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艾森豪威尔暗中活动，设法使麦卡锡失势，因为他并不反对这样做。于是，他打电话给塔夫脱，请他立即制止外界关于史密斯的胡说八道。塔夫脱按他的要求去做，办成了这件事。艾森豪威尔开始对塔夫脱稍有好感。史密斯的任命得到批准。麦卡锡没有因为此事受到报道，一场争斗消于无形。
麦卡锡及其朋友们真正想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那里得到的，就是重大的政策及体制革新。在政策方面，共和党保守派希望政府完全拒绝雅尔塔协定，然后采取行动——但未说明采用哪种具体方式——解放东欧附庸国。
作为候选人，艾森豪威尔曾对雅尔塔协定横加指责。作为总统，他行动的自由受到了许多限制。当他认真考虑废除这些协定的影响时，他认识到，这样的行动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负面影响，还会毫无必要地疏远民主党人。此外，得到总统的权力之后，他不想追讨旧债，浪费自己的资源。雅尔塔协定使美军得到了西柏林和维也纳的占领权；如果协议作废，那么根据这些协议得到的权利如何继续得到保障？英方曾警告说，如果美方废除协议，苏联也会照此办事。安东尼·艾登坦率地说，英国绝不会参与废除协定的行动。如果对罗斯福总统提出含蓄或明确的谴责，民主党人必定会全力抵抗。在国会以党派微弱多数通过的任何决议，都不会有多少影响力。艾森豪威尔告诉共和党领袖们：“团结是大事。”他希望政治分歧不会影响到对外政策（译注：原文为he wanted politics to stop at the water’s edge.美国东西两边国界都是大洋，使用此词言外之意是，为了对外政策的利益，国内各党派斗争不要超过国界。）。
保守派批评艾森豪威尔违背了共和党的基本原则。塔夫脱迫于来自艾森豪威尔的压力，试图消除分歧。他提议对艾森豪威尔的决议案作一些保留：“通过本决议案，并不表示国会已对上述协定的任何条款作出有效或无效的决定。”与此同时，由德克萨州的林登·约翰逊领导的民主党人为艾森豪威尔原有的决议案而欢呼，反对做任何修改。
这使保守派陷入了困境。如果让艾森豪威尔的决议案未经修改通过，这意味着雅尔塔协定被接受；如果修改决议案，他们就犯了党派偏见，并与来自共和党的总统决裂。但是保守派不能放过雅尔塔协定。希肯卢珀参议员要求美国断然拒绝废除雅尔塔协定。他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听证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内有一些盟友。
随后，斯大林帮了艾森豪威尔的忙。3月4日，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称，斯大林病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废除协议的决议案会让人觉得过于冷酷无情。此外，在苏联领导层中即将发生的变化也使得美国不宜揭开旧伤。但是，艾森豪威尔仍然准备使自己的决议案获得通过。3月5日，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真正想做的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我们绝不同意先前发生的奴役人民的行为。”
有人请他谈一下塔夫脱的修正案，问那是不是代表“你与塔夫脱参议员之间关系破裂”，艾森豪威尔回答道：“据我所知，本人与塔夫脱参议员的关系并无任何裂痕。也许有人知道，反正我是不清楚。”四天之后，艾森豪威尔与塔夫脱及其他共和党领袖会面，讨论这个问题。塔夫脱承认，也许最好是“把这件事忘掉”。艾森豪威尔这个“没有实际内容的决议案”不值得各方为之展开较量，而反对它或修订这一议案的代价实在太大。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使所有人都摆脱了困境。关于雅尔塔协定的决议案被永远搁置了起来。
斯大林曾经统治过世界第二强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他的去世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事件。问题在于，在美国既没有人知道如何对待它，利用它，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艾森豪威尔由于不必公开批评罗斯福而松了一口气。他曾私下对内阁说：美国对此毫无准备，正是民主党人执政期间“无所作为的突出范例”。他说，从1946年起，关于斯大林死后将会发生何事，人们谈得很多，但是经过七年的讨论，结果却“是零。没有计划，也没有一致同意的立场”。他还说，这也正是他把罗伯特·卡特勒从波士顿带过来，改进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形式、方向和组织。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一直有针对希特勒去世的应急计划。他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未来同样能够做好准备。
艾森豪威尔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失败同样感到不满，因为他想到了国防预算带来的影响。过去两年半的时间中，这部分预算的增幅超过300%。艾克想要减少预算，并命令威尔逊着手处理这件事，并且完成了任务。
虽然公开表示反对的人没有几个，但除了财政部部长乔治·汉弗莱之外，只有少数共和党人支持艾森豪威尔削减开支。民主党人却没有这样的约束。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宣布削减军费的主要计划之后，赛明顿参议员发动了攻击。在随后八年之中，民主党人继续兴师问罪，指责艾森豪威尔削减国防开支以平衡预算的决定将使美国无法抵挡苏联的入侵。
3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艾森豪威尔如何看待赛明顿的指控，他趁此机会教导美国民众，说道：“女士们，先生们，不管美国拥有多少军队，它都不可能给你真正的安全。除非你感到世界别的地方有这样一支对你构成威胁的军队，否则你不可能知道多少兵力才够用。”
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得更加坦白。杜勒斯反对将平衡预算作为优先任务。他警告艾森豪威尔，如果美国缩减国防开支，这等于是说危机已经结束。这样一来，欧洲也会觉得自己可以减少国防开支。他郑重警告，这“将使北约失去主心骨”。艾森豪威尔立即表示反对。他对杜勒斯说，没有以平衡的预算为基础的稳定经济，就不会有安全。杜勒斯批评，平衡预算的决定毫无事实依据。
随后，他想给艾森豪威尔出难题：他们准备如何处理朝鲜问题？中美双方继续对峙？倘若如此，他们将失去国会的支持。想要赢得胜利？倘若如此，他们就需要更多的国防开支。艾森豪威尔坚持己见，说道：“虽然我们还有获胜的希望，但仍然不能承担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
杜勒斯尝试了另一种办法。法国人准备来华盛顿，请求在越南得到更多的援助。杜勒斯认为，“我们能够全力”向法国提供“18个月的军事援助，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杜勒斯觉得，为了将来省下更多的钱，现在正是投入的好时机。在朝鲜也是如此——现在不计代价取得胜利的话，就意味着日后能够省下钱来。
艾森豪威尔承认杜勒斯说的话不无道理，只是理由还不够充分。他指出，如果在朝鲜集结足够兵力，使中国军队后退数英里，使前线横贯朝鲜半岛中分线附近的狭窄部，这需要花费30亿至40亿美元。他问道：“就算我们在中分线附近，情形又会好多少？我们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杜勒斯说，向中分线推进能够振奋参战部队的士气。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这种事情“无法正确估量”。
艾森豪威尔接着谈到了更广泛的话题。他直截了当地宣布，“保卫美国不是军事问题。军事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如果军事开支按当前的水平继续增长，“那么我们必须大幅削减其他方面的支出”，如退伍军人的福利、社会保障及农业计划。艾森豪威尔还警告内阁：“如果大家认为‘原子弹’是解决问题的简便方法，这是非常错误的。它忽视了……我们盟友的基本现实。对于任何西欧国家的公民来说，当他的国家被人占领，自己也即将死去时，就算他得知还有人活着往克里姆林宫扔了一颗原子弹，这种安慰也并无实际意义。”
就任总统后不久，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奥马尔·布雷德利，和他探讨了朝鲜局势。他放下电话后，转身对安·惠特曼说：“我刚刚得到一个教训。”布雷德利以前一直叫他“艾克”，这次却称他“总统先生”。艾森豪威尔告诉安，听闻此言，自己大为吃惊。这也使他意识到，只要他在白宫，自己“就会与其他人，包括最亲密的老朋友，隔离开来。我现在比（战争时间）更孤独”。
为了消除孤独感，艾森豪威尔首先求助于妻子。他们基本上总是在西厅共进晚餐。在场的还有玛米的母亲杜德夫人，她和艾克夫妇一起住在白宫。晚上艾克作画时，玛米就坐在他的身旁看书或回复信件。他们一起度假，冬天去奥古斯塔，夏天去科罗拉多。1953年冬末，玛米首次到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脉的总统疗养地休假。此后一直到葛底斯堡的农庄翻修结束，艾克和玛米一起在这处山中疗养地度过了许多周末。
艾克的儿子、儿媳和孙儿女们也使他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约翰和芭芭拉在白宫一直住到就职典礼结束。艾森豪威尔很高兴他们在自己身边，而他们也很乐意住在那里。1月22日早晨，玛米发现芭芭拉坐在皇家套间的四柱大床上吃早餐，不禁大笑。芭芭拉说她“从未如此开心过”。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芭芭拉经常带着孩子回来探亲。这使艾克大感欣喜。这一切让他觉得白宫是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一个办事机构。
但是玛米和家庭都不可能完全满足艾森豪威尔对友谊和伙伴的需求。玛米很少在上午十点前醒过来，而且不到十二点不起床。她相当认真地说：“我认为，50岁以上的妇女都要到中午才下床。”她会翻阅报纸，寻找食品、服装或礼物等特价商品，然后打电话去订购。她认真督促白宫的工作人员，负责社交活动，决定菜单、鲜花和座次安排。她经常说：“我只干一件事业，它的名字就叫‘艾克’。”但实际上，两人工作都异常繁忙，所以白天很少能见面。约翰也有自己的事业——就职典礼结束后不久，他就回到了朝鲜前线——而芭芭拉和孩子们则住在纽约州。此外，玛米从来不打高尔夫球，而且也不愿和丈夫一起打桥牌，因为每次她出错牌，艾克总会冲她大声叫嚷。
幸运的是他有朋友，可以一起玩高尔夫球，一起尽情玩桥牌。更不错的是，他们对他非常忠诚。他当选后，他的“小帮派”聚在一起取得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只要总统有时间玩高尔夫球或桥牌，他们将随时奉陪。这些人都日理万机，但他们觉得，自己在说服艾克担任总统一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有必要尽可能地满足他的要求——主要是他们的时间与友谊。在接下来的八年中，他们总是随叫随到。安呆要在早晨打电话，告诉他们总统想玩，他们就会立即坐飞机到华盛顿来。有时候，他们也会去英国或欧洲大陆。
艾克告诉斯莱特，“帮”里这些人愿意随时来华盛顿，他觉得尤其开心，因为他在华盛顿的大部分伙伴和对手是民主党人。他喜欢与大法官弗莱德·文森、赛明顿参议员和这些年在首都认识的其他人一起玩，但是他担心，如果长此以往，“某些共和党人可能会不理解。”
在回忆录中，艾克对自己的这帮朋友大加赞扬。他写道：“这些人都非常谨慎。他们已然功成名就，无意从我们的关系中谋利。他们的友谊对我来说，其价值无法言表。所有人都喜欢与朋友在一起。一位总统对朋友的迫切需要，有时可能超过对其他事物的渴望。”
2月中旬，鲁宾逊、罗伯茨和斯莱特从纽约来白宫度周末。他们周六下午打高尔夫球，用完晚餐后，他们一起到白宫的电影厅里看电影《彼得·潘》。斯莱特问艾克，他担任总统职位后收入如何。艾克答道：“见鬼，这份工作可不容易。杜鲁门说，如果我每年自己不贴进去两万五千美元，就算运气不错了。”玛米补充说，政府只补贴她三千美元用于重新装饰。她还对“小里小气的浴布”颇有意见。
2月25日，罗伯特·多诺万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艾克提到了“行动不自由和其他一些事——这些事就是你要付的代价。”他总想自由活动，讨厌自己不得不在办公室里连续工作数小时、数天乃至数周，不停地应付例行公事。他尽可能给自己安排些休闲时间。2月7日，安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总统非常想去打高尔夫球。他醒来时，天下着冰冷的蒙蒙细雨。整个上午他不停地看着天空。最后他从走廊外回来时，大声说道：‘有时我难过得想要哭出来。’”
当月晚些时候，美国公共高尔夫球协会表示愿意在白宫南草坪上建一个推杆区，对此艾森豪威尔非常高兴地表示接受，并将球场设在正对自己办公室的地方。他在往返办公室的路上练习击球和推杆。
艾克最喜欢的高尔夫球场，既不是白宫的草坪，也不是华盛顿郊外的燃烧树高尔夫球俱乐部，而是奥古斯塔的国家高尔夫球场。在那里，他和玛米可以招待朋友，休息，打牌。2月27日，他首次前往那里度周末。他那帮朋友乘坐一架大通国家银行的飞机从纽约赶来，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艾森豪威尔和世界最着名的高尔夫球手博比·琼斯一起打球。后者答应经常来玩。
他需要尽可能地得到放松，因为除了国家大事之外，乔·麦卡锡再次兴风作浪。比如，他指控美国黑人拉尔夫·邦奇博士是共产党人，邦奇在联合国工作，是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项荒唐的指控使艾克大为恼怒。
艾森豪威尔认为，麦卡锡并不想揭露共产党人，只是想出风头而已。那一年的春天，麦卡锡的年轻助理罗伊·科恩和戴维·沙因短时间内访问了欧洲列国，这似乎证实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科恩和沙因正在“调查”共产党人对“美国之音”的渗透，办法就是检查美国海外图书馆的藏书。虽然根据杜勒斯的命令，那些图书馆的藏书早已经过了严格筛选，但科恩和沙因宣布，他们发现418名共产党人及其同伙的书仍在出借。麦卡锡要求杜勒斯追查购书人的订单，找出谁批准购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国务卿的侄子，着名历史学家）、约翰·杜威和罗伯特·哈钦斯等人的书。随后，杜勒斯禁止了“所有共产党作家的作品”和“所有多次刊登共产党人宣传内容的出版物”。有些书被付之一炬。杜勒斯还解雇了大约830名“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
许多专栏作家无法容忍这种胡作非为。理查德·罗维尔、沃尔特·李普曼、布鲁斯·卡顿和其他人要求艾森豪威尔出来说话。他拒绝了。他向一名记者解释道：“我不赞成专栏专家喜欢用的拍桌子、喊名字的办法。这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堂堂正正地争论，而是因为我相信，这种办法基本上没有什么用。”5月9日，艾森豪威尔的朋友、通用磨坊公司的哈里·布利斯警告他：“麦卡锡野心勃勃，厚颜无耻，极端自私。作为你的忠诚的朋友，我们许多人认为，你以为麦卡锡会自取灭亡，是错误。我们相信，必须尽快阻止麦卡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