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龙
积五十年的人生经验，在我的老板兼老师陈育新先生的教导下，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虚事要实做。只有这样做，实事才有意义，虚事才有根基，虚与实才能相得益彰。
物化是将观念变成物质，文化是将物质变成观念。企业经营是物化的，企业理念是文化的。前者讲“是什么”，是形而下的，是客观的、自然的，是眼见为实的。人们都想拥有它，但它越用越少，越用越坏。后者讲“意味着什么”，是形而上的，是主观的、人文的，要靠心来感悟。人们不太重视它，但它越用越多，越用越好。
这也是“反差思维”对我的启示。
在二十八年的职业生涯里，我的主要工作只有一个——办内刊，从《宝鸡饲料报》到《陕西饲料报》，再到《希望集团报》，印满了我五味俱全的青春岁月。这份工作本是一个人人皆知的“虚事”，我却实实在在做了二十八年，其中在希望集团的时间最长，屈指算来，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
1884年夏天，我怀揣学校发放的派遣证，踌躇满志地到陕西省宝鸡市粮食局报到，一展雄风的念头在心中燃烧得像火一般炽热。第三天，我就被分配到其下属的饲料厂当技术员。这是一个由老旧的粮油加工厂改造成的饲料厂，几十个职工，多数是从原来的面粉厂退下来的。
尽管享受着半价或平价的原料政策，但每个月的销量却吓死人——如果按市场价计算，全部销售收入不够用来发放工资，只是由于享受着半价或平价补贴，才勉强维持着苟延残喘的日子，因为大家都把这个饲料厂当作面粉厂、油脂厂之外的第三种国有粮食企业，并且还是一个拾遗补缺的角儿——处理下脚料罢了。没有人跑销售，研究技术成为笑话，开业几年了，马路对面的人居然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饲料厂。
于是，我除了设计配方，就背起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绿色挎包，骑着一辆“三手”自行车，成天到农户家中做示范、搞培训、跑销售。几个月下来，饲料销量居然成倍地上升。
销量上升了，需要培训的人更多了，除了养殖户，更需要培训的应当是员工，尤其是领导。刚开始，由于要讲的内容多数是重复的，于是我就印成资料，用完了再印，到后来印数越来越大。有一天，一位叫王松的领导突然对我说：“小凌，你不如办一张报吧，就叫《宝鸡饲料报》！”一句话吓了我一跳，也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就拿出在学校办黑板报的底子，与当时的团委书记张宝文、饲料分析室主任杨兰萍一起办起了《宝鸡饲料报》。我记得，第一期为十六开，铅印，只花了九十元钱，却印了一千份。
报纸发下去之后，企业内外反响不错。就连当时商业部主管饲料工业的领导都知道宝鸡有份《宝鸡饲料报》。当时商业部要在全国办八个样板饲料厂，其中一个就放在了宝鸡，而《宝鸡饲料报》居然成为其决定投资的理由之一。
由于方方面面的鼓励，我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编采稿件上，两个月一期，我一直坚持了下来。
1988年开年的一天，在坚持办了三年多《宝鸡饲料报》之后，我意外地被陕西省饲料公司招到了西安，原来陕西省饲料公司、西安市饲料公司打算与宝鸡市饲料公司一起，合办一份《陕西饲料报》，他们邀我当主编。那时一切都不规范，你先做了，你便是规范。于是，我壮着胆子，将报纸扩大为四开，并由铅印改为胶印。
《陕西饲料报》是当时全国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唯一一张行业报。中国饲料工业协会成立十周年时，要举办一场全国性的饲料知识大赛，指定在全国五大饲料刊物上刊登试题，其中其他四个都是全国发行的公开刊物，省级饲料行业报刊中唯一被指定刊登试题的就是《陕西饲料报》。为了打进陕西饲料市场，除了全国各地的兽药和饲料添加剂企业之外，就连当时日本的味之素也要求在《陕西饲料报》上做宣传。不少养殖户与生产厂家发生纠纷，也来找我们报道和说理，把我们当成了“党报”。
更为重要的是，我和我的同事王辉华、刘宁一起，还探索出了一条行业报刊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路子。我们将全省的饲料骨干企业作为编委会成员，每家企业每年出一定的资金，作为我们的基本经费，我们也努力为他们提供服务。几年下来，我们不但没有花单位一分钱，还有了一份不小的资产。这样双赢的机制保证了《陕西饲料报》的持续发展。之后，《广东饲料》、《山东饲料》等省级饲料行业内刊也纷纷采用了这一方式。
应当说，《陕西饲料报》为陕西饲料工业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本人也因此在中国饲料工业协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上获得了“全国饲料行业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2年春节过后，记得是上班第二天，我所在的研究所就组织传达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虽然还是念文件，但这次我却听得酣畅淋漓。当时我才二十八岁，听完后只感到热血沸腾，想冲出去搏一搏的念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有一天，我在与一个同学聊天时得知，他刚刚从四川出差回来，并听他无意间谈起成都新津四个大学生辞职回乡办企业的故事，正在瞪大眼睛寻找新机会的我眼前为之一亮，立即向同学要了详细地址，当晚便给希望事业创始人陈育新先生（当时为成都希望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写了一封自荐书。
自荐书寄出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回音，希望我前去成都面试。于是，我踏上了南下成都的列车，到成都参加面试。
面试我的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希望集团总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他要我用十分钟时间做自我介绍，由于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面试，我不知说什么好，三分钟便说完了。他翻了翻我的小说手稿、科普作品和获奖证书，又抬头看看我，确认我发表作品的笔名和我本人是一个人之后，简短地面试便结束了：我被录用了！
一个月之后，我在克服了来自单位上上下下、家庭里里外外的重重阻力之后，不顾一切地再次来到四川，来到新津，来到希望集团当时唯一的一家工厂——新津希望饲料厂，来寻找梦想，来追随希望。
从陕西来到四川，从繁华的城市来到县城的郊区，口音、饮食的不适应且不去说，这样做是对还是错的斗争依然在心里打架。
由于面试时出示的那篇发表在《饲料研究》杂志上面的文章——《原料准用证制度》，我被分派到了原料部当原料员。
有一天，我偶然在桌子上看到一本希望饲料的宣传册，信手一翻，里边错漏不少。由于习惯于搞文字工作，就顺手拿起笔修改了起来。就在我快修改完毕时，陈育新总经理来到我们办公室。他看见我在修改东西，就顺手拿起来翻看了一会儿。翻着翻着，我发现他眉头锁了起来，然后他又问了问我个人的一些情况，便将修改过的宣传册拿到隔壁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第二天，原料部经理莫名其妙地让我给几个原料供应商写回信。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我连草稿都没有打，不到一个小时，几封回信就搞定了。写完后我要去邮寄，他说不用了，却只见他拿着我写好的信去了隔壁总经理陈育新先生的办公室。第三天，我被调到了陈育新先生的办公室工作。
从此，新津希望饲料厂的院子里就多了一个让外人看来挺神秘的黑脸（我皮肤较黑）男性秘书。再后来，我提议创办《希望饲料报》（《希望集团报》的前身），陈育新先生同意了。在他的信任和鼓励下，我和另外一名叫张强的同事一起，只用了两周时间就办出了第一期《希望饲料报》。
希望集团董事长、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是我十分景仰的企业家。他当时看了我们创办的报纸之后说：“你不来我们也会办报的，只不过你来了，我们早办了两年。”他说话总是清晰而深刻。之后，当在工作中找到了位置、找到了快乐的时候，我也便找到了事业的起点和人生的支点。
我曾经修改过无数的稿子，但这一次却“修改”了我的人生道路，从此竟与希望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一干就是二十年，从《希望饲料报》编辑部主任做起，一直做到《希望集团报》执行主编、常务副总编、总编，并从部长助理、副部长做到了部长，其间有无数的故事可以回味，酸辣苦甜咸五味俱全，其中有因做出一期精彩的报纸而自豪得难以自持的喜悦，有因漏掉一个关键字而烧掉十万份报纸的痛彻心扉，有因要赶领导出席会议而彻夜守候在印刷机旁的辛苦，还有因一个人搬运一卡车报纸的劳累……
二十年过去了，伴随着希望集团由几百人到近十万人、公司由一个到近千个的发展，《希望集团报》也已经出版五百余期，发行总量超过一亿份，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版面最多（下辖四个编辑部）的企业报了，在整个集团的企业经营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都让我始料未及。
如今，企业报刊已经成为传媒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然当初的许多同事和朋友已经成了亿万富豪，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这里苦中有乐、失中有得，这也算是我对自己二十八年青春一个无悔的交代。
从1992年初算起，我到希望集团已经整整二十年个头了。二十年青春，二十年寻梦，我在此付出，在此收获，其间的酸甜苦辣都是那么真切。可以说，“希望”和“陈总”两个名词已经溶入我的血液，渗入我的骨髓。可以说，此生此世，我都无法割舍这份难分难解的情结。
希望集团股东会主席刘永言先生曾经说，陈育新先生是一个爱人识人的伯乐。在他手下像我一样成长起来的员工有很多很多。我想，这可能正是希望集团和华西希望集团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幸认识陈育新先生，他改造了我的世界，改变了我的生活。因此，我和我的上万名同事一样，对他心存一份真诚的感激。我希望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能够尽可能真实地展示华西希望事业的精神价值，为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一些精神营养；为我们的员工，也为天下所有正在成长、成才、成功途中的员工，提供一些精神财富。
从2000年起，经历在了南方希望（新希望）和东方希望三年多的工作，我又回到了陈育新先生的身边，并创办了《希望集团报》华西希望版。创办以来，我们先后开办三个与陈育新先生直接相关的专栏——《陈总谈管理》、《陈总相马记》、《在陈总身边》。本书中的文稿，绝大部分源自这些文章。
陈育新先生的名字中有两个字十分传神，一个“新”（陈育新），一个“美”（刘永美），永远求“新”求“美”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不论做什么事，他都十分投入，希望把事情做“新”做“美”。正如他的二哥、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先生所说：“他待人和善，做事细心，外柔内刚，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有他自己的一套。”
我们通过《陈总谈管理》等栏目，将他有关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观点整理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华西希望企业文化的基础和框架。到2006年，经过重新整理编辑，我们在原来非正式出版六个版本、印刷十六次的基础上，通过北京朝华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管理的民间艺术》一书。它源于民间，源于实践，源于原创，因而真实、深刻、生动。此书一经出版，即受到企业内外的好评，并一版再版。今年是希望集团和华西希望集团创立三十周年，《管理的民间艺术》出版已经六年了。六年来，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育新先生的思想观念也有了新的提升。因此，我们想借此契机，重新盘点一下希望集团和华西希望集团的精神财富，并将盘点的成果用本书表现出来。
在本书文稿的记录整理和编辑校对过程中，我的同事朱惠、郑静、陈晓莉、陈韬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