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许多回忆文章载，蒋介石是在听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通电和驻宜宾的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的起义通电后，才决定离开成都的。蒋经国在10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着：“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六处处长徐文山回忆说：“蒋介石在成都听到郭汝瑰在宜宾起义的消息，气得捶胸顿足”。那么，刘、邓、潘和郭汝瑰的通电起义时间究竟是在何时呢？
档案史料证明，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所署时间是12月9日，但是，通电发出的时间却是在12月12日凌晨，据当事人称之所以时间不署11日而署9日，是为了示意表明不落后于在9日通电起义的云南卢汉，关于此事本文前章已专门论述。这也就是说，蒋介石若得知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最早也得是12日上午的事。由此也见，蒋经国的“日记”正如本文前面多处列举，在日期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特别是对照档案史料看，蒋经国在写到这一段好像总是在隐瞒着什么东西。
关于郭汝瑰的正式通电起义时间，经考实查证，也不是过去一些文章所说的9日或11日，而是12日，这有当时解放宜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的战斗日志和战史为证、上记载：“我军主力进抵宜宾后，野司电令我军与其接洽谈判，该军于12月12日12时通电起义。”这也说明．蒋介石若得知郭汝瑰部起义的消息，最早也得在12日下午。如此这样，那么．蒋介石的离蓉时间显然是在12日之后。
时任成都警备司令的严啸虎，在1962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年12月逐天排序记事后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种种迹象也表明，蒋介石在13日之前，仍住在黄埔楼内，等待着国际、国内形势能有个转机，但这个转机却始终没有到来。
12月12日凌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通电传入黄埔楼。通电如雷贯顶，惊得蒋介石从床上跳了起来。通电开篇写道：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取国柄二十余载，罪恶昭彰，国人共见。……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通电中开头“蒋贼介石”几个字，更是惊得黄埔楼内所有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为之瞠目结舌。
晨曦中，已闻远处传来隆隆解放炮声，蒋介石瘫倒在床上。
解放大军的“铁扫帚”终于扫到了成都，蒋介石及其侍从人员不得不作出了马上离蓉的决定，着手在选定离开具体时间等技术细节上绞尽脑汁——
12月12日，整13年前，“西安事变”发生。“双十二”之日，可谓是蒋介石的忌日，他在这天的黄埔楼上，又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呢？
卢汉起义后，国民党要员阎锡山、朱家骅、陈立夫、邱昌渭、刘士毅等，先蒋介石一步飞往台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熊克武则拒赴台湾，与蒋介石招呼也不打一声，潜离成都；刘文辉、邓锡侯等也相继避蒋而去，这一切都使蒋介石在黄埔楼上如坐针毡。这天下午，当郭汝瑰起义通电传入黄埔楼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在近时离开成都，并向随行人员作出了暗示，准备明日起程。
离蓉时间确定下来了以后，从何处登机，成了蒋介石及侍从人员考虑的又一个重大问题。近日成都反蒋风声很紧，一些国民党将领相继与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伺机反戈一击，戴罪立功，而又以争取活捉蒋介石为头功，特别是那“捉蒋敢死队”的消息，黄埔楼里的人们对此更是多有所闻，不能不处处严加提防，他们十分担心，蒋介石在去机场的途中遭到地下党组织武装力量和起义部队的拦截。
在这时，北线解放大军，已进抵成都以北仅一天路程的广元；南线解放大军，已进抵乐山一线，堵住了国民党军队南撤的大门。蒋介石原固守川西北的计划是败局已定，由陆地出逃的道路全部被卡断，在解放军还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蒋介石从空中飞离大陆那是最安全、简便的方法。
成都附近，飞机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城北5公里处的凤凰山机场，这里是蒋介石的座机经常起飞降落的地方；另一个是成都以西30余公里处的新津机场，这里各种飞行引航设备都较好。抗战时期，从川中飞出轰炸日本本土等地的飞机即是从这里起飞的。胡宗南的全部人马，这时也正聚集在新津一带。因此，蒋介石及侍从人员经过密谋分析，最后决定由新津机场起飞，一反前一次和过去在凤凰山机场起飞的惯例，以收声东击西之效，而且在新津又有胡宗南的20余万大军压阵，风险要比成都以北方向小得多。
蒋介石的座机中美号专机在这时是停在新津机场的，而非局外人所以为的那样是停在凤凰山机场，有人所说在凤凰山机场所见到的蒋的“座机”，那仅是蒋介石的侍从人员所制造的又一个假象。据国民党中央社在蒋介石这次来成都时的报道，蒋介石是“乘中美号专机由两架驱逐机护卫，自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来蓉，降落新津机场”，明白地指出蒋的座机“中美号”是停在新津机场的，至于以后是否又有飞动，再无报道。
蒋经国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也说；“7时到达新津，换机转飞成都。”清楚地指明“中美号”停在了新津机场。
国民党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毛故上将人风先生哀思录》中，有一篇署名徐业道的文章，其中写道：“当卅八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在成都的新津机场，他（指毛人凤）和郭旭成希超两同志共乘一辆吉普车驰来驰去……后又闻知毛先生为总裁召去，且已随侍飞行矣。”
蒋介石的最后离蓉再设骗局，确实成功地骗了很多人。以至中共地下党组织布置的便衣人员和许多近在军校住家的居民，根本没有察觉到蒋介石是出的军校哪个门，是去的哪个机场？
一些居民回忆说：“记得那天夜里武侯祠开战，就是那一天天黑时，北较场内的卫兵还把大门守得巴巴实实，第二天一大早就没那么严了，我们偷偷地翻墙进去拿了一些东西。”有些居民还绘声绘色地回忆说：“我们是只见蒋介石进北较场大门好多次，但却从没见他出来过。当时就传说蒋介石有好几个替身。”
有的居民在解放后，方知蒋介石早已离开了成都，便传闻军校黄埔楼中有通往城外的地下道，蒋介石即是从这地下道中到飞机场的。这是实属没有的事，北较场内实是没有什么地下通道。解放几十年来，这个地方一直是解放军机关驻地，非军人是难以涉足这片“禁区”的。所以，这块成都市中区的城中之城，便在一些居民心中更显得神秘。
笔者在这个院子中居住过多年，曾为地道之事专门做过调查，访问过在这个院中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园林工，都说从未见过或听说过这个院中有什么通往城外的地下道。如果非说这里有几个洞洞沟沟，那这仅是“文革”中挖掘的几条短短的“备战壕”而已。
历史事实亦说明，蒋介石离开北较场确确实实是坐着他的小轿车走的，只是他又再设了一个巧妙的骗局。
成都附近各个机场上的飞机，由于汽油断运，一天中已看不到有几个架次起落。但还有大批的贵重军用物资需要运走，空军司令王叔铭满头大汗地跑上了黄埔楼，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才好。“还有3000多吨空军重要器材没有办法运走，怎……怎……怎么办？”王司令一冲上楼还未站稳，就向正与胡宗南在成都市地图前密商着逃走路线的蒋介石问道。
王叔铭见蒋介石沉思未语，又补充说：“那可都是从美国刚进口的重要飞行器材，万万不能落到共军的手里。”
“可先交给他。”蒋介石一听说是美国进口的“洋玩艺儿”，指着胡宗南说。
“不不不，不！那些都是天上用的东西，又不能用在我的坦克上。我拿着一点用处也没有。”胡宗南连连摆着手说。
“那就运回台湾吧。这事就由王司令……”蒋介石说。
“可机场上只剩下我们回去的飞机了。”王叔铭着急地连忙插话。
“我的飞机绝对不能动尸蒋介石闻言吃惊地喊出声来。然后说道：“把那些不能带走的东西统统炸掉吧！绝对不能留给共产党，他们会用这些东西对付我们的。这事就由胡主任负责。”
“不不不，不！我还要赶紧布置总裁您交给的成都大爆破。”胡宗南又打退堂鼓。
蒋介石显然已经很不高兴，若在以往谁敢这样在他面前敢乱讲价钱，连说几个“不”字，但在此非常情况下他也就只好忍着点，他能否顺利逃到台湾，这还要依靠胡宗南。所以，这时的蒋介石对连说“不”字的胡宗南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把炸毁这批军用物资的任务仍然交给王叔铭去完成。当晚，成都附近的凤凰山、双流、新津等机场仓库，爆炸声四起，火光冲天。
北较场、励志社内，一些由南京而广州、再到重庆又转成都的国民党军政高级机关和单位，也正忙活着连夜焚烧奔波千里带到这里的档案文书，他们再也无法带走这些过去视为宝贝的东西。大火熊熊，有人边向火堆中扔纸张，边抽泣，像是在办丧事丢“纸钱”。他们也确实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寿终正寝而送魂。
火堆旁传出阵阵哭泣声。
蒋介石要走的消息尽管对外面控制很严，但他身边的人却是知底细的，大家惶惶然急忙敝逃跑的准备。而对这一切，蒋介石的所谓亲信王陵基却蒙在鼓里，近日一直陪着蒋介石吃饭的他，说什么也不会相信蒋介石利用他仅是为了顾及眼前在四川的安全，当蒋准备离川而去时，他的作用也就到头，根本没有想到带他一同去台湾，连打一声招呼的“情意”都没有了。
蒋介石惶恐不安秘密准备此行，连搜刮来的黄金也来不及带走，“想运回去又没有飞机，因为连人都没办法运走，最后才决定交给我代为收领”，王陵基在事后这样回忆说：“财政部长关吉玉和次长陈良先后打电话给我，说有几万两黄金要交给我，叫我马上去领。我当时也感到黄金也没什么用了，不想去要。他们一再在电话中催我，说非去领不可。我只好带着财政厅长任望南、经理处长罗有邻赶到中央银行。这时只有中央银行发行局和成都分行经理等两三个人在那里焦急地等着我。我一去，他们就催我打领条，说有4万多两黄金正在造币厂改铸，他们已通知全部交我领取。我便在一张他们写好的收据上签了名，他们拿着立刻就走。我一问，原来阎锡山和关吉玉、陈良等早已去新津机场，只等拿到我的收条就起飞，好去台湾交账。”
据资料记载，这部分黄金，原是国民党军在大陆西南的军费，每月5万两。如果仅算国民党军败退入川的11和12两个月，也该有10万两，再加上发给在四川的国民党政府等机关单位的行政费用，共计有近20万两。而这些黄金多数没来得及分配使用，更来不及运回台湾，都到哪里去了呢？（据王陵基等人材料，这些黄金部分在战乱中化整为零散失，大部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缴获。）
蒋介石顾命要紧，再也顾不得黄金的事，也许他准备等逃到台湾静下心后，再来追究“黄金陷蓉责任”，反正此时他已顾不上其他的事。
这几天，成都市民也已被白色恐怖搅得神难守舍，大多数人同样顾命要紧，哪还顾得上蒋介石的事。近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市内杀人如麻，吓得人们躲在家中大气都不敢吭一声。
春熙路农民银行门旁，一张张大布告贴在墙上，上书以“纵火犯罪”被枪毙的27岁的萧银州等人姓名，罪状是“晚间潜入国防部新兵训练处仓库纵火”；还有以“无故鸣枪罪”执行枪毙的犯人名单，依序是28岁的罗皓如，22岁的江本泉，40岁的骆志平，41岁的马崇富，23岁的王栋臣等。布告下，即是以各种“罪名”已被行刑的“犯人”的尸体，陈尸街头几天，却没人敢收尸，任其夜狗撕咬，惨不忍睹。
这边的血汁还未凝固，横批着大红叉的杀人布告上，在“双十二”这天又重贴上了新的杀人布告：“唐克熔（年56岁）等20名结伙抢劫青羊宫军械仓库，并击毙库员，现执行枪决。”这就是成都临解放时轰动全城的“镇压青羊宫抢枪事件”。
“抢枪”事件的原委是军校在青羊宫老君殿一侧庙房有一军械仓库，蒋介石在下达了军校向西昌方向撤退的命令后，军校准备把这里的武器转移北较场。因管库人员与地方袍哥、土匪勾结乘机盗窃牟取暴利，附近流氓、地痞见有机可乘，也争相偷盗，以致发展为蜂起抢劫。管库人员见再难控制局面，慌忙向军校报告，军校立即求助于驻扎在附近的盛文部队，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包围了军械仓库，对持枪者一律逮捕，敢于抵抗者当场被击毙。蜂拥的人群。霎间四处逃散。
唐克熔是市民众自卫总队的第十二区区队长，这时也为枪支来凑热闹．被盛文的部队捕厂去。尽管成都市长兼民众自卫总队长冷寅东曾亲自向蒋介石和盛文求情，说唐在“巡防”中恰遇此事，并与军械库员发生争执，完全是为了治安需要而出现了斗殴，绝不是去抢军械库。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安全，迅速平定成都市区日益混乱的局面，正愁找不到几个替死鬼，以杀一儆百，立即指示盛文从速拟定罪名？专找人群聚集的闹市区作为刑场，杀掉后即刻广告于市。
行刑的枪声鸣响在青羊宫、中山公园、春熙路等城中闹市区，成都市民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这也正是蒋介石为了自身安全和能转移民众视线所要达到的目的。北较场内的蒋介石，正以冷峻而胆怯的目光，紧紧盯着成都市中发生的一切。
黄埔楼内。蒋介石逃离成都的方案定下后，胡宗南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要先拔掉去机场路上的钉子，急调部队攻打城南交通要道上的武侯祠。
武侯祠，是成都市南郊的一个古迹胜地，有三国时期刘备的墓地和后人专门为一代名相诸葛亮建造的庙宇。在临解放时，这里驻扎有刘文辉第二十四军起义部队的1个团。这个团原系刘文辉部第一三七师特务营，驻于城南郊本来只是作为刘部往日贩运烟土的一个关卡，并无很强战斗力。在胡宗南部由陕入川到了成都附近后，有些川籍的士兵不愿随军奔波，便滞留了下来，加入了特务营，于是这个营由原来两个连200多人迅速扩展到2000余人。有些进步人士也来到这里。武侯祠内官兵推举原第一三七师的团长聂文清指挥。又因为原这个营的营长是董旭坤，故人们又习惯称这个营（团）为“董营”或“董团”。
本来，刘文辉在宣布起义之前，曾准备撤出驻武侯祠的这支部队，但他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又坚持留下了这个营，并坚决地说：“天亮了，我们还没有什么表现，纵然牺牲这支队伍也在所不惜。”因此，这个团在危机四伏的险恶局势下，仍据守在武侯祠中。
胡宗南为了保证蒋介石的轿车安全通过武侯祠关卡，竟不遗余力调动了十余辆装甲车和坦克车，先一日聚集在北较场军校操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