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一则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这所学校。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在这所学校，毛泽东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这所学校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在重视“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之外，湖南第一师范还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尤为称道的是，湖南第一师范还先后聘请了诸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他们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而且“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其中，杨昌济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杨昌济成为毛泽东的良师益友，他对毛泽东人生观的确立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与毛泽东入校差不多同时，蔡和森、周世钊、李维汉等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也都纷纷考入该校。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一生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在湖南一师，他广泛涉猎古今名着，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后来回忆起这段岁月，毛泽东感慨地说：“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贪婪地读，猛烈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初次尝到了吃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大社会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命运发生急剧颠簸的年代。清王朝被推翻了，亿万人民期待的共和到来了，但是民族却没有赢得独立、民主和进步。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开始逐步为自己规定读书的目的，并因此开始逐步树立救国救民的志向。
与别人不同的是，毛泽东的立志呈现出“立真志”和“真立志”的特点。他认为，仅仅有宏大的志向还不够，还必须找到实现崇高理想的途径。因此，真正的立志，首先是要寻求真理。他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因此，他苦苦求索“大本大原”，并由“大本大原”而立定志向。
什么是“大本大原”呢？在当时的他看来，就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说：“大本不正，小规不立。”溯本逐源，这个思想实际上和湖湘学派所提倡的做“学问”与“处身”分不开。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在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想，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
由“大本大原”而立定志向，就是要求在面对纷繁芜杂的万事万物时，要从大处着眼，要从事物的根本着眼。把大处抓住了，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正是基于这一点，以后在毛泽东的一生里，他经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在求“真”、求“本原”的同时，毛泽东早期立志还呈现出“立奇志”的特点。他曾对人言，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称其为“毛奇”。
毛泽东的立志求本、求真、求奇的特点，决定了他的立志具有无所学而学、无可模仿而“模仿”的性质。这种立志，具有开创和创新的成分和倾向。青年人谈志向，往往喜欢谈自己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而毛泽东却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1915年，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要“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他也曾表示：“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随着在湖南第一师范广泛阅读的同时，他的志向进一步确立和成熟。1917年8月，他在致友人信中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要“谋人类全体的幸福”，实现“世界大同”。斯诺曾这样记述这时的毛泽东：“在当时他们这个年龄的男青年，议论女人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他和同伴们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他和朋友们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这种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大志，始终激励着毛泽东去拼搏，去奋斗，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那么，如何实现“世界大同”呢，他认为应先从改造中国做起。在他看来，我们生在中国，做改造中国的事比较便利，且中国“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比世界更加幼稚和腐败，故应先从改造中国着手。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因此要改造中国，首要的任务就是从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变化民质”，“塑造新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世界大同”这一崇高理想。
大地在呻吟，时代在召唤。近代的中国是多灾多难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其不可遏制的侵略本性，如恶魔般地纷至沓来，并和中国落后的、腐败的封建主义结合，造就了中国社会中的畸形儿——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使好端端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破了，家亡了，内忧外患的祖国，饥寒交迫的人民，一些关心民族生死存亡的仁人志士开始思考这个天大的问题，救国救民的出路在哪里？这使毛泽东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促使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接触了解各种思想学说主义，为的是尽快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求本、求真、求奇。他也在不断地否定“旧我”，不断在实践中修正着自己的认识，旧式的爱国理想被改造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爱国主义所取代。新的爱国理想成为他选择、比较、甄别各种理论的试金石，使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
自鸦片战争以来，首先英帝国主义以其贪婪的本性，把吞噬的目标锁定在正在走下坡路的中国。从此，一批恶魔纷至沓来，瓜分中国，成为当时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时髦活动。他们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反动势力相结合，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使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国救民的出路在哪里？一些关心民族存亡的志士仁人开始思考、开始奋斗。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到变法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从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带头人洪秀全到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后有各种救国方案，冀望使中国强盛起来，但都于事无补，并未达到目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一丝希望，但毛泽东注意到的是，中国由“皇朝”变为“共和”，却并未使中国获得新生。人民所期望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并未到来，相反，由于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复辟，各军阀连年混战，中国更加黑暗，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目睹着危亡日重、积弱积贫的中国，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在毛泽东心灵中萌发了。
在此期间，毛泽东读了几本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书籍，这几本书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盛世危言》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着，此书认为，中国要由弱变强，必须发展工商业，设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兴邮电、行轮船，与外国资本进行“商战”，要兴学校、讲西学、改考制，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更要治吏治、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主张变革以御外侮。此论观点新颖，所述广泛，着实令这个山里的孩子耳目一新。此外，毛泽东还读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等。
这些呼吁救亡图存，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的书籍，使毛泽东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大的震撼。尤其是读到一本关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更令他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在思考救亡的同时，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1909年，湖南各地天灾不断，饿殍遍野。正在广大人民流离街头、无以为生之际，那些地主、豪绅、奸商却勾结外国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为求生计，次年春长沙街头出现了数万饥民的“抢米”暴动。暴动遭到军警的严酷镇压，死伤近百人。看着这些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饥民凄惨的遭遇，毛泽东的心灵被震撼了，他极为同情那些穷苦的饥民。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以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深刻地体会到，劳动人民处在社会最底层，永远受着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他对友人感慨：“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他决心挣脱父亲为他设计的那条人生道路，立志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说：“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起来’，‘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当时军阀混战，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更加坚定，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确立，其人格理想趋于形成，并为实现它开始了实践的探索。1915年6月25日，在致湘生的信中他说：中国积弱多难，“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救济”。他认为，“言天下国家之大计”，不仅要掌握或创立救国救民的理论思想，而且必须在行动上有救国救民之实。当今的中国，必须“行之以身，着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的“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立志做一个能启迪国民思想的思想家、理论家，他决心做一个“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的苦读生，“奋发蹈厉”，刻苦学习。为此，他对自己严格要求，为自己订立的五段课程是：“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以后一时运动。所谓五段者如此。”从早到晚，读书不止。
然而，毛泽东绝不是“读死书”的书呆子，他在研究学问的同时，非常关注时事政治。此时，国际国内都处于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国际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南北军阀连年混战，各派政治势力纷争不已，复辟反复辟斗争激烈，人民处于水生火热之中，帝国主义正伺机灭亡中国。满怀救国救民志向的毛泽东，每天阅读各种报纸，密切注视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发生。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窥视侵略，南北军阀战争以及湖南军阀的混战都了如指掌。1916年，他十分精辟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形势，对中国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三千万者为之奴”的严重民族危机表示悲愤之至，并预言中日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那么，该如何挽救危亡呢？他认为应该用坚决、彻底的精神和革命手段来以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他说：“吾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
同时，毛泽东开始把远大志向付诸实际，投入到救国救民的实践之中。在实现远大志向，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毛泽东深感“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他认为，要“言天下国家之大计”，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必须联合更多的志同道合者，结成一个团体才会有力量，才会有所作为。于是，他迫切地希望有一批抱负远大、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来共同奋斗。
初进一师时，毛泽东就与其良师益友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利用星期日、节假日聚集一起，讲学论道，互阅日记，既谈读书方法，也议改造社会之事。但毛泽东感到自己身边的朋友少了，活动范围太窄，要求得更多的学问，需广结挚友。不久之后的1915年，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共28画)向长沙各校友出了一则《征友启事》，意欲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萧子升、萧子暲、罗学瓒、李立三、罗章龙等10多人。这是一群有朝气、有理想的人。他们勇于反抗旧世界，热切追求新思想，决心树立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满怀着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而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若干年后，毛泽东是这样评价这批人的：“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谈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机，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
经常地聚会和讨论，大家得出一致的结论，即：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据此意见，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严密的组织，便提议成立一个学会，得到普遍的赞同。经过具体的筹备，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学会会章由毛泽东起草，确定其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新民学会的成立，表明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革命团体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开始了把远大理想付诸实践的斗争。江山代有才人出。自此之后，毛泽东走出校门，踏上了他艰难而漫长的革命征程，为实现其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为实现他崇高而伟大的人格理想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直至奋斗终生。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