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毛泽东每天谈一个部，找领导干部谈话，其实也是间接调查，可以高效率地获取多方面的信息和看法。作为一个领导者，一定不要拘泥于一种调查方式，而要善于开拓思路，善于利用多种方式方法进行调查。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各有利弊，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优势互补。调查是对第一手材料的收集，是对信息的获取；研究是对第一手材料的加工，是对信息的开发和利用。毛泽东十分重视把调查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至于把调查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二）结合“内脑”与“外脑”
领导决策不仅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建议，收集必要的信息，做到集思广益，而且要注意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打开思维的空间，做到多谋善断。如果把领导者的头脑称为“内脑”，那么，专家学者的头脑就是“外脑”。
领导决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谋”的阶段，二是“断”的阶段。在“谋”的阶段，既有“内脑”的参与，又有“外脑”的参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外脑”在“谋”。在“断”的阶段，则主要是“内脑”的事了。“外脑”的主要职责是出谋划策，调查研究，拿出备选方案；内脑的职责主要是对外脑提出的方案进行评估选择，做出决断。
毛泽东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管是谁，只要你说得对，对人民有好处，对决策有好处，就采纳你的意思。让“外脑”参与决策，再让“外脑”执行决策。在参与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外脑”成熟了起来，慢慢地“外脑”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内脑”。可见，“用外脑”与“用人”相结合是毛泽东培养干部的一个有效途径。
毛泽东在决策时借助“外脑”是随时随地的，是不拘一格的。外脑的“谋”可以是粗略的设想，也可以是详尽的计划；充当“外脑”的人可以是士兵，也可以是将军，可以是党外人士，也可以是党内人士。在延安时期，“精兵简政”这一重大建议最初就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后被毛泽东正式采纳的。党外人士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周期律”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认真思考，为毛泽东的决策所借鉴。
毛泽东使用“外脑”，重要的一点是要出以公心。决策时不是只想着“内脑”的意愿，只想着自身的利益，而应该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想到决策实施的结果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外脑的主意有时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但毛泽东却能把它们加工成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毛泽东在决策时善于借助多个“外脑”，既有普通群众，也有领导干部，既有党外人士，也有党内同志。“外脑”多了，代表性就提高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就有可能反映到决策内容中去了。
正当辽沈战役节节胜利之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及时布置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的最初提出者是粟裕。根据淮海战役需要中原野战军的配合，毛泽东调整原来“小淮海战役”的思路，及时组成总前委，对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进行统一指挥，“小淮海战役”的决策就演变为“大淮海战役”的决策。淮海战役由“小”变“大”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顺应时势的正确决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决策时虚心纳谏的优秀品质。从淮海战役开始之前一直到结束之后，粟裕多次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建议，而且大多被采纳。
毛泽东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所以一直强调领导决策要走群众路线，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于借用“外脑”与走群众路线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内在一致的。
（三）“学会‘弹钢琴’”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不仅是形象和具体的，而且是充满哲理的。学会“弹钢琴”的艺术，就是最典型、最精彩之笔。学会“弹钢琴”，这里毛泽东教育和指导各级领导干部处理好全面工作和局部工作、重点工作和一般工作、中心工作和日常工作、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关系应掌握的一种统筹兼顾的领导艺术。
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10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10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10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报告中的这段话，大概是他系统论述领导方法中最长的一段话，至今我们读来，仍然感到充满辩证唯物主义之道理，是对统筹兼顾领导思想的最好阐释，也是今天现代科学思维中系统论思想的卓越体现。
毛泽东认为，全局工作和局部工作，重点工作和一般工作，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都是互相联系的，又是互相区别和互相转化的。因此他要求每个领导者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应该善于统筹全局，抓全局工作，抓工作的重心，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学会“弹钢琴”。
领导者的工作必须统筹全局，掌握主旋律。既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既要抓主要矛盾，又要依据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其他非主要矛盾的解决。毛泽东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找不到中心，抓不住根本，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最终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不可能有所作为。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特别强调：“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全局利益和中心工作不是任意确定的，它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复杂事物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反映到工作中就是中心工作。正因为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所以，在工作方法上，就要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清醒地看到许多的矛盾的存在，而且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说：“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能够集中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就可以带动全局，其他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我们只有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工作才有中心，才有重点，才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和战略目标，才能推动全局性的工作。
毛泽东本人运用“弹钢琴”的领导艺术是出类拔萃、游刃有余的。
1936年冬，蒋介石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剿红军。但是，在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极为不满，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感召下，也很不情愿打内战，而有意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之中。因此，曾多次“哭谏”，希冀蒋介石改变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置民族利益而不顾，决意继续“剿共”。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12日，西安的临潼华清池响起了阵阵枪声，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蒋介石被拘捕的消息传出，国内许多人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强烈要求严惩蒋介石，以平民愤。事变当天晚上，张、杨二将军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毛泽东派代表团赴西安，处理抓蒋介石的善后事宜，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正是在事变发展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共产党居然不杀蒋介石，反而主张释放蒋介石。这使当时许多人出乎意料，更使我们党、军内很多人不能接受。
所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毛泽东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都要求杀他，这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息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有个学员含着眼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把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啊！”毛泽东来到这位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心是纯洁的，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在现在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大军开赴潼关，威逼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大打内战，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我们必须明白，这次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被擒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忘记了中日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民族大局出发，不计恩怨毅然建议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历史契机。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确地区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主要矛盾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不仅把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作为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而加以阐发，更作为领导者必备的思想素质而付诸于工作实践，这是颇能引人入胜的。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字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底，毛泽东开始酝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列，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但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却是前人从未遇到过的崭新而艰巨的任务。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为了迅速实现我国的工业化，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毛泽东认为，当前，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这是一种“大仁政”，是着眼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意味着置其他事业于不顾。“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在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前提下，适当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总体上看，这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是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全面增长，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初步改变了我国经济以农为主的局面。但是，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国务院各部委工业投资要求过大，进一步挤了农业投资，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各部门胃口尤其大，又挤了轻工业。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阐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在处理这方面关系问题上没有犯大的原则性的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同时强调要根据形势和经验作适当的调整，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加重一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发展农业轻工业与发展重工业的关系，已经有了农业是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
1957年1月，毛泽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在突出抓中心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次要工作，协调处理好其他一些关系，包括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论着和讲话中对这些问题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述。实践证明：这种既突出重点，又兼顾次要工作，主从并举，是毛泽东“弹钢琴”领导艺术的高超运用，也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应该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弹钢琴”这种具有操作性的统筹兼顾的领导艺术，在领导活动中可充分发挥其优势。它一方面要求领导者在实施领导过程中，在解决各种问题时，要胸有全局，不搞“单打一”，不能强调抓中心工作而忽视其他工作，而应当统筹兼顾，全局安排。另一方面，领导者又要善于抓中心工作，根据各项工作的轻重缓急，作出不同的安排。
（四）善于抓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