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众人中的身份实在很特殊，起兵之初他是挂靠在张邈名下来到酸枣前线的，许多人都不把他算作大股东。虽然他只是配角，但事实证明，他这个配角的表现比主角还出彩。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关东联军并不是驻扎一地，而是分驻各地，其中袁绍、王匡驻河内，韩馥驻邺城，孔伷驻颍川，袁术驻南阳，曹操与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等人驻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
队伍都到齐了，那总得搞点什么仪式，隆重地向大家宣布此举的行动方针及重大意义，然后领导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群众热烈鼓掌，最后大家一起吼几句口号，以鼓舞士气。就像现在，修房子有奠基仪式，房子修好了有剪彩仪式；开运动会有开幕仪式，开完了有闭幕仪式；连签个合同也有签字仪式。这种仪式无外乎拉出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亮个相，讲几句话，深受鼓舞的人民群众鼓掌欢迎，最后领导与民同乐，吃吃喝喝，仪式结束。
其实，这个仪式的名字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开会。酸枣盟军要搞的仪式更加隆重，叫开会已经不能显示其气派，传统上有个更为出名的专有名词叫“歃血为盟”。于是，联军选出张超手下一个具有表演天赋的功曹臧洪登坛宣读誓词。
臧洪声音洪亮，是个不错的演说家，尤其是声讨董卓暴行时更是涕泪交加，极为煽情。誓词宣读完毕，在场的广大“人民群众”果然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虽然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关东联军的确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但在当时，会议的效果是不错的，既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又统一了思想。
随后，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领导班子。虽然袁绍因故缺席（他在河内郡），但却不妨碍会议的盛况，也不妨碍大家对他的好感，因为在人堆里数来数去，就数他背景最深厚，名气最大，号召力也最强，按官场排资论辈的优良传统，老大的位置非他莫属。因此，大家一致举手表决袁绍担任联军盟主。
袁绍得知自己光荣当选的消息，十分高兴。但办事要讲究名分，于是袁绍开动脑筋，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车骑将军兼管司隶校尉事务的头衔（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虽然车骑将军只是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之下的军队第三把手，但皇帝还小，董卓是国贼，大将军何进早没了，骠骑将军空缺，他这个自封的车骑将军是可以当一把手使用的，实际上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袁绍升官了，自然也不能亏待跟着自己混的弟兄们，于是，他以车骑将军的名义直接给其他诸侯板授官职。所谓“板授”，就是不通过帝王下诏而直接给官员颁发委任状。秦汉时期，官吏的任用被称为“拜”或“除”。比方说，拜某某为太尉，就是任命某某为太尉，意思虽然一样，但一个“拜”字听上去让人特舒服，不知情的还以为是皇帝求你去当官呢。拜除权，特别是六百石以上高级官吏的拜除权是被皇帝是紧紧抓在手里的。尚书台也好，三公府也罢，权力再大，也只有推荐权，所以，想当高官，就必须有皇帝的委任状（诏书），没皇帝大人颁发的权威认证，你的官职就是来路不正的冒牌货，不作数的。但袁绍是不管这些的，你董卓的相国职务虽然有皇帝的诏书，但和抢来的又有什么区别？你可以自行其是，为所欲为，我怎么不行？我的地盘我做主，我说生效就生效。
各得其所，皆大欢喜，接下来该干活了。按一般规律，会议结束后，各诸侯应该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认真传达会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会议提出的工作目标。但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干活，就是观察，而所谓的观察，就是什么也不干，因为谁也不敢轻易去摸董卓的老虎屁股。
虽然按兵不动，但那么多人集结在一起搞武装暴动，样子实在很吓人。虽然他们都是纸老虎，但问题是纸老虎也是老虎啊，在没有穿帮的时候也是很吓人的。董卓就被吓住了，因为他没摸清对方的虚实，不明白对方到底要耍什么把戏。朝廷虽然由董卓说了算，但地方上的事儿他却基本管不着，他的手还没有那么长。虽然他在地方上提拔了不少人，但恰恰是这些人把他当做没文化、没素质的蛮夷对待，不但不感恩戴德，还反过来要革他的命。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敌对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虚实，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除了东南面的关东联军外，董卓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潜在威胁，那就是西北方向的黄巾军。张角的黄巾军主力虽然早几年就失败了，但黄巾军余部一直很活跃，其中河东农民领袖郭太在白波谷建立根据地，有十余万人的规模，人称“白波黄巾”。他们在太原郡、河东郡一线转战十余年，生猛无比。根据史料记载，太原郡、河东郡虽然分属并州与司州，但都在当今的山西省境内，也就是说，如果黄巾军南下，与袁绍的关东联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将截断董卓撤回凉州的归路，那身处洛阳的董卓将腹背受敌，沦为难民。
考虑到这一点，董卓动了迁都长安的念头，这样离自己的地盘近一点，安全系数总要高些。但在迁都之前，董卓还有一件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要办——除掉弘农王刘辩。
刘辩就是以前的少帝，董卓立刘协为帝后，毒死刘辩的母亲何太后，还把他贬为弘农王。如今关东联军来了，董卓想到他们以前和刘辩一家的渊源很深，难保这些造反派不想入非非，重立刘辩为帝，那样两个皇帝上台打擂，麻烦就大了。为了避免这种最糟糕的局面出现，也为了不给刘辩复辟的机会，董卓毅然决定斩草除根，断了其他人的念想。
前面说过，东汉的藩王地位不高，只能守在自己的封地里，哪儿也不能去，也就是一个被软禁的高级囚犯而已。而刘辩的地位还要特殊一些，虽然他头上顶着弘农王的头衔，名义上是弘农郡的主人，但他的实际地盘也就一座小楼。可就是在这座小楼，他说话也不作数。董卓把他软禁在小楼上，还派了一个叫李儒的郎中令（王宫警卫司令，专门负责藩王安全）日夜“保护”他，所以，他只是一个被判缓刑的死囚犯。关东联军打过来了，他的缓刑期也结束了，但等待他的不是释放回家，而是死亡通知。董卓把这个重要的任务派给了郎中令李儒。
关于李儒，《三国演义》上失实的地方很多，比如说他是董卓的女婿、谋臣等，但有一点《三国演义》说得是真实的，那就是他的确是奉董卓之命弑杀了弘农王刘辩。
初平元年正月十二日，李儒奉命将一份特殊的保健酒——鸠酒进献给刘辩。为了保证刘辩能顺利配合他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李儒连哄带劝地对刘辩说了一番“喝了我的保健酒，上下通气不咳嗽，还可以保证你消灾避难、健康成长”一类的鬼话。但那时的刘辩虚岁已经15了，而且还结婚了，按皇室标准看，他已经是成年人了。李儒说的话蒙蒙学龄前儿童还行，要想忽悠一个成年人，未免太浅薄了。
刘辩明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索性一语道破天机：“我不想喝，你只不过是想杀我罢了。”画皮被人戳穿了，李儒索性撕掉伪装，露出狰狞面目，威胁道：“不管怎样，今天你必须喝。”刘辩别无他路。从某种角度上说，被废黜的帝王连废旧钢材都不如。钢材再旧，也可以经过再加工找个地方重新上岗，再不济也可以送到收购站变成钱财，总之，还是有价值的；但被废的帝王搁在那儿，人家还嫌你碍眼，只有彻底报废的份儿了。
告别的时刻到了，告别的方式是聚餐。刘辩把手下人召集在一块儿喝酒。他一边喝酒一边悲凉地唱歌，他的妻子唐姬也和着节拍翩翩起舞，即兴演唱。他们唱的当然是带泪的悲歌，歌词内容也都是大骂国贼董卓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敢说的也敢说了，不敢唱的也敢唱了，这是最后的抗议！
曲终人散，最后的时刻到了。在无限凄惶中，弘农王刘辩对爱妻唐姬交代了最后的临终遗言：“你是帝王家的妃子，必然不能再成为官吏、百姓的妻子。你自己保重，永别了！”说完，他对妻子唐姬投去深情而凄凉的最后一瞥，端起毒酒，一饮而尽。
刘辩死后，唐姬回到老家颍川，她的父亲会稽太守唐瑁考虑到女儿年纪尚小，就打算替她找个人家，可唐姬很有节操，她坚决不同意。后来，大军阀李傕等人攻破长安，抄没了关东地区。李傕垂涎唐姬的美色，想要娶她，但唐姬死活不从。由于唐姬的坚贞不屈，不可一世的李傕最终没敢强行逼婚。倒是汉献帝得知唐姬的处境艰难，把她接到皇宫花园，封她为弘农王妃，让她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而另一个当事人李儒的下场却不怎么好。刘辩死后，他这个弘农王王宫的郎中令编制也就自动取消了，幕后大老板董卓也没给他这个弑君功臣什么高官厚禄，他只好转战教育战线，当起了博士，真不知道如此品行不端的人怎么有脸对着台下的莘莘学子。董卓死后，李傕杀入长安，想扶李儒一把，向小皇帝推荐他为侍中。但年仅11岁的汉献帝虽然小，却很有分寸，死活不同意。原因很简单：他是杀掉我哥的刽子手，还想升官发财啊，被西北风吹昏头了吧！
小皇帝不仅不同意，还要下诏治他的罪，为哥哥报仇雪恨：“儒前为弘农王郎中令，迫杀我兄，诚宜加罪。”要不是李傕等人横加阻拦，李儒恐怕已经成为刀下之鬼了。虽然没死成，但李儒已经是臭名远扬，只好在众人的唾骂声中耻辱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董卓俨然就是朝廷的东方不败，几乎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但事实告诉他，杀掉手无寸铁的弘农王是很容易，而迁都就难办多了，因为反对的人太多。老百姓反对不说，估计大臣们也不能同意。
老百姓的意见可以不予考虑，但朝廷大臣的意见呢，也不考虑吗？当然。董卓属于狂人，狂人的特点就是说了就干，唯我独尊，谁反对都没有用。在董卓的字典里是不存在民主协商、互相监督、共同进步一类的词汇的。但迁都毕竟是国家大事，民主可以不要，过场还是要走一走的。于是，董卓在朝堂上抛出了这个议题。
董卓在谈到迁都的原因时，像那些怕袁绍、怕关东联军、怕白波黄巾军等等这一类阴暗面的东西是上不了台面的，所以，董卓拿出一本叫《石包谶》的预言书，说是依照书上的理论，洛阳的风水不好，不宜居，大家再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下去，官儿也升不了，日子也不好过，国家就要完蛋，大家也要跟着一起完蛋。最后，董卓亮出自己的底牌——把首都迁回长安。
这个理由真不怎么样，长安风水好，西汉不也灭亡了吗？
尽管朝廷中的大多数大臣不迷信，尽管这个莫名其妙的迁都提议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尽管他们内心有一万个不乐意，但他们还是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沉默。因为此书的最终解释权在董卓手里，他说洛阳不行，洛阳就不行；他说迁都就要迁都，即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何况是人。
但讨论这么大的国家大事，冒出几个持不同政见者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唱反调的人是董卓一手提拔上来的司徒杨彪和太尉黄琬。他们在朝堂之上和董卓搞辩论赛，完全不给领导一点儿面子，要不是司空荀爽出面打圆场，弄得几乎下不了台的董卓当场就想杀一儆百。
当天的迁都之议草草收场，没有结果，但黄琬回去后，想来想去，没想通，依然不识好歹地上书表示坚决反对。历来得罪领导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初平元年二月初五，董卓以天气不好为由，免去杨彪、黄琬的一切职务，干净利落地将二人赶回家。同时提拔赵谦出任太尉，王允出任司徒。他的这一系列动作是在向其他人宣告：没你们老子也垮不了台！天底下能干人多了去了，老子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他说的的确是大实话，这世界上可能什么人都缺，就是不缺想当官的人。
不过，在董卓手下，反对派也是从来都不缺的。杨彪、黄琬的反对只是让董卓感到难堪，而周毖和伍琼的反对则让董卓吐血，因为他们可是董卓最信任的人。也难怪，一般来说，迁都就是国家公务员搬家。但董卓这人实在太过生猛，照他的拆迁方案，不光皇帝、文武百官要搬，洛阳城里一百来万老百姓也要搬家。这哪里是搬家，这是要移民啊。
这还不是最狠的，更狠的还在后面。按理说，这么大的移民工程要想顺利实施，国家应该负责安置，可董卓只负责拆迁，不负责安置，像什么过渡费、生活费、安置费、补贴费、搬家费、车马费等等，都没有，而且不搬都不行。想当钉子户？结果只有拆！烧！杀！
更要命的是，到了新地方（长安），你会“惊喜”地发现，所谓的新家，就是没有家，你除了有个空头的户口外，将一无所有，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即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过去，也没有大房子住，也没地方办公，因为长安早就毁于战火，破败不堪。即使长安后来有所恢复，但怎么能和洛阳相比！再说，董卓不是开发商，他没有义务也没有觉悟为百姓搞安居工程。在他看来，是死是活我不管，反正要住房子，自己去修。这哪里是迁都，这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这是典型的用屁股思考问题，当然会遭到其他人极大的愤慨和激烈的反对。所以连董卓的亲信也跟着唱反调就不足为奇了。但董卓是不会明白的。董卓不见周毖、伍琼还好，一见他们就气不打一处来，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老子刚到京师时，对你们两个是言听计从，你们叫我为党人平反，我就为党人平反；你们叫我提拔士大夫，我就提拔士大夫；你们叫我饶恕袁绍，我就饶恕袁绍……什么都听你们的了，结果呢？他们全都跟着袁绍起来造我的反！这就是你们推荐的黑马，原来都是瘟马，你们现在又要反对我的方针政策，可恶！”
一般人不受领导待见时也就是被领导批评教育一番，坐坐冷板凳，情节严重一点的可能被打发回家陪老婆、孩子，而董卓是狂人，这回他真的快发疯了。疯狂之极的董卓决定一步到位解决这两人的问题——处斩！昨天还是座上宾，今日竟成刀下鬼。转眼之间，待遇就有天壤之别。
反对派被杀的杀，免的免，接下来似乎该办正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