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未能实现和平，限制军备竞赛（且不提他的另一个目标——实际裁军）的任务也遭受失败。艾森豪威尔在谈到军备竞赛的代价、危险与疯狂之处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导人都要讲得好。但他无法降低军备竞赛的速度，更无法阻止它。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悲剧就是机会的丧失。他本可以与苏联达成核禁试协议，但是直至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他宁愿冒着风险扩大军备，而不愿试着信任苏联。
当他最后终于准备接受在不进行核查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试验，进而控制军备竞赛时，不幸发生了U2事件。贴切地说，艾森豪威尔原来本能地要取消鲍尔斯的这次飞行，但是技术专家们坚持说它确有必要。在这方面，他放弃了自己的常识，而是听从技术人员的意见。这与他同意生产更多核武器，举行更多核试验和建造更多火箭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会发生这种事，生动地说明了技术在核（导弹）时代中的专制地位。
在中欧和东欧，艾森豪威尔曾想对共产主义发动攻势。但是他的好战态度不切实际，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再加上共和党不负责任地鼓吹在警察国家内实施暴动、争取解放的主张，最终导致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这将永远成为艾森豪威尔政绩中的污点。在他的政府中，“击退敌人”从未付诸实施，因为“坚守阵地”成了人人传诵的口号。但是政府甚至都没有做到坚守阵地，因为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接受了停火，朝鲜由共产党领导，在越南也是一样，在古巴还出现了卡斯特罗。
乍看之下，这些失败构成了足以使艾克身败名裂的罪状。艾森豪威尔的批评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他没有充分发挥他的领导作用。与罗斯福和杜鲁门相比，艾森豪威尔不像一个领导人，更像是董事长这类名义上的领导。
对于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工作，最根本、最有力、最中肯的批评不是指责他做了错事，而是说他有事不做。他在两届任期中对工作大加拖延，在处理种族关系和消除美国种族隔离方面如此，在处理贫民窟、污染、税收、教育、照顾老弱病残及失业者等问题时也是如此。古德帕斯特曾提醒总统，有时对问题拖而不办的话，最后它们可能会变得无法处理。如果艾克能够认真听取这些警告，今天他会拥有更高的声誉。如果艾克能够正视这些问题，它们可能不会变得如此棘手。
艾克喜欢说自己在财政上是保守派，在人事上是个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他的出生时间——他是19世纪出生的最后一任总统。在心中，他一直是一个19世纪的保守派，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大感怀疑。他认为，除了战时，否则财政赤字不但有罪，而且不道德。对于帮助民众解决经济、健康或社会问题的政府计划，他也同样感到持同样的态度。
在许多方面，他从未走出他的阿比林，摆脱他世纪之交的那段成长经验。
在外交事务方面，艾森豪威尔的错误在于做事过于犹豫不决。在处理南美及中美洲问题时，这个缺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的后任同样表现得令人失望）。尤其在处理古巴危机时，他既没有接受卡斯特罗，也没有设法消灭他。他对殖民时代结束后的非洲，也用了拖而不办的手段来处理问题。在中东，他对一切持否定意见，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说“不”，但对埃及和阿拉伯人也没有说“是”。对于东南亚，他同样采用“拖”字诀，结果遭受了最大的外交挫折。
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艾克在东南亚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因为就是在这个地区，艾森豪威尔展示了他的智慧与勇气，使美国避免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要知道艾森豪威尔的领导才能到底如何，我们可以简单评估一下他担任总统取得的成就。首先，他当政的八年中，美国繁荣富足，只经历了两次小小的经济衰退。用后来的标准来衡量，这十年之中基本实现了没有人失业，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确实，无论根据哪个标准（国民生产总值、个人收入和储蓄、日常购物、汽车购买、资本投资、高速公路建设等）来看，这段时间称得上是本世纪最好的十年。当然，艾森豪威尔的财政政策，他拒绝减税或增加国防开支，坚持平衡预算的做法，也在创造这一美好局面的工作中发挥了部分作用。
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美国做到了国泰民安——至少与60年代相比如此。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政治宣传与党派斗争。他设法以消极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没有像党内保守派所希望的那样去推翻“新政”。在他的领导下，随着救济金的增加，享受社会保险的人翻了一番。“新政”的那些管理委员会照旧工作。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用于公共事业的费用实际上要多于罗斯福和杜鲁门执政时期。艾森豪威尔的公共工程也没有一项是劳民伤财的工作——圣劳伦斯航道和州际公路系统对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艾森豪威尔率领共和党对民主党二十年的立法表示了支持，这件事本身就是朝着密切两党关系跨出了一大步。
艾森豪威尔对国内和平与安定的贡献，就是避免他本人卷入党派之争。他与南部民主党人建立了密切的同盟关系，拒绝批评整个民主党（他攻击的只是主张“大肆挥霍”的那帮人），坚持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细心地培养国会中的民主党领导人。这一切都有助于减少两党过度的争斗。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时，共和党正在指责民主党“二十年的卖国行为”。而民主党人反过来指责共和党人是个经济萧条党。当艾森豪威尔卸任时，这类荒唐言论就很少出现了。
1953年，艾森豪威尔还把重振总统的威严当成了主要目标。他强烈感觉杜鲁门损害了总统的尊严。杜鲁门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人们当然各有看法，但我们完全可以说艾森豪威尔维护着国家元首的尊严。对此，很少有人能够提出异议。他的言行举止的确有总统的风范。
他是一名好管家。他没有廉价出售国有土地，也没有对国家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进行商业开发或开矿。他保留并扩大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停止在大气层核试验。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如此行事的政治家，因为辐射会给推举他的民众带来危害。
在争取民权方面，他觉得自己已经竭尽所能。他最大的贡献（尽管他对此越来越不满）就是任命厄尔·沃伦为首席大法官。此外，他结束了美军、华盛顿特区及所有联邦部门内的种族隔离，在重建时期倡导并签署了第一个民权法案。形势紧迫时，他就会采取果断行动，1957年他在小石城事件中就是如此行事。虽然这些做法取得的成果有限，但它们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艾森豪威尔自夸，他在没有引发暴动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些成果，也没有把南部白人逼得采取极端行动。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废除种族隔离行动进展极其缓慢，尤其在各所学校里的情况令人失望。但他坚信，如果进展太快，将会遭到南部白人更大规模的激烈抵抗。
他的最大成就来自于外交政策以及与国防开支有关的领域。他在朝鲜缔造了和平，在接下来的七年半时间中避免引发战争，而且几乎单枪匹马地延缓了军备竞赛的进度。他驳倒了赛明顿、五角大楼、参联会和原子能委员会，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为美国节约了多少金钱。他结束了朝鲜战争，虽然其他人曾六七次一致建议出兵，但他仍然拒绝让美国再次参战。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挽救了多少生命。
他缔造了和平，并且维持了和平。其他人是否也能够领导美国和平地度过那十年，这一点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艾森豪威尔做到了这一切。艾森豪威尔曾说：“在我执政时，美国没有损失一名士兵或一英尺国土。我们保持了和平。人民曾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天哪，我想告诉你们，和平绝非可以坐享其成的好事。”
除了维护和平，艾森豪威尔还可以说自己八年任期结束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大。鉴于美国对以色列作出的道义承诺，它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差强人意。除了古巴外，拉美国家仍然对美国很友好。在远东，美国与韩国、日本和台湾保持着友好关系（中美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南越走向独立的形势乐观。
艾森豪威尔最得心应手的工作就是处理危机。1953年，美国与李承晚的危机、同一时期中美在战俘和停火问题上的危机、1954年奠边府危机、1955年金马危机、1956年匈牙利与苏伊士运河危机、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危机、1958年台湾决议危机、1959年柏林危机、1960年U2飞机事件危机——在处理每次危机时，艾森豪威尔不急不躁，不诉诸战争，不增加国防开支，也没有让人民担惊受怕。他低调处理了每个事件，坚持认为自己能找到解决方法，并且最后解决问题。这种表现非同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