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每日午夜，电台又恢复了往时的欢快声；每日清晨，王少春仍不问断地来到苍坪山下，“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打他的太极拳。1948年5月中旬的一天清晨，王少春在打拳中，从一个国民党军官口中闻知胡宗南派人来雅安安置军官家眷的事，这说明胡宗南部队在陕北前线的战事已很不妙，有从陕北战场脱身转兵西南的意图。王少春连夜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可是，中央的电台却总是收不好，气得王少春在房间里来回直打转转。
“这是特急情报，发不出去会误大事的呀尸王少春气得吹胡子瞪眼。
又是几分钟过去了，对方电台仍是无法接收。王少春的眉毛都拧在了一起，他着急地一步跨到发报机前，在石励面前的纸上写了“GOAWAY”几个英语单词，翻译成汉语就是“滚蛋”的意思。
“在电台上骂人是违反纪律的啊！”石励不敢发这样的电文。
“骂人事小，误事事大J你就这样发，将来我检讨。”王少春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
石励从来还没有见过脾气非常温和的王少春发过这么大的火，只好按下一串电键，发出了一个“99”电码，把“滚蛋”变成了“换人”。
这份电报终于发出去了。王少春和石励对视一笑，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都已是汗津津的。
事后才知道，当夜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西柏坡正下大雨，干扰太大。王少春知道事情的原委后，还特别向原来那位收报员道歉，当然那位收报员并不知道“滚蛋”的事。
王少春送出的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制定西北、西南战役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周恩宋代表中央特别发来专电，嘉奖王少春电台人员，表扬他们为党中央提供厂重要的蒋军情报。
王少春等人就是这样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地默默工作着，他们在雅安工作长达8年，始终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从未暴露身份。王少春直到1950年西康解放后，才回到北京，任政务院情报署副署长，不久，即因长期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中共在雅安秘密电台的设立，使西康的政治形势较其他国民党统治区要稍好一些。刘文辉在王少春等人的帮助下，在中共中央的不断争取和教育下，逐步认识到只有向人民靠拢才有出路。他根据自己的环境，确定了“保住现在，创造未来”的方针，一面应付蒋介石以保住现有地盘和地位；一面秘密参加拥护共产党的联盟、民革等组织，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确定了“三门策略原则”：即坚持“经济上开门（蒋介石可以拿钱来建设西康），政治上半开门（容许蒋派少数人来西康参加党政工作），军事上关门（蒋军不能派兵进驻西康）”，并顶住了蒋介石多次要求改组西康省政府等压力。
如在1943年到1944年间，蒋介石即向刘文辉节节逼进：要刘文辉改组西康省政府，把第二十四军派到西藏打仗，还要把中央军开进西康。刘文辉可说是一年到头都在紧张中过日子，他在百般无奈情况下，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求教。中共中央通过电台或亲自面谈．为刘文辉的生存和发展出主意，想办法，坚定了刘文辉与蒋介石独裁统治集团作斗争的决心。
1944年6月间，刘文辉在重庆见到了中共领导人王若飞，谈到了自己的困难处境。王若飞分析情况说：“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本性是外强中干，如果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就会知难而退；如果妥协退让，他就会得寸进尺，直到把你消灭为止。为今之计，只有斗下去。一点也松劲不得。”
刘文辉在听了王若飞的精辟判断后，胆子也就壮了起来，终于克服了一个个难关。
1945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派张友渔代表重庆工作委员会到成都做刘文辉的工作，帮助他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与刘文辉研究“西南自保”的问题，并转告刘文辉：“不管抗日形势如何变化，共产党都会支持你。”张友渔每天来到刘文辉的住所方正街，为刘讲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及革命理论，前后长达一个月，使刘文辉的思想认识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中共对刘文辉身边的高级官员也做了大量思想工作。1945年4月，刘文辉的高级幕僚杨家祯在重庆任刘文辉的驻渝代表，王若飞特别通知杨到曾家岩谈话。杨家祯先向王若飞汇报了西康方面的情况。然后，王对杨说：“我党很重视与刘文辉主席的关系，抗日战争快要胜利了，为了使刘主席在胜利后不致转向，我们大家还需要不间断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你仍应继续留在西康，利用自己与刘主席的关系，努力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后来，杨家祯离开重庆，回到西康，任刘文辉的参谋长，对后来刘部的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6年春，刘文辉赴重庆开会，周恩来在机房街吴晋航家中亲自与刘会晤。时值旧政协闭幕不久，局势很微妙。周恩来向刘说：“局势无论如何演变，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你要把西康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以争取人民的支持。”
这年11月中旬，刘文辉到南京开会，周恩来正忙于准备率领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虽诸事繁忙，仍抽出时间与刘文辉进行了一次谈话，当时，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叫嚷要在6个月内解决共军。同情中共的人，不免都对此担心。周恩来针对这种情况，明确向刘指出：“蒋介石背信弃义，全面向解放区进攻，人民是反对的，正义在我们一方，我们是被迫自卫。战争开始时。我们还只能是一个连、一个营、—个团地消灭敌人，现在我们已能整师、整军地吃掉敌人了。最近在苏北全歼戴之奇军，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对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现在是民主时代，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将来才有光明前途。”后来，刘文辉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叹地说：“周恩来要我争取人民的支持，的确是金石良言。”
1947年春，吴玉章、王维舟从重庆撤回延安时，又通知刘文
辉说：“你如果有什么事，可去找XX同志商量。”但以后由于情况有变化，刘文辉没有找到吴玉章所说的那个人，只有通过设在雅安的王少春电台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
这期间，蒋介石对刘文辉的防范也很严。不仅派特务监视，还多次亲自提出警告。在1946年底，刘文辉在南京开完会后，准备到上海游历一下，刚上火车，蒋介石侍从室的军务局长俞济时即跑来说：“总裁让我转告你，上海系是非之地，要你不要久留。”
1949年1月．刘文辉和杨家祯再次到南京，刘本想要到—亡海看望著名民主人士张澜，但有鉴于上次蒋介石阻其不能去上海的淫威，只好让杨家祯代表他去上海看望张澜，秘密商量下一步川康的航向，究竟应该如何摆舵？张澜对杨家祯提出了三点意见，让杨转达刘文辉：“一是局势在两三个月内将有大的变化，要注意蒋介石的阴谋；二是川康今后行动要看自己的力量来定。如许可，就应采取主动，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如果力量不行，则应等待解放军入川时再配合行动；三是不管怎样都要作好准备。”
几个月后，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时四川民盟负责人张志和又转给刘文辉一封信，说到中共南方局希望刘派代表到香港去联系。刘文辉于5月底约中共党员、民盟中委曾庶凡和杨家祯在雅安他的住处秘密商量起义之事，决定一面派曾庶凡去香港与华南局联系，商讨川康起义问题；一面派杨家祯去成都与邓锡侯交换意见，商讨如何采取联合行动。
6月底，杨家祯到成都见到邓锡侯，商定由杨代表刘文辉，陈离代表邓锡侯，张志和代表民盟，组成一个联合参谋部，统一筹划川康起义的工作。他们多次开会商定，以刘、邓两部军事力量及民主进步力量作为基础，逐步扩大阵容，以便起义时能发挥有，效作用。为了能与解放军密切配合，并商定在适当时机，由刘、邓两部各派出联络人员，进入解放区与解放军一道入川。后因故未果。成都的联合参谋部，也因后来的白色恐怖严重，停止了活动。
后来，蒋介石还当面警告刘文辉说：“张志和是共产党，听说在西康活动，你回去赶快把他抓起来杀了，免贻后患。”由此可见蒋介石之意，但终未能阻止刘文辉的起义。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川康将领刘文辉等人的起义日期步步逼近，逐渐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当辽沈、平津、淮海战役以蒋军的惨败向世界展示了中共军队的实力后，对国民党军队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川康将领开始决定有所动作，刘文辉召集本部高级幕僚正式酝酿起义准备工作。他先后在康定、雅安分别召开会议，分析形势，所确定的战略目标是：阻止蒋军入康，配合解放军聚歼，不使其外逃。为实行统一指挥，决定由张为炯主持康定区，刘元煊主持雅安区，伍培英主持西昌区。
此时的刘文辉已经看出中国大势之趋向，不会再像几年前那样有所摇摆，他现在是铁了心地要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他的儿子刘元彦恰于此时大学毕业，许多亲友都认为刘公子一定会出国留学，因为这也意味着刘文辉可顺理成章地转移财产出国。但刘元彦在其父影响下，首先明确表示毕业后不出国。对此，刘文辉只说了一句话：“那也就不要汇钱出去了吧。”所以，刘家也就始终没有转移财产到海外。
二、刘伯承、邓小平时谍报员秘密潜行入川
1949年夏天，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看来是一个非常难过的烦躁季节。中国解放战争继人民解放军占领武汉、西安后，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联合起义，湖南省会长沙及其附近地区宣布和平解放。是月，福州、兰州又解放，战事重心也就渐渐转移到了西南方向。
这年8月8日，中国的农历上是“立秋”，但初秋还不是全面收获的时节，在雨城雅安，收获的季节还要比川西盆地晚一些。西康省主席官邸小客厅中，参谋长杨家祯坐在桌子一边，中间隔着一盘还没有完全熟透的青苹果，向正低头沉思的刘文辉建议说；“当前形势就是这个样，我以为起义的条件仍没有成熟。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应该把准备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一次，再请示一下我们今后如何行动，你看行不行？”
“好吧。”刘文辉对这个建议表示同意，当即由杨家祯和王少春拟就电文。据杨回忆，这封电报的大意是：“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已处境困难，只好暗作准备。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两部约好，决定起义投向人民，今后应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这个电报当晚就由王少春的秘密电台发出。周恩来复电指示：“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王少春立刻将周恩来的复电转给刘文辉，并勉励说：“川康的解放看来已为期不远，一定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在解放西南中立大功。”刘文辉听后，当即表示举双手赞同。
时间转眼到了8月底，川康的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还未等刘文辉有所行动，便对刘部先下手了，矛头首先指向了刘文辉在成都办的《西方日报》。王陵基下令采取断然措施。勒令查封了刘文辉在川西起重要宣传和号召作用的这一“喉舌”。报社的一些负责人被捕，其他人只好立刻隐蔽起来。中共地下党员郑南和报社编辑部的几个人在刘文辉部的帮助下，秘密转移到了雅安。
这时，雅安的政治气候与成都大不相同，用郑南的话说：“雅安可说是刘家的天下，虽然有国民党特务，但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些民主人士和政治避难者，来到了这里可以公开抛头露面。坐茶馆。打扑克，高谈国事。”原《西方日报》编辑部的几个人到了雅安后，在刘文辉的支持下，又办起了《新康报》。这个报名原是中共党员漆鲁鱼在康定办的，后因形势变化停办。《新康报》重办后，实际工作由郑南负责。他们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和国外关于解放大军进军西南的消息，然后改写为国民党电台的专电或香港专电的形式发表，有时也转载别的报纸上的进步文章。（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就在同一个雅安城中，会有王少春所掌握的与中共中央直接进行联系的秘密电台，他们在事后想来肯定会感到有些好笑的。）
郑南在办报的同时，并开始了在雅安组建党团的活动。他原在组织关系上隶属于中共四川地—F党川东临]：委，194日年由重庆到成都后，没有转关系，而是采取由川东组织直接派人来成都联系的方法，联系人是熊扬。郑南等人到了雅安后，不久，熊扬也来到了这里，任务主要是把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工作由郑南、张安国、胡立民三人负责，并发展了一些外围群众组织。党组织建立后的主要任务是策动刘文辉起义，由张国安具体负责。刘文辉指定杨家祯为代表，进行定期的谈判和约见，地点在杨家祯的公馆，相隔时间在开始时是十天一次，不久，形势紧张后一周即会谈一次，商谈起义等事宜。
9月初，张安国、熊扬等在成都与杨家祯进行特别会晤，具体商谈了第二十四军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方案，最后所形成的意见是：（1）如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陕西地区被解放军击溃向川康方面逃窜时，第二十四军应截断其退路，配合解放军彻底消灭。（2）胡宗南部被解放军压迫，向川康方向撤退，解放军在后面尾追时，第二十四军应阻止其退却，配合解放军夹击消灭之。（3）如胡宗南部未被解放军压迫，自动向川康方面撤退时，第二十四军应独立行动，以牵制、扰乱的力，法，阻止胡宗南部占领西康，等待解放大军的到来。（4）第二叶‘四军在现阶段，应利用封建的外衣充实民主的内容，从物质和精神上配合解放军作战。
此方案商定后不久，刘文辉汇合多方的建议，并单独听取了王少春的意见，决定为了便于同邓锡侯、潘文华等面商起义事宜，等候时机，麻痹蒋介石，近日即离开稚安，亲自坐守成都。对此，曾有许多人认为刘文辉此时到成都冒险性太大，如果万一发生什么危险，就会影响整个起义。刘文辉则认为：到成都是“危而实安”。他对中共地下党员胡立民说：“去成都，西康之祸缓；不去，其祸速。到了成都，一可以避免过早地暴露起义的意图，争取时间。等解放军靠近后再行动。二是巩固已经联系好的关系，并争取更多的人和自己一起行动。”于是，刘文辉带着少数随从于10月下旬由雅安来到成都住了下来．秘密进行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活动。
这时的刘文辉处在强敌包围形势下准备起义；考虑问题当然是处处小心谨慎的。当时，他曾经考虑过戒吸鸦片烟，后来又觉得这可能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故又再吸食（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春，他才彻底戒掉吸食鸦片烟的习惯）。时也有好心人又根据中共的土地改革等政策，劝刘文辉卖掉一些土地，投资到工商业方面去，但他也认为这样做实没有必要，反而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刘文辉主张：一切都要以起义大事为重，不要有异常的表现，对成都家中的东西，再贵重的东西一件也不搬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