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是领导集团在某一历史时期和阶段内，对所要完成的总任务和具体指标所作的最简明而具有鼓动性的表述。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口号、标语就像坦克一样有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无论他代表哪一个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无论是高层次还是低层次，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不失时机地提炼、概括、宣传一个响亮的口号，并努力使之成为部属或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这类口号，作为领导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高擎的火炬，又是奋斗的目标，既是行动的纲领，又是进军的鼓角。十分明显，口号在领导活动中的地位是不可小视的。
毛泽东深信口号对于革命建设事业重要作用，同时，他也是一位善于运用口号实施领导的大师。毛泽东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就是一个彻底掌握了使用口号这一领导艺术的大师。
1958年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固然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在很大程度也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不甚了了的状况。在此之前，“拔白旗”、“插红旗”、“大辩论”等做法与口号的提出，其结果是指标越提越高，头脑越弄越热，以致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地泛滥开来。
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毛泽东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下来。
1958年10月，他离开北京外出视察，在天津约天津市委、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谈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约当地基层领导同志谈人民公社问题。他发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许许多多的混乱思想。
11月，毛泽东在郑州指出：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要让社员吃饱吃好，还要加一个睡足歇足。还是以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你说10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这是个客观的东西，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
在谈到粮食和钢铁产量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唱戏拉胡琴，转那个东西转得太紧，它就有断弦之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者了。
11月23日，他在武昌会议的第二次讲话指出：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没有一个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第二条，人是要睡觉的，这也算一条科学。
在毛泽东的启发和教导下，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的紧张工作，“压缩空气”的口号就这样提出了，并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传播开来，这是全党纠正“左”的错误迈出的重要一步。“压缩空气”就是压缩在全党日益膨胀起来的“左”的空气，这对于纠正50年代末全党“左”的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空间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一切宣传鼓动要适应客观情况，随着地区、情境的不同而改变。他曾指示红军，每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我党开始接管大中城市时，毛泽东又认为：“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因此，他主张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不应该书写空洞的大字标语，而应该张贴有针对性的印刷品。至于在军队中进行的实际教育口号，“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天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只有这样因地而异，宣传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绘制蓝图，注重方略——毛泽东的会议艺术
什么是会议？从字义上说，“会”即聚会，“议”即商议、讨论和研究。所谓会议，就是领导者为了一定的目的，把被领导者组织起来讨论、研究问题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召集和出席会议，是领导活动的重要内容。有效的会议，有着它一系列不可取代的作用。会议是实施领导的重要工具。领导者要实现其目的，总要通过会议来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决策，明确工作目标及其实施的相应步骤和措施，部署工作，展示决策意图。
在党的历史上，有许多毛泽东直接主持和参与的会议：党的一大、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毛儿盖会议、瓦窑堡会议、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党的八大，几乎每次毛泽东主持与参加的党的高级会议，他都有许许多多精辟的见解和深刻的教诲，都使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代表受到很大的教育，也极大地表现和丰富了毛泽东高超的开会艺术和领导艺术。
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长征途中解决张国焘问题的高超斗争艺术。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面临着如何摆脱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严重问题。此时红军内部发生了以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重大斗争，毛泽东直接倡议和支持召开的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连续4个会议，成为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胜利粉碎张国焘分裂党与红军阴谋的重要会议，也成为毛泽东高超的开会艺术的光辉典范。遵义会议后，已担任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长的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央红军进行四渡赤水之战，有效地歼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胜利地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1935年6月，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翻越了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当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以后，党中央和张国焘首先就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为了统一战略方针，开创陕甘革命根据地，克服张国焘的阻挠，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了会议，即着名的“两河口会议”。
在毛泽东主持下，两河口会议正确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新形势，明确地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实现我党我军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伟大战略目的奠定了基础。
1935年6月2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率领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了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但张国焘拒不执行计划，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故意延宕四方面军行动。同时，在四方面军歪曲中央路线，破坏中央威信，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7月18日，又指使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致电党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要挟党中央。
为了明确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并解决由于张国焘破坏松潘战役计划而造成的危局，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次召开了会议，即“沙窝会议”。会议召开之前，政治局于8月5日草拟好了决议案。第二天，会议开始以后，首先由张闻天就《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作了报告，接着大家进行讨论。绝大多数发言同意决议案中对张国焘的错误所进行的批判，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常委对决议案作最后的修改和补充。决议针对张国焘反党和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决议针对张国焘的右倾退却逃跑错误，强调“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迫使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继续北上。
沙窝会议对提高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沙窝会议以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又提出逃跑主义的错误主张，并单独率领部队出阿坝，以延宕北进的实现。为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20日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的继续和深入。这次会议对提高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北上路线的认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确保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实现，起了重大作用。
毛儿盖会议后，由沙窝会议所决定的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共同北上的部队出现重大分歧，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又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党中央在四川省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点名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揭发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抗日方针、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大量错误事实。多数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能现在就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大会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正式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过多次会议，但以上四次会议都是在毛泽东直接提议、主持和参与下召开的。四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因而这是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运用会议解决党内、军内重大矛盾与危机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在这四次会议中体现了卓越的党内斗争艺术和领导艺术。
1958年的成都会议，从3月8日开至26日，整整开了18天。这是一个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会议。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即务虚，又务实，以虚带实，虚实结合，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产生了30多个文件，对50年代末期全党全国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会议上，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会上向毛泽东作了或长或短的口头汇报。毛泽东开会和听汇报有一个特点，就是最不喜欢听汇报人念稿子。他说，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他最喜欢听那种开门见山，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有虚有实，以虚带实的汇报，每遇到这样的汇报，他总是十分关注，并不断插话。对汇报中反映来自群众的新生事物，他总是热情赞扬和支持，并加以分析概括，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以引起大家的重视。对汇报中反映群众的民歌式的语言，他总是要一字一句地问清楚，然后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对汇报中某些事实不够准确，观点也不够正确的情况，他很敏感，但并不是板起面孔严肃批评，而是轻松地给以启示和引导，有时谈些幽默的话逗得大家发笑。对汇报中提出的新问题、新观点，如个别人或少数人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采取保护的态度，使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他常说的要设置对立面，使真理愈辩愈明。所以每个汇报人没有怕说错话，怕挨批评的顾虑，而是畅所欲言、抛砖引玉，希望能多听听毛泽东的宏论和教诲。对于新问题、新观点，毛泽东总是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风格，借题发挥，大发议论，谈笑风生，古今中外，无不涉猎。使人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跟着他的宏论而拓宽了、提高了；使与会者感到每次开会、汇报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生动活泼、高潮迭起的过程；使每一位领导同志都深深感受到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好会议的精湛的领导艺术和独到的领导风格。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开会问题时就说，我们要纠正现在中央和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在搞文件、写文章、讲话时的缺点，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无论是搞文件、写文章和讲话，都要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是最坏的方法。有的人只讲材料，但无观点，不好。有的人只讲材料，不讲观点则更坏。材料是说明观点的。反对什么，主张什么，要旗帜鲜明。说明问题只需要一两个典型材料，啰啰唆唆一大堆材料压死人。一个人研究问题要掌握丰富的材料。但在会上发言只需要典型材料，解剖一两个麻雀就行了。开会用的材料和大着作用的材料要有区别。
二、高超的决策艺术
毛泽东讲过，领导者的职责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这里所讲的“出主意”就是今天所说的决策。所谓领导决策，就是领导者在被领导者的参与下对组织未来行动的目标途径所作出的选择和决定。决策的重点是选择，选择一个目标，一个途径，一个策略等等。
毛泽东有着高超的决策艺术，其中最突出的是：决策深谋远虑，明确大目标；将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结合；全方位多层次考虑决策，善于系统思维；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敢于负责。
（一）《论持久战》的提出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缺少科学的预见预测根本谈不上科学决策，更不用说领导工作的科学化了。预见是领导者对客观事实和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的趋势作出的概观及前瞻。科学的预见预测可以为领导决策提供目标，也可以为领导决策提供途径和对策。未来应该干什么是决策的目标，应该怎么干则是达到目标的途径。选择目标离不开预见预测，选择途径同样离不开预见预测。
毛泽东从“星星之火”预见到“可以燎原”，从而鼓舞了广大军民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去追求理想，夺取胜利。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对于中国重大历史事情的预测，特别是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的预测，其科学性、准确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就一步一步地扩大了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第29军一部奋起抵抗，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对于抗战的前景，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亡国论”是其一种。这种人的论调是“中国的武器不如人，战必败”。“速胜论”则是另外一种。他们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认为只要再有几个台儿庄战役就可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持久战”的观点不同于以上两种观点，认为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认真地思考着这一重大问题。1938年5月，他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科学着作。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尤其是根据10个月来的战争实践，同时借鉴古今中外的战争经验，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准确把握了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历史走向，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从而确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