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诱敌深入”，就是当敌人以重兵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和进攻之时，由于我军力量弱小，不可能“拒敌于国门之外”，必须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此即弱者首先让步，敞开根据地的大门，让气势汹汹的敌人进到根据地内来。毛泽东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来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所打倒。”他还列举《水浒传》上的故事说，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中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敞开根据地的大门，就是让敌人深入腹地后，看出敌人的“破绽”，机智地击败敌人。
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蒋介石先后调集60万兵力，对仅有三四万红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围剿”。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充分利用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有利条件，大胆地使用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战术。他或险地设伏，布下口袋阵，或迂回运动调动敌人，或以逸待劳疲惫敌人，暴露敌人的弱点，或造成敌人的错觉，制造各种战机。总之，灵活机动地制造各种战机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进攻，达到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目的。
1947年3月，胡宗南等部23万人，对陕甘宁根据地实施重点进攻，当时，留在陕北的解放军仅2万多入。面对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果断放弃延安，然后在辽阔的黄土高原上与敌周旋，制造战机，消灭敌人。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的重点进攻，收复了延安。毛泽东说，实施诱敌深入无疑要在一定时期内丧失一部分土地，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但是“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
其次，避其主力，打其虚弱，是毛泽东积极防御中又一常用战术。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强调“强而避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毛泽东对此有深刻体悟。依据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他运用这一战术此法，成功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增兵到20万，分兵四路，从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长达800里的战线上发动全线进攻。为防止部队冒进深入为红军所伏击，遂变换策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天前进10来里，每到一地就修筑工事，逐步向前推进。根据敌情，毛泽东决定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战术。在战斗中，毛泽东选择了敌战斗力较弱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首战对象。王部为北方部队，因初调南方水土不服，地形不熟，进至富田一带就修筑工事不再前进了。依据这一情况，毛泽东遂将3万我军集中隐蔽在离富田40里的东固地区，依靠人民群众封锁消息，专等此弱敌离开工事再打。这样，红军一直隐蔽等待了25天，敌人终于出动了，等待多日的红军立即发起总攻，先打其右路，再打中路，经过半天激战，消灭王部近两个师，红军初战告捷，乃趁此声势，迅速由西向东横扫700里，从江西的东固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15天中五战五捷，歼敌3万，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再次，迂回运动，调动敌人，是毛泽东在积极防御中变被动为主动的有效方式。
1935年1月，当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形势十分险恶。为阻截红军在川南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调其嫡系部队8个师，加上川、黔、滇、桂等地方部队20个师共约40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压将过来，企图将只剩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围歼在川黔边界地区。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摆脱敌40万人的围追堵截，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围绕着赤水河反复迂回运动，调动敌人，然后趁敌之隙，跳出重围，变被动为主动。
按计划，中央红军将由黔北进至川南，于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后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当敌重兵向遵义逼近时，毛泽东指挥红军于1月19日从遵义、松坎、桐梓出发，向西北方赤水河畔挺进，然后分三路从元厚场、土城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到达川南，向离长江仅几十里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甩开了敌重兵。
一渡赤水河之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在川南北渡长江，即派川军在长江两岸布防，并重新组织力量企图在长江以南、叙永以西地区全歼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果断地放弃了在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指挥红军调转头来由滇北的扎西向东疾驰，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再向遵义北部的桐梓进发。
红军东渡赤水后，川军即跟踪追击，黔军由贵阳北进。抓住有利战机，红军攻克娄山关后，乘胜南进，又进行了遵义战役，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自长征以来第一个胜利。为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的狭窄地带，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调兵遣将。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率兵在遵义周围徘徊狙击敌人，以进一步调动敌人。当各路敌军云集黔北时，毛泽东又突然率军西进，在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并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此渡江无疑，急调所有兵力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叙永地区。在敌人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红军又突然折向东进，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随后，毛泽东率军在敌重兵空隙间穿插而过，出乎意料地改变方向，南渡乌江，直逼贵州，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措手不及，急调滇军驰援贵阳。正当滇军向贵阳驰援时，毛泽东却指挥红军乘虚南下，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当蒋介石恍然大悟派兵追赶时，红军已甩开敌人3日以上路程。于是，红军调头北上，在金沙江皎平渡胜利渡过长江，到达川南会理地区，彻底抛开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长征之路。
毛泽东指挥红军来回反复四渡赤水，大胆穿插于敌重兵之问，迂回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真真假假，迷惑敌人，调动敌人指挥敌人。在敌扑朔迷离之时，红军则乘隙而入，跳出重围，甩掉敌人，争取了主动。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思想指导下的迂回运动、调动敌人的典型战例。
第四，声东击西，以逸待劳，是毛泽东在积极防御中采取的又一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
1947年3月下旬，已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军队气焰十分嚣张，随即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西北解放军主力撤出延安后遂北上安塞，后移至延安北部的青化砭设伏，而以一营兵力伪装主力引诱敌人。敌董钊、刘戡两兵团分别向延安西北的安塞和东北的蟠龙扫荡，结果两路扑空，而当侧翼掩护刘戡兵团前进的三十一旅行至青化砭时，突遭解放军包围袭击，全歼敌3000多人。青化砭一仗，敌军发现解放军主力在延安北方，便调头向东。解放军以一小部兵力牵着敌人的鼻子继续向东，主力却移至榆树坪一带隐蔽休整。董、刘两兵团在延安东北方扑了空，又折向西扫荡，再次扑空。前后十几天，兜圈数百里，已拖得疲惫不堪，遂决定主力南下蟠龙补给，留下一三五旅防守蟠龙东北方的瓦窑堡。此时已休整半月的解放军主力集结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设下埋伏圈，当一三五旅经过此地时被解放军一举歼灭，这一仗，国民党又损失4700余人。羊马河战斗后，敌错误地判断西北解放军主力已“北窜”，可能东渡黄河，遂令大部兵力跟踪追击。解放军将计就计，以一个旅佯装主力北上，沿途丢弃臂章、符号、破担架，做败退状，而主力则秘密南下，突然包围了敌重要补给基地蟠龙，全歼一六七旅67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当敌回援时，解放军主力已移至安塞休整一周。就这样，仅2万多人的解放军在陕北辽阔的黄土高原上，以小部兵力牵着敌人四处兜圈子，使其处处扑空，疲惫饿乏，我主力则击其不备，出奇制胜，最终战胜了23万敌军的进攻。
总之，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依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我军逐步将战略的防御、持久、内线转变为战役战斗中的进攻、速决、外线，并最终将战略上的被动变为战役战斗中的主动，取得了革命胜利。
（四）“千里跃进”
中国的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因此，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也就长期处于战略防御的不利地位。要实施战略上的重大转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积蓄革命的力量，以达到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却适时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状况，抓住有利时机，指挥十几万大军“千里大跃进”，跳跃式地直插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巧妙实施了战略大转变。其后，他又紧紧掌握住战争主动权，成功地将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决战，并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1947年六七月，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其重点进攻也遭挫折，但敌我力量对比仍悬殊。此时，国民党仍有兵力370万，其中正规军150万。人民解放军发展到195万，正规军100万。在装备、武器等方面，人民解放军也不如国民党军队。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经过一年的战争，敌人的正规军已被消灭了几十万人，其机动兵力已明显不足，且后方空虚，士气低落。而人民解放军则士气高昂，后方巩固，人民拥护。情况表明，无需等待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人民军队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超过敌人后再实行战略转变，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
在敌我情况发生这种有利转变的情况下，毛泽东及时制订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任务，即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为此，毛泽东大胆而又机智地制订了周密计划。
首先，毛泽东选择敌军薄弱的中原地区作为战略进攻的方向。国民党对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以后，在战略部署上形成了的两头重、中间薄的哑铃态势。也就是说，其重兵北移且放在东西两侧，中原及江南则相对空虚，特别是河南开封至山东东阿200余公里的黄河防线，仅两个整编师驻守。这样，就为人民解放军突破黄河进军中原提供了条件。经过慎重观察，毛泽东把雄峙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作为战略进攻的目的地。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是由于这里是国民党战略上最敏感但是防守上最薄弱的地区；二是由于这里曾经是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易于开展斗争；三是由于一旦占据这一地区，东可威慑南京，西则逼近武汉，势必对敌形成巨大震慑。为争夺此地，蒋介石必定会北兵南调，将其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兵力回援，以解心腹之患。这样，既可彻底粉碎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也可达到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战略目的。
其次，为逐鹿中原，毛泽东决定采用“千里跃进”的方式，通过远距离、跳跃式、不要后方的方式，直插敌人统治的纵深地带。兵贵神速，“千里跃进”犹如神兵天降，恰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由于它打破了一般反攻的常规，出其不意，使敌人难以捉摸我之意图而发生错误的判断，陷入被动，而当敌人能作出正确判断时，我已经达到了战略转变的目的。“千里跃进”的战略艺术价值也在于此。
再次，为实现“千里跃进”的转变方式，毛泽东拟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方针。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右后一军，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为内线兵团在东西两翼开展攻势，以牵制国民党机动兵力。
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刘邓大军主力4个纵队约13万人，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在鲁西南东阿至濮城间150余公里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战略转变的序幕。接着与敌进行了鲁西南战役，歼敌数万人。蒋介石得知解放军突破黄河，即仓促飞抵开封，从陕西、山东调集11个整编师分五路向鲁西南合围，并企图在开封附近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根据毛泽东的“不要与敌纠缠、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的指示，于8月7日，突然甩开敌人，分三路向南疾驰，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他们跨越陇海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淮两河，于8月下旬进入大别山。
在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之际，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太岳兵团8万余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进军豫陕鄂地区。9月初，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18万人挺进陇海路，进军豫皖苏地区。这样，三路大军呈“品”字形相互配合，形成了逐鹿中原的战略态势。
在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际，又以两路相配合：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将陕北国民党军拖向沙漠边缘。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展开胶东攻势，将山东国民党军引向渤海之滨，牵制了国民党兵力，使其无法回救中原。
这一超前的战略转变，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在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初，国民党错误地判断解放军是“向国军兵力较弱的地区逃命”而无以重视。他们调集兵力准备再向山东发动“九月攻势”。当三路大军插入其腹地后，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以国防部长白崇禧任总指挥，调动了其南线半数以上的兵力对解放军进行围攻，但始终未能奏效。人民解放军中原三路大军，却在江、淮、河、汉之间互为犄角、纵横驰骋，到12月中旬即打破了敌人的围攻，接着开展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歼敌19.5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相继建立了大别山等几块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幅员辽阔的中原根据地。这就对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线及徐州、郑州、开封等战略要地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使国民党统治的南京、武汉及长江线突出地暴露出来，对其统治产生了直接威胁。人民解放军成功地实现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