四号牢房，穷凶极恶地要蒙他的眼，塞他的嘴时，他坚决不从，奋力和敌人搏斗。就在这时，几声凄厉的枪响，许寿真当场壮烈牺牲。特务们杀害许寿真后，将他的遗体拖上刑车，和其他三十余位革命志士一起，载往刑场。
刑车在漆黑的夜色中急驰，沿金河街直抵城西十二桥。
深夜的城西郊十二桥周围，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林立。
在桥西南二百多米处的乱坟场里，残留着一段抗日战争时期的防空壕，这就是刽子手们选定的大屠杀地点。
血腥的大屠杀偷偷摸摸地开始了。
刽子手们疯狂肆虐，用刺刀、手枪，一个接一个地把志士们残杀在防空壕内。由于他们做贼心虚，命令汽车司机加大油门，企图借马达的轰鸣声掩盖其罪恶的枪声。
鲜血四溅中，王干青突然挣脱口中的棉团，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勇士们大多和着一腔的热血也喷出了口中的棉团，用尽平生力气，奋呼最后一次革命口号。
勇士们凝视即将天亮的东方，慷慨捐躯，喋血刑场。
枪声骤起，在迷朦的夜空中久久回荡。被害者中，共产党员人数占了近一半。他们是成都临解放前牺牲的最后一批烈士，也是解放战争中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刑场上的最后一批革命志士，他们倒在了曙光在望的黎明前。
20天后，成都解放了。知情人向党和政府报告了殉难者的下落。解放军成都军管会马上组织力量在王建墓及十二桥发掘出35位烈士的遗骸。1950年1月4日起灵封柩。1月20日，在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下，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将他们的遗体安葬在十二桥附近的青羊宫烈士陵园。
三、南线：刘邓大军“一张大网”拉到川西盆地
十二桥烈士们在笑迎解放战争隆隆炮声中，慷慨捐躯。
炮声逼近了成都，越来越近了。
重庆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由于进展迅速，巩固地方的任务很重。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及王近山副司令员都留在了重庆和川东，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为了使各军密切协同，协力围歼胡宗南集团等国民党军于川西战场，针对川西战局，决定由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和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统一指挥第三、第五兵团两个兵团5个军。并指示杨勇率兵团指挥机构尽快到杜义德处汇合，召集各军领导开会，提出作战方案。
12月1日的川南一乡村内，黄昏中炊烟袅袅。
刘伯承放下手中的碗筷，接过隔着饭桌的邓小平递来的一纸电报，在上面轻快地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发”字。一束无线电波在晚霞中射向天空。时在川境的本野战军第五兵团部、第十六军、第十八军、第三兵团部、第十军收到了如下电报：
“我已占领重庆。今后作战重点在西面，于占领泸州、宜宾后，应力求迅速占领乐山、夹江、峨眉三县，完全截断胡宗南向南退却的公路线。”
3日，第二野战军的第十一、第十二军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也分别受令分别由木洞镇至中白沙之线共六处渡过长江。其中第十二军主力在白市驿、石板场以南地区与胡宗南部激战中。时国民党军孙元良部主力已向垫江集结，该敌可能沿邻水、广安西撤。基于如此情况，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战局的发展和下一步作战的需要，开始将西出川西平原的计划正式纳入重要作战日程，特别作出关于出击成都的部署：
“四十七军渡江后，以一部攻占长寿，主力攻占邻水，歼孙元良兵团，尔后即在邻水地区集结待命；十一军除以一部守渝外，主力协同十二军歼白市驿地区之敌后，即攻占壁山、铜梁，并以一部进占合川，其主力即在璧山、铜梁集结，准备沿安岳出成都；十二军于肃清白市驿附近地区之敌后，以一部攻占永川，尔后主力即在白市驿至永川之线集结，准备沿成渝公路出成都；十军抵泸县、合江之线不必集结，应速渡江攻占隆昌、富顺自流井，尔后主力即在该线集结，准备出乐山或成都。”
这一系列命令发出后，各部队即刻行动．将战线向前迅速推进。第十二军的三个师，每师各留一个团担负重庆的守备任务，其余六个团共约一万余人全部出动，开向川西战场。为了争取时间，便于机动，该军直机关仅带一个轻便指挥所，没有带任何后勤保障分队，部队全部轻装，重武器都放在了重庆。该军于12月3日前后由璧山、来凤驿、永川、铜梁，先后到达内江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北上成都，参加川西平原的最后决战。
15日，刘伯承、邓小平电令直趋川西的解放军先头部队第十、第十二军主力速占乐山、眉山一线，川西最后大决战即从乐山附近强渡岷江战斗开始，奏响了序曲。
在此地，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竹园铺失利后，将其第二十七军第三十一师师部及其第九十二团由井研西撤，在青神县以东岷江畔的天然屏障虎渡溪设防，同时将第一六O师部署于青神县城，以一部兵力部署在青神至乐山沿江地段上，企图阻止解放军过江。
解放军第十军第三十师师长马忠全、政委鲁大东和副师长朱光，率领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团，于15日10时抵达青神岷江虎渡溪一线。第八十九团六连担任主攻任务，但由于敌守军交叉火力的严密封锁，战斗进展很慢。三排长牛天顺牺牲。11时，连长郭长福重新组织火力，凭借雾障的掩护。避开敌正面火力，侧击敌人。半个小时后，二营集中全营重火力向敌突然打去，六连从两侧和正面向敌发起冲锋，突破了敌前沿阵地。
战斗英雄、二营营长巩福堂负伤带领全营乘胜追击，再攻占六个山头，于下午2时将战线推进到龙神庙山。一营营长董殿军指挥部队迅速向左翼山下渡口包抄，山上守敌以密集火力把一营的几次冲锋都压了回来。
师长马忠全和董营长仔细观察地形后，当机立断决定组成以副营长郝诚为队长的7人突击队，在全营的火力掩护下，从敌人火力薄弱的左侧登山，攀过陡峭的山崖，接近了敌阵地，从敌人的鼻子底下把成束的手榴弹扔向敌群。
突击队趁敌人被炸得晕头转向混乱之机，冲入敌阵，展开搏斗。郝副营长夺过敌人的一挺机枪，掉转枪口，向敌群打去。山下解放军部队冲了上来，敌左翼阵地被突破。
下午4时，解放军各部队向龙神庙敌阵地发起总攻，全歼国民党守军，胜利占领了岷江东岸地区。
晚8时，解放军第八十九团八名战士各乘一只橡皮舟，在火力掩护下，划舟过江，夺回了木船一只。晚10时，三营由八连连长窦金斗和一排排长牛银山带领一排，先乘这只木船进行抢渡，占领了滩头阵地。在后续部队上岸后，又向敌师部冲去。16日拂晓，第八十九团及师直全部渡过岷江。
虎渡溪战斗，俘国民党官兵240多人，毙伤l00多人。解放军牺牲六连副指导员刘子明以下11人，负伤14人。这11名烈士的遗骨现仍安葬在此地的县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