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1921年春离开家乡后，先在长沙边工作边学习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的培养教育下，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和毛泽东就派他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又派他到上海负责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当时的上海是反动势力的堡垒，为印刷发行党的文件、刊物、传单和革命书籍，毛泽民出生入死，奔波劳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1年，毛泽民来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了闽粤赣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别看这官衔蛮气派，但是却是个真正的穷官。因为当时红军正面临敌人的封锁和“围剿”，苏区财政十分困难，要保障30万部队的给养和后勤工作，要建立苏区银行、统一苏区的财政货币，这是一项非常艰苦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毛泽民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统一财政，筹款支持前线”的指示，忘我地工作。到1932年底，终于统一了苏区的货币和财政，为保全和壮大红军、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征途中，毛泽民担任先遣团的负责人。每到一地，当部队停下来略加休整时，毛泽民却马不停蹄地积极组织和开展筹粮、筹款工作。他处处吃苦在前，把方便让给同志，困难留给自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好了红军长征的经济供给和后勤工作，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
由于长期的劳累奔波，毛泽民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坏。长征途中患的支气管炎也日益严重，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了。1937年底，党组织决定送毛泽民到苏联去养病。1938年初，他准备经新疆前往苏联。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表示愿意亲苏亲共，联合抗日，并要求中共派干部去新疆协助工作。为了利用盛世才与蒋介石的矛盾，团结新疆，毛泽民又放弃了去苏联养病的机会，留在新疆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新疆，毛泽民化名周彬，担任新疆的财政厅厅长职务。当时新疆的财政极为混乱，官僚、地主横征暴敛，贪污成风，伪币成灾，物价高涨。毛泽民大力整顿新疆的财政，拟定了发展经济建设的三年计划，提出改革币制，建立金融制度。同时执行金融法纪，追查贪污挥霍，堵塞当铺盘剥，广泛发行公债，对公务人员实行奖惩条例。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盛世才及地主和官僚横征暴敛、挥霍浪费、滥用财政开支的行径。仅一年多时间，就使全新疆达到收支基本平衡，物价比较稳定，生产迅速发展的局面，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毛泽民身为财政厅长，但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不抽烟，不喝酒，每月的薪金大部分交作党费。一顶旧皮帽从内地戴到新疆，一双旧毡筒鞋穿了好几年也舍不得更换。他常说：“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前方将士浴血疆场，我们在后方过着安静的生活，不能高枕无忧，应该节衣缩食，全力支援抗日前线。”
毛泽民以顽强忘我的精神工作。在新疆，斗争复杂，工作繁重，而他的身体更差了。每逢阴雨天，伤口就会发肿发痛，特别是支气管炎发作时频频咳嗽，震得伤口疼痛难忍。他常用绑带把肚子捆紧，以减轻震痛，坚持工作。有时咳嗽咳出口口鲜血，他仍不离开工作岗位，他一心一意为革命的精神和谦和的工作作风，深得大家的钦佩和尊重。
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1918年跟随毛泽东到长沙读书，在毛泽东的培养下，成长进步很快，1923年他刚18岁，毛泽东就派他到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从事工人运动，接受革命的血与火的考验。他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与反动矿局进行斗争。1923年10月，他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覃响应党和毛泽东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号召，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来还为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牵线联络，为井冈山会师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井冈山，毛泽覃跟随毛泽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曾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他与区委的同志一道，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和巩固红色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泽覃同志工作深入，生活朴素。他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走遍了东固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使东固的土改、生产、参军、支前等各项工作搞得非常出色，被评为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模范区。
1931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毛泽覃与王明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执行和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遭到王明路线“无情打击”和组织处分的情况下，他不屈服，不消沉，忠贞不渝、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做好工作。
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在毛泽东的关怀下，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为了适应湘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她离开长沙到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一边学习，一边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遵照湘南特委指示，尚未毕业的毛泽建离开三女师，到衡阳、衡山等县从事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进军的伟大战略行动鼓舞下，毛泽建在衡阳组织了衡北游击师，在衡山组织了工农军游击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使革命武装威震四方。1928年，毛泽建还参加了湘南暴动。此后，她在耒阳一带坚持游击战。掩护红军伤员和农民自卫军家属。她领导的游击队，白天化整为零，分散各处，侦察敌情；晚上聚集起来，神出鬼没，出奇制胜，使敌人心惊肉跳，闻风丧胆。她在毛泽东培养和教育下，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巾帼英才。
（二）重情意，不为亲眷谋私
人总有三亲六故。毛泽东在作为伟人的同时，也为人亲眷、为人故友。如何对待亲友，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特别是在他成为执政党的领袖，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大权在握以后，他仍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亲友的密切联系和情谊。然而，他爱亲友，却从不为亲友谋私；他重情意，但从不拿原则做交易。毛泽东始终严守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原则。
毛泽东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坚持原则，不搞任人唯亲。1949年，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解放，乡亲们无不欣喜万分。大家听说，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主席带领中央机关已经迁移北平，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成立了，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不少亲朋好友纷纷来信祝贺，也有一些人抱着出人头地的希望，来信提出种种要求。38年前曾与毛泽东在辛亥革命中共过事的毛煦生来信，就说他希望进京做事。接着，毛泽东的几个表兄弟也来了信，有的要求毛泽东推荐他们参加工作，有的要通过毛泽东介绍别人进京参加工作。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说话安排几个人参加工作，那是非常容易办到的事情。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向他说：“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或朋友，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介绍就参加工作了。”然而，毛泽东却想到自己是党和国家的主席，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我们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章法，我们决不能像蒋介石，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们如果也那样搞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决心要树立一种无产阶级的新风范。一天，他对身边的秘书田家英特意交代了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原则。他坚毅地说：“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田家英领会了毛泽东这番话的基本精神。但是他想，这样处理一般人的来信，还好办，遇到特殊的情况怎么办？恰巧，在别人来信的同时，毛泽东的至亲——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也来信了，而且信上说已经准备好就要动身进京了。
这可叫田家英同志为难了。
因为毛泽东与杨家可不是一般的亲友关系。
除了毛泽东和杨昌济、杨开慧的关系外，再说妻兄杨开智。杨开慧被捕入狱，他费尽心机设法营救。杨开慧牺牲，他又冒着风险收殓尸体，并委托族兄杨秀生出面，办理棺木，掩埋了她的遗体。尔后，又设法营救她的三个孩子。这还不算，1938年杨开智、李崇德夫妇，又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杨展送往延安，让孩子继承她姑妈杨开慧的遗志，完成姑妈未竟的事业。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杨展在抗日战争中，在1941年同敌人进行反“扫荡”的斗争中壮烈牺牲。对女儿牺牲的这个消息，杨李夫妇直到1949年长沙解放才知道。
对这样一个为革命曾作出无私奉献，给予许多支持的家庭，对这个家庭中的一位重要成员杨开智应如何对待呢？今天，革命胜利了，他提出进京找一个工作，难道不应该吗？难道是什么出格离谱的事吗？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是田家英想象不到的，不过也应该是他预料之中的，毛泽东仍是毫不含糊，对他说：“坚持照章办事。”
这不是毛泽东无情无义，更不是忘恩负义。而是他有着一位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但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这就是毛泽东处理与亲朋故交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杨开智要求来京参加工作的事情处理过后，还有两件类似的事情，同样反映了毛泽东处理与亲朋故交关系的原则性。
毛泽东的一个表兄给毛泽东写信，要毛泽东出面给胞兄文运昌介绍个工作。毛泽东外祖父家有8个表兄弟，从小相互关系都很好。文运昌是位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人，他既是毛泽东8个表兄弟中的一个，又是毛泽东16岁时到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引见人和担保人，曾经向毛泽东推荐介绍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他在引导毛泽东接触新思想上起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由衷地称赞他，感恩他。对这样一个表兄，提出要找个工作，又该怎么对答？毛泽东坚持的还是那条原则：坚持照章办事。他毅然回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回绝了。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一朝天子一朝臣”。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凭他的功绩，论他的权力，要为亲友解决一两个诸如就业、升学、入党之类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毛泽东却没有这样做，他始终严守党和国家的政策原则和组织程序，清德垂范，从不拿原则做交易，不仅充分体现出如天、地、日、月一样的无私，而且表现出一个领导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是很重感情的，解放后他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但他对亲朋故旧仍十分眷恋，百忙之中挤时间给他们写信，关心他们，甚至寄钱赠物，在经济上、物质上给他们许多人以帮助，表现出对亲友们的挚爱之情。
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解放后仍健在的亲人已为数不多，毛泽东对他们十分珍重。
堂婶陈氏，即毛泽建烈士的母亲。毛泽建牺牲后，其母亲受尽了苦难，好不容易把几个儿子都拉扯大。毛泽东对这位婶母十分尊敬。当堂弟毛泽连到北京时，毛泽东关切地问到婶母的情况，并在他们走的时候，捎了钱、衣服、鞋袜和补品给婶母。后来听说婶母患病，毛泽东马上托人带了100元钱给婶母治病，后又寄了200元。婶母病逝后，毛泽东十分悲痛，负担了婶母的全部丧葬费用，以此来表达自己做晚辈的一点心意。
另一位婶母邹氏，1954年到达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家里热情地接待了她。当年近八旬的婶母刚到门口，毛泽东便迎上前去喊：“婶母，您好！”并亲自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年事已高、行走不便的小脚婶母缓缓走上台阶，走进会客厅。
毛泽东设宴款待了他们，他频频为婶母敬菜，并深情地回忆说：“在大革命时期，有一次，回韶山调查，婶母看到我脚上的布鞋破了，连夜赶做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后来，当他注意到婶母生活不宽裕时，便赶忙给了堂弟200元钱，嘱咐他为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体。
对堂弟毛泽连等人，毛泽东多次接他们到北京治病，经常从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接济他们。湘乡外祖父家，毛泽东有8个表兄弟，相互关系都很好。解放后，毛泽东曾多次给他们写信，并多次接他们到北京做客，寄钱赠物。
早在1949年10月开国大典过后，毛泽东就向由家乡进京与他会面的堂弟毛泽连详细询问了外婆家亲人尤其是表兄文运昌的情况，并请毛泽连捎去信件和礼物，转达对外婆家的问候之意。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文运昌：“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信发出后，毛泽东仍不放心，他思亲心切，担心文运昌收不到，又分别写信给其他几位表兄弟，多次询问文运昌的情况。直到文运昌复信给他，他才放下心来。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亲姨表哥，又是毛泽东在一师时的老师。他曾对毛泽东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学业上教诲，对他的革命活动也尽力支持。当毛泽东在一师因掀起驱赶校长张干的运动而面临被开除的情况时，是王季范等老师极力反对才迫使张干收回成命。当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几次被反动军警追捕时，都是王季范救援掩护才渡过难关。所以，当1951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握住王季范的手的时候，他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1972年，王季范在北京逝世，毛泽东献了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三）敬重师长，敬老尊贤
尊师重教是毛泽东的一大美德。无论是作为一名渴求知识的学生，还是作为中国亿万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始终如一，敬重那些教育和引导过自己的师长。
毛泽东经纶满腹、才华横溢，这除了他热爱看书学习外，很重要的是还得益于他潜心向老师拜学求教，质难问疑。
13岁至15岁时，毛泽东一面在家劳动，一面刻苦读书。他读了《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书后，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并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时，维新派教师李漱清先生从外地回到韶山，他提出除佛神、兴学校，把庙宇改成学堂的主张。对此，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毛泽东积极赞成他的主张，并拜他为师，经常向他了解时局，与他讨论问题、求教谈心。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的抱负，深得老师的赞许，许多疑惑在老师那里得到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