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始于修己，终于安人
管理者重视“修己”，《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力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知安行的人，先天的要件已足，只要“自诚明”，就原有的德性加以扩充，由“慎独”、“温故”的功夫，加“敦厚”的修养，便能达到广大高明的境界。至于学知力行或困知勉强而行的人，天资虽嫌不足，也可以“自明诚”，一方面多多向他人请教而“知新”，一方面决心“崇礼”，只要遵道而行，不半途而废，亦可到达“明”与“强”的地步。如果管理者不从修己着眼，却要依照意志他律而行，那么他所需要的智识，很显然是不足的。
就算他肯处处虚心请教专家，也需要用智能来判断、取舍和决定。管理者绝非万能，怎么能够以自己拥有的一些知识来判断追随者的智慧呢？有时反而“气死专家”，岂非冤哉枉也？西方管理者多半重视追随者的“工作能力”与“工作意愿”，就没有想到不忠诚的人，其能力愈强、意愿愈高，后果将愈不堪设想。我国管理者大多注意追随者的忠诚与肯干，而两者都与个人的“修己”密切相关，愈忠诚愈肯干的人，愈重视修己，则其效果必然愈好。不修己无以安人管理者修己、正己，又何以保证追随者必定也修己、正己，并且好好地尽一己之力为组织目标而奋斗呢？这就有赖于“安人”。中国人十分讲究心安则为之，追随者果能安居乐业而又身安心乐，没有不恪尽职守，忠心耿耿的。可见修己、安人是互为因果的。
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先把自己的家族安顿好。要安顿好自己的家族，必须先把自己的“身”“修”好。换句话说，若要天下太平，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站在平天下的立场来治国，每一个家族都必须站在治国的立场来齐家，而每一个人都必须站在齐家的立场来修身。家庭、企业、国家或天下，都是多种生命的共同体。个体或集体、人员或环境，无时不在变动。管理者与追随者身处其中，虽可执中以应变，而动时必有摩擦，甚至难免有所冲突。必须分别自动调整，以达共生、共存、共进化之效。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管理者与追随者，都应该修己。我国伦理，以孝为中心。人的一举一动，凡是不合伦理的，都成了不孝；合于伦理，则为孝。孝包括了一切的善德，如何尽孝？古来的圣贤指示得很多，而且有一部《孝经》，大家奉为最高的准绳。伦理的“伦”，原是人伦的略称，亦即人事方面的相对关系。
按理父子各为相对关系的一方，各有其应尽的责任。双方各尽所能、各守所守，也就是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才有天伦之乐。孔子倡导“父父，子子”，原系双方并责，不偏责一方。但是天下父母心，除了极少数之外，总归是爱子女的。所以在齐家方面，我们一方面要求家长尽责，注重家庭教育，另一方面则更加要求子女尽孝。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又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在家庭中的修己，我们比较偏重在子女这一方面，是有道理的。企业或国家机构中的成员，绝大部分都受过孝道的陶冶。如果能够推己及人，拿事亲的道理来侍奉长上，则很容易做到。
不过企业或组织的长上，毕竟不是自己的父母，未必能慈。我们唯恐部属愚忠，所以孟子特别提示“事君的义不要顺”，并且他告诉邹穆公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这种“必待上先施仁，而后回仁”的“居上先施律”，正是我们特别重视管理者修己的依据。《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然而，修身究竟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而又从哪里入手呢？《中庸》说：“修身以道。”管理者要以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原则修己，必须实践《大学》之道，致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格物的“格”字，是“彻底研究清楚”的意思，“物”含有事与物，“格物”就是彻底研究事物之理，亦即朱子所说的“即物而穷其理”。管理者从自然科学开始，由格物而获得系统的学问。然后各种人文、社会、伦理道德，一旦豁然贯通，知识无所不极尽，即为“致知”。
但是，现代知识爆炸，管理者自知所识有限，唯恐“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始终未敢自以为是，因而意念真实无妄，希望能够由自己的“一端”，推广、扩充到全体，以收“致曲”(推转偏于一面的片面道理)之效，这就是“诚意”。意念真实无妄，既不欺人，亦不自欺，则主宰一身的心自然就端正了，身也就修好了。真正可以“所系正大”，来从事合理的决策，善尽管理者的责任。仁道管理，本乎管理者爱的天性，由于爱而自爱、爱人，达到成己、成物之德。爱既为天性，则发之于内。如果格物、致知，由于修习而得之于外。此时内发的爱，经外得的知识指导而成其仁，所以说：“合内外之道也。”管理者自发的爱，获得知识的指导，无论其对人对事，皆能适时适当，恰到好处，所以说：“时措之宜也。”合仁与知，则管理者“明明德”而得其宜，这种良好的修己，正是管理的起点。
明儒来知德在所著《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道，修身尽之矣。修身之要，格物尽之矣。”孙中山先生告诉我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识范围来讲，才是适当”，便是将知识和道德打成一片，熔人生哲学与管理哲学为一炉，以作为德治不断进取开展的根基。所以说，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以修身为本。然后按部就班，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推进，才合乎本末先后的次序。要管理别人，必先管好自己。
管好自己是根本，自己管不好，却要管别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把切近的修身、齐家看得不重要，却把高远的治国、平天下看得十分要紧，这是不合乎道理的事情。要成为良好的管理者，必须先学习怎样做好被管理者。只有先成为良好的部属，才有可能成为良好的上司。所以修己安人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全力以赴的事情。管理要力求生活化，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重视管理。只要人人注重管理，时时讲求管理，修、齐、治、平自然会顺利完成。修德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包容了知和德，而以德性优先。知识可以利人，亦可以害人；德性则只能利人，不能够害人。管理者必须以德控知，用德性来判断知识，才能把握生命的可贵，而不致残生害性。中国管理哲学，首先重德，认为管理者必须树立明确的道德观念。
因为德性是操之在我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管理的知识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既多又杂，永远学不完。庄子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就会弄得疲惫不堪。”管理者无法学到所有的管理知识，势必把所学到的一部分知识强调得无以复加，认为再好不过，形成“天下的人各执一端以自耀”之势。于是“X理论”、“Y理论”、“Z理论”纷纷出炉。企业文化刚刚肯定“英雄人物是公司最重要的要素”，指出“英雄主义是被现代化管理所遗忘的领导要项”，“追求卓越的管理”马上描述“管理人员由于英雄作风只能达到平凡的绩效”，并推出“超英雄领导模式”，要求领导者不要殚精竭虑，靠一己之力承担一切。学生产的强调生产管理的重要性，学市场的认为时代已经迈入市场导向时代，学会计的则闷声不响地把预算控制捧得高高在上。
墨子说：“一个人有一种道理，十个人就有十种道理，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道理，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道理。等到人数多得数不清，那么他们所说的道理，也就多得数不清了。”探讨管理智识很麻烦、复杂，倒不如提升一个层次，从德性的修养入手，反而简易、可靠得多。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有人把它解释为“通过道德来管理”，这显然很不合适。什么叫道德？不说还好，越说越觉得一头雾水，实在很难说明白、听清楚。而且凭借道德，又怎么能够管理，岂非空话而不切实际？“为政以德”，孔子的本意应该是“为政者自身，应该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管理者自己的品德修养良好，主要表现在爱人。我们常说的安人之道，便是具体的爱人措施。这些措施，通常会以制度的方式来呈现。制定安人的制度，很可能出于爱心。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态，秉持“对员工好，便是对公司好”的态度来制定合理的规定。
管理者有德，制定出来的制度，通常更加人性化。而管理者无德，那就防弊重于兴利。深信员工占公司的便宜，处处加以设防。如果管理者有才无德，则虐待的气氛浓厚，随时可见了。《大学》说，居上位者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态度来对待部属，部属也不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良态度来对待居上位者。凡是在前面的人，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好态度来对待后面的人，凡是在后面的人，也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良态度来对待前面的人。左边对右边，右边对左边，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方式，实在可以补制度的不足。若是制度加上恕道，岂非更加妥善？在管理上，西方重视制度，我国则重视恕道。然而中外一切管理，平心而论，无一不求修己，也无一不求安人。
否则目标势必落空，成果吉凶也属未可料定。举凡家庭、企业、行政及教化等管理，均以自我管理为基础。自我管理即修己，是管理者与追随者共同的根本所在。致知修身虽然以德行为先，但修身的先决条件是正心、诚意。正心、诚意之前，最好先格物、致知，用求得的知识指导自己的感情，使理智与感情平衡，这才是真正的修身。按照《大学》所讲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管理者应该从“格物”开始，彻底把事物的道理研究清楚，达到真正有所认识，并非一知半解的地步，便是“致知”；所知既然透彻，则信之笃，执之固，同时既不欺人，亦不自欺，即已“诚意”；既然信之笃，执之固，则心无旁骛，志归于一，而无所偏倚，便能“正心”；心是身的主宰，心正则言行随之俱正，这样就叫做“修身”。以上五端，都是“成己”的功夫。管理者真正关爱追随者，必须切实从“成己”做起，因为“成己，仁也”，唯仁者爱人必以其道，才能使追随者亦有所成立。所以《中庸》说：“成物，知也。”管理者具备相当的智慧，才能逐步由“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以“成物”。
但是，这些“得之于外”的见识，必须有赖于“发之自内”的智能来加以判断和运用。“合内外之道”，才能够管理得恰到好处，获得“时措之宜”。管理者要明辨是非，必须重视格物致知。《大学》里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就是说，致知在格物的意思，是想要把知识推广到极点，就必须将每一件事的道理都拿来追根究底，找出真正的性理。因为我们人类的心灵具有认知的能力，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运作的性理。只是我们对于事物的道理，并没有研究得十分透彻，所以我们的知识就不能达到无所不尽的地步。管理的根本在于明辨是非。但是世间的是非，原本十分难明。必须下工夫去格物致知，就各种事物的道理，下一番穷根究底的钻研，务求形状、性质各方面都能够彻底了解，才能够养成慎断是非的习惯，培养判断是非的能力。天下万事万物，不可能逐一加以深究。
但是道理毕竟是相通的，只要用心专一，必能豁然贯通，真正有所了悟。那时候由通而专，再由专而通，便是抓住了物格而后知至的要领。
安人方能得天下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管理者先把自己修养好了，再去安定员工，使他们身安心乐，而又安居乐业。这样的管理，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容易。管理的目的为什么在安人呢？“安”是人生的根本要求陈大齐先生考察人的一生，自出生以至死亡，可谓无时无刻不在求安。他说：“婴儿呱呱坠地的第一声，正在诉说环境剧变所带来的不安。其后肚子饿了则啼哭，尿布湿了则啼哭，这些啼哭又都在表示对于不安的抗争。出生后数月，能于熟识与陌生之间有所分别，则啼哭挣扎以拒绝陌生人的抱持，因为把陌生视作危险的讯号。成年人的求安心理，亦时时处处流露于各种言行之中。早上相见，则各道早安，以互祝整日的安宁；晚间告别，则各道晚安，以互祝整夜的安宁。
求神拜佛，小则为一己的福佑，大则为家宅的平安。宗教团体举行盛大的法会，亦在祈求国家乃至世界的太平。从事某一职业，兢兢业业，不敢怠慢，无非因其有助于维持一家的生活安宁。平时节衣缩食，尽量储蓄，不敢浪费，亦无非因其足为老来生活无忧的保障。再向大处看，则政治、法律等措施，又无非以消弭纷扰、维护安宁为职责。总而言之，小自个人，大至国家，其所作所为，只要是正当的，可说无一不指向人生的安宁，无一不反映着人生谋求安宁的迫切。所以人生安宁之为根本要求，是信而有征，不是凭空臆断。”依陈先生的研究，人生的根本要求，可用一个“安”字来表示。但他认为“安”字是一个单音字，用以说话行文，可能感觉不如复音词方便，所以加上一个“宁”字。“安”、“宁”是同义字，把“安”说成“安宁”，不过是为了说话行文的方便。行为科学研究者致力于了解人类的本性与行为，肯定人类乃为满足需要或追求目标而忙。于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人类动机诱导论”把人类的需求，按其发生顺序或优势先后，分成五个阶层，称为“需求的层次”，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及爱的需求、尊敬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并且宣称人们必待较低层级的需求获得了基本的满足之后，才能够提升到另一个层级。
1.生理需求——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包括衣、食、住、行等项。米珠薪桂，三餐不继，即为饥饿的不安。天寒地冻，衣衫单薄，此系寒冻的不安。住屋危险，或居无定所，便是居住的不安。交通不便，或车祸频繁，就是行走的不安。身患疾病，或久病不愈，即为病患的不安。
2.安全需求——生理需求获得基本满足之后，安全需求便接踵而至。包括不受物理危险的侵害，经济的保障，以及期望有秩序而又可预知的环境等项。发生火灾，慌忙逃避，类似的紧急情况，必定引起慌乱的不安。今日衣食尚称温饱，以后不知如何；世界动荡，人心思乱，未来环境不可预测，亦将导致忧愁的不安。
3.归属感及爱的需求——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便又面临社会的需求。包括付出与接受友谊和情谊。至亲好友，久未通信，心中不免挂念；约期聚晤，而杂务缠身，深恐不能如愿，属于牵挂的不安。同业竞争，备受排挤，产生孤寂的不安，这些都属于归属感及爱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