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道出了心声，因为接替塔夫脱出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是威廉·诺兰。艾森豪威尔非常看不起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到诺兰时说：“说到他，似乎只能用‘蠢不可及’来形容。”
诺兰最让艾克恼火的地方，就是他盲目反对美国参与对外事务（全力援助中国国民党除外）。艾森豪威尔想要建设一个欧罗巴共和国。为此，他想让德国重整军备，实现统一，并以正式伙伴的身份加入北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
这些就是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的主要目标。成为总统后，他继续将它们作为欧洲政策的主要内容。他通过杜勒斯，通过自己与欧洲各国领导人的信件来推动这些项目。9月，他告诉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埃，法国与西德的关系“迫切需要以一种新的友好互信精神为指导”。他说，他知道法国在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方面存在困难，因为“我们并不是置历史于不顾”，但他仍敦促拉尼埃不要错过“法德建立友善关系的历史机遇”。
艾森豪威尔对于欧洲防务共同体抱有很高的期望，这不仅是由于他认为这个组织对西欧具有重要意义，也因为它为美国提供了希望。在经济与军事纽带的联系下，一个团结紧密的西欧共同体通过北约，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同时还能通过欧洲防务共同体得到无数全欧洲地面部队。它不仅是世界安全的保障，而且也不再需要共同安全署基金，从而使艾森豪威尔可以进一步削减美国的军事预算。
10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涉及苏联最近的氢弹试验。艾森豪威尔说，这次试验并非意外，并说苏联人“现在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原子武器……具备了对我们发动原子攻击的能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能力将继续增强”。谈到美国的情况时，他说：“我们不想透露我方原子武器的实力，只能说它数量很多，而且还在稳定增长。”他向报界保证，美军有足够的核武库来遂行交给他们的特定任务。他警告说，“这种巨大的力量必须受到限制，以便为人类提供有益的服务。”
对于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句话，千百万人表示赞成。更重要的是，美国着名的科学家们也表示同意。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呼吁裁军，要求研究和平使用原子能的手段。最重要的是，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顾问奥本海默也表示同意。1953年7月，奥本海默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原子武器与美国政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发出了警告，称超级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只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不管怎样，这种竞赛都毫无意义，因为当美国制造“第二万颗炸弹时，它……不能抵消第二千颗炸弹的威力。”他坚持认为，美国人民必须了解与本国核武库规模及威力相关的实情，呼吁“代表美国人民的那些人要坦诚布公”。
奥本海默的文章加剧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与核政策相关的辩论。由于核政策毫无疑问是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他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十分严肃。他曾任命奥本海默为顾问小组组长，向总统报告如何处理军备竞赛。此外，奥本海默曾经是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艾森豪威尔看了他的文章，对他的观点印象很深。他同意这位物理学家的看法：原子军备竞赛是疯狂之举。他也相信，如果美国人民能够全面了解氢弹的破坏力，他们就会支持他提出的所有真正的裁军建议。因此，艾森豪威尔要求杰克逊起草一篇演说，说明真相，响应奥本海默的呼吁。杰克逊将起草工作称为“坦率行动”，在1953年春夏两季，认真开展工作。他是奥本海默基本思想的热情支持者。
其他高层顾问表示坚决反对。杜勒斯不相信任何裁军提议。他认为，只有占据压倒性优势，才能与苏联人打交道；并坚持说，迄今为止苏联提出的裁军提议都只是宣传，目的是为了削弱北约，阻止法国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海军上将与杜勒斯看法一致。
施特劳斯是一个（在华尔街）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在战争期间曾是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的助理（因而获得了海军上将的军衔）。1946年，杜鲁门首次派他到原子能委员会工作；三年后，施特劳斯在氢弹问题上与奥本海默发生激烈争论。奥本海默不想制造氢弹，而施特劳斯和杜鲁门却坚持要造。1953年7月，艾森豪威尔任命施特劳斯出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虽然他并不了解此人）。施特劳斯的就职仪式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把他拉到一旁，说道：“我最关心的事，也是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裁减原子武器的新办法。”施特劳斯对总统的指示置若罔闻。
艾森豪威尔的观点介于奥本海默和施特劳斯之间，“对双方都加以鼓励，而不得罪任何一方。”总统说，杰克逊的那几份初稿（知情者称之为“大爆炸文件”）描述了原子弹带来的恐怖情景，“双方无人幸存，到处一片绝望”，但这种描写过于恐怖，无法产生正面作用。艾森豪威尔告诉杰克逊，“我们不想把全国的人都吓死”，因为他担心如此一来，国会可能会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毫无必要地增加国防开支。另一方面，自从读了首次氢弹试验的报告之后，他一直都想把氢弹可怕的破坏力告诉民众。但每次读完杰克逊的草稿，艾森豪威尔都担心国会对“大爆炸文件”可能产生过激反应。于是，他改变了坦承真相的初衷，不断指示杰克逊低调从事。他问杰克逊：“难道我们看不到一些希望吗？”
杰克逊不知如何措辞，其他顾问也对此无能为力。他们不是像施特劳斯那样告诉他要尽快制造更大的炸弹，就是像奥本海默那样说不能制造任何原子弹。
艾森豪威尔认真考虑了这一问题。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亲自为裁军提案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它既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不会被苏联立即否决，同时还能带来真正的希望。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认为，美苏两国能够各自捐献部分贮存的核原料，作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如发展核电站）的共同基金。这项建议能够解决许多问题。它能够消除各界在原子能问题上的绝望情绪，代之以希望；它不需要现场核查，而这一直是裁军提案的绊脚石；而且它在宣传方面也有压倒性的明显优势。
此外，这项建议能使美国人民放心，“他们并没有把物质资源全然用于破怀性的目的。”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最重要的是，如果苏联人愿意合作，“与他们愿意提供的核原料数量相比，美国能够裁减的核武器量将是前者的两到三倍……同时仍能改善我们在冷战中的相对地位。甚至爆发战争，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又写道：“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当然就是人们确信世界此刻正在奔向灾难。”
12月8日下午2时，艾森豪威尔向联合国大会发表了题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说。演说一开始，艾森豪威尔讲了几句称赞联合国的话，然后直入主题，开始谈到“坦率行动”准备的内容。内容比原先准备的讲稿要少了许多。他告诉全世界，美国从1945年以来共进行了42次核试验。目前美国原子弹的威力是当初投掷在日本的原子弹的25倍，“而氢弹则达到了几百万吨黄色炸药的当量。”奥本海默和杰克逊认为总统应当透露美国武库规模的想法被下面一段话所取代：“今天，美国原子武器的存量每天都在增长，其爆炸当量数倍于整个二战期间各战区所有飞机大炮发射的炸弹和炮弹爆炸当量的总和。”
但是苏联也拥有原子弹，而且正在制造更多的炸弹。原子军备竞赛正在进行之中。艾森豪威尔说，继续这场竞赛“将会证实一个绝望的结局，那就是两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巨人隔着一个战栗不已的世界相互无休止地怒目而视”。无论做什么都比这个强。艾森豪威尔声称，自己准备与苏方会晤，以协商奥地利条约、朝鲜、德国以及裁军等问题。
艾森豪威尔说，在这样的会谈中，美国“不仅是寻求削减和清除用于军用核材料”。“从军人手中拿走这种武器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它交给那些知道……将之用于和平目的的人。”这样，“最强的破坏力就能够成为巨大的福祉，造福于全人类。”
艾森豪威尔随即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美英苏三国应共同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自己贮存的裂变材料。该机构将在联合国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他认识到，最初各国提供的材料不会太多，但“这项建议具有很好的优点，那就是对于建立一个完全可能接受的世界范围内的核查与控制制度，各方不会产生愤怒和相互猜疑”。
建议成立的这个机构将依靠全世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办法。“其中有一个特别的目的，那就是为世界上严重缺乏能源的地区提供充足的电力。这样，提供核材料的大国将把部分力量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使他们惊恐不安。”他列举了这个建议的其他优点：减少世界上用于破坏目的的原子能贮备；证明超级大国“首先关注人类的渴望”；开辟了“和平协商的新渠道”。最后他作出保证：美国准备“竭尽全力寻找办法，使人类非凡的创造力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用来自寻死路”。
艾森豪威尔的演说一次也没有被掌声所打断。演讲结束时，现场一片寂静。接着，3500名代表开始欢呼起来，甚至连苏联代表也一起喝彩，其热烈程度在联合国历史上堪称空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应非常积极，甚至有些过度。艾森豪威尔似乎成功地解开了一个死结，用希望取代了恐惧。
艾森豪威尔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在控制军备竞赛方面提出的最认真的提议。在此前后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包含了现场核查的条款，美国预先就知道这是苏联所不能接受的。但是正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提案的说服力、他的另辟蹊径，以及他为打破军备竞赛的坚决态度，才使“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提议有了一线被各方接受的可能。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付苏联人。艾森豪威尔相信，苏联人肯定对这一建议也会感到心动。他希望对手能够接受建议，也以为他们会接受。
然而苏联人没有，他们认为，减少裂变材料的贮备只会扩大与美国的差距。但是艾森豪威尔曾提议，美国与苏联的捐献额为五比一，而这只是初步的数字，双方可以就此进行谈判。苏联人还是不感兴趣。他们被数字给吓倒了。美国可能要比他们多两三千颗炸弹。
如此一来，核军备竞赛的逻辑就占了上风。这是一种独特的逻辑，与经验和现实都无关联。大家都认为，制造原子武器的唯一目的就是制止敌人的侵略。所有的人都认为，要吓阻敌人，就要具备能够摧毁敌人某座主要城市的能力。既然数百颗原子弹就足以使敌人感受到真正的威胁，那为什么还要建设一个拥有数千颗炸弹的武器库呢？
这时候，数量成了关键。双方的战略家和领导人一想到对方远远超过自己就惊恐不已。艾森豪威尔和美国民众想——要求——自己的国家能保持明显的优势，但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多出来的原子弹——要确保威慑，其实只需要一百枚核弹。而对于苏联人来说，他们无法接受美国占有如此大的优势。如果无法赶超美国，他们也决心要缩小差距。像美国人一样，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核弹。他们只知道自己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冷落了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稍夸张一点说，艾森豪威尔的提议是人类在核时代中唯一一次阻止军备竞赛的机会。如果苏联人能够在这项工作上投入热情，那么世界上有可能出现一片大好景象：拥有金钱、精力与科学技能的一代人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双方都满足于现有的武器库，而不会再生产新的武器。艾森豪威尔1953年时曾预测，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美苏两国继续这场数字游戏，到80年代时，核弹数量达到数万枚；而和平利用原子能通常无人理会，或是极具争议，开销巨大。这一切被他不幸而言中。
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要承担部分责任。虽然他不愿听从参联会成员、几乎所有民主党人和多数共和党人的意见，没有疯狂增加核武器的数量，但他也大玩数字游戏。他知道，这个游戏并无赢家，“和平利用原子能”是他试图摆脱这个游戏的一次努力。他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独特的计划而深感自豪。当苏方拒绝他的建议时，他大为沮丧。他认为，自己的计划值得一试，苏联没有作出回应，这加深了他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在执政期间，他的主要目标受到外界抵制，有关军备控制的新措施也从未付诸实践。“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黯然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