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泽东在欢送一批即将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青年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要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不同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一）“还是让我们大家同饮吧！”
冯玉祥（1882一1948)，字焕章，安徽省巢县人，爱国将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身为国民党元老，官居上将，又系蒋介石之盟兄，彼此共事多年，可谓心照不宣。但后来由于蒋氏不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意孤行，致使两人关系貌合神离，日渐分裂。冯玉祥最后反倒成了共产党的挚友。
1941年11月14日，冯玉祥60寿辰时，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各方来的贺电、贺词和寿文。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延安发来贺电。周恩来同志着文并亲笔题“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总结了冯将军前半生的历史功绩，并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机由延安飞抵重庆。冯玉祥鉴于环境，抱疚不便前往机场迎接，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欢迎。重庆爱国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在中苏文化协会特为毛泽东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孙夫人宋庆龄、着名学者郭沫若以及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等。会场上气氛活跃，热情洋溢，毛泽东频频挥手向与会者致意。
冯玉祥首先在会上讲话，他说：“今天这个大会，正好实现了孙总理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接着他又说：“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防有人要从中破坏！”他的话引起了到会人员的极大共鸣，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欢迎会后，冯玉祥决定为毛泽东洗尘，准备邀请来家便宴。当即吩咐上清寺康庄冯副委员长办事处的人员，写好请帖派人送往桂园毛泽东住所。并命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厨师老张到办事处来亲自做菜。又对副官说：“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次日，天气晴朗，惠风和畅，冯玉祥和夫人一早就到了康庄办事处。下车后，冯玉祥先到厨房里了解、询问宴会准备的情况。当他发现宴席上没备烟酒，感到有些歉然。当即派人买来了名贵烟酒，以示敬意。冯玉祥向来有一个老规矩：不管宴会大小，招待的客人是谁，是从来不备烟的。这次破格招待的确是他平生第一次。不多时，他又像考虑到什么问题似的，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当面指示：“我今天下午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格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因为上清寺康庄的毗邻就是戴笠的巢穴，冯玉祥的嘱咐可谓用心良苦。
下午4时，一辆黑色小轿车，后随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了康庄。吉普车上坐满了国民党宪兵。这些宪兵名义上是担任警卫的，实际上也可能是监视的。冯玉祥和夫人知道客人来了，几步就跨下了台阶，满面笑容地迎接毛泽东、周恩来和应邀前来作陪的张治中先生等客人。
毛泽东身穿哗叽中山装，黑皮鞋，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走出了汽车。冯玉祥和夫人上前与客人一一握手，并互相问好。随后主人恭恭敬敬地陪同客人迈上了台阶，进入客厅。宾主分别就座后，就亲切地交谈起来。毛泽东首先转达了朱总司令对冯玉祥的问候。冯玉祥接着说：“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的辛劳与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玉祥所敬佩！”接着毛泽东详细解释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他说：“宣言中指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冯玉祥对毛泽东的一席话，非常赞赏，并连声称道：“很好，很对。这要看蒋介石的态度了。如果他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从人民利益出发，就该回心转意采纳施行，那就是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不久饭菜准备停当，冯玉祥首先把毛泽东、周恩来请到首位，毛泽东迟疑地没有就座，冯玉祥大声地说：“你们二位远道而来，首位当然要你们来坐。”因为周恩来是冯玉祥的熟客，也就不再推辞了。
宾主分别就座后，冯玉祥亲自执酒并为客人们斟满了酒杯，接着说：“毛先生为祖国和平远道而来，这第一杯先敬毛先生！”毛泽东谦虚地笑着，挡住了冯将军的敬酒，然后说：“还是让我们大家同饮吧！”宾主碰杯之后，均都一饮而尽。席间，毛泽东又介绍延安各方面的情况，深受主人的赞扬。大家边吃边谈，从中国过去谈到现在，又从现在谈到将来。其情其绪，欢快异常。
冯玉祥平时请客，负责席间招待工作的都是办事处的勤务人员。而今天，主动为客人端饭送菜，拿烟递酒的，都是冯将军身边的高级参谋和副官，都是冯玉祥的贴心人，如周茂藩(又名李养初)、赵力钧等人。这种异乎寻常的精心的安排，不外乎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尊敬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
有些工作人员为不能到席间去而感到遗憾，便争先恐后地从门缝中以先睹毛泽东的风采为荣。
散席后，冯玉祥随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回寓所，天黑路滑，不想毛泽东他们坐的那辆车掉到道边沟里卡住了，冯玉祥及随员、司机都帮着去推，却怎么也推不出来。看着毛泽东他们着急的样子，冯玉祥笑着说：“好了，既然推不上来，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说着，不由分说，把毛泽东等拉到了自己的车上，一直把毛泽东他们送到桂园门口，才驱车回自己的住处康庄。这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了。
那一天冯玉祥夜不能眠。几天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使他深切感到了中共对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的诚意。于是，他乘兴连夜吟诗一首：
今天真快乐，
今天真欢欣。
楼上楼下人满座，
“干杯”、“干杯”不断声。
邵力子、孙哲生、郭沫若、覃理鸣，
彼得罗夫也来到，
还有天上飞来的毛先生。
我指中苏大旗开口道：
“这是总理三大政策之实行。”
覃理鸣不禁落下泪，
我的心中欢快苦乐一起临。
难道我们罪还没有受个够？
难道我们不能团结像一个人？
向着光明世界迈大步，
为着人类永久的幸福与和平。
几十年来不喝酒，
今天破戒喝几巡。
愿中苏永远友好，
愿人类不要再有战争。
（二）“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1872一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1941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推为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又长期担任主席直至逝世。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45年8月，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机场聚满了欢迎的人群。年近古稀的张澜也站在欢迎行列中。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在人丛里发现了银髯飘拂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不待介绍，就迈过去一见如故地说：“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先生也握紧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毛泽东又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寒暄之时，周恩来安排了毛泽东同张澜、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等人合影留念。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一直很忙，每天除了和国民党的上层要员会晤外，还挤时间会见许多新朋故友，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但在他到达重庆的第四天，即嘱周副主席亲赴特园，告知张澜先生要亲临拜访。张澜先生喜出望外。
“润之先生操心国事，极尽辛劳，应在他方便之时，我们去拜访他才是。”
周恩来望着张澜先生恳切的态度，又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了，主席的意思是要亲自来。”
陪在张澜旁边的鲜英也说：“最好请主席和你们，都到舍下来休息休息。”
周恩来很细心，指指特园毗邻的戴笠公馆说：“为安全计，请不要在门口等候，会晤地点也不要在大客厅里，可在僻静的卧室内。”
下午3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来了，张澜和鲜英热情迎接，他们步入花园，穿过葡萄架，进到内室，促膝而淡。
张澜先生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顾得上一点信义！”
鲜英更索性道出自己的心思，“国共两党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要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
毛泽东坚定自若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
毛泽东和张澜，两人都声称“神交已久”，但素未谋面，这时你一句，我一句，谈了很久的“家常”。待到9月2日，张澜先生又以“民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的特园，宴请毛泽东一行。沈钧儒、黄炎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做东招待。毛泽东一进门就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
作为主人之一的鲜英，捧上家酿的枣子酒，献给毛主席。张澜先生起身敬酒说：“会须一饮三百杯！”
毛泽东举杯相邀道：“且共欢此饮！”
9月14日，张澜先生得知和谈出现阴影，就约请国共谈判代表来特园商谈。他竭力从中斡旋，并当面质问张群：“阎锡山为啥子不给蒋先生留一点面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
张群一惊，随即又镇静地解释道：“上党交战，纯是阎锡山的个人行动。”
经过几番交谈，当张澜先生感到和谈无望时，就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当坚持的，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
毛泽东点头赞许，接着张澜先生又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谢谢张表老！”毛泽东欣然采纳，还当面赞誉张澜先生是“老成谋国”。
10月11日上午，毛泽东驱车到九龙坡机场，张澜、鲜英两先生又赶往话别，张澜兴高采烈地说：“日后，中国实现民主了，我到延安去看望你哟！”
毛泽东连说：“欢迎，欢迎！我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
那天，王若飞和张治中陪同毛泽东登上座机，一起向延安飞去。张澜先生遥望长空，他的心也乘风俱去，飞向延安了。
（三）“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
陈叔通(1876一1966），浙江杭州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发出“5·1”号召，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陈叔通从上海赴香港，转往解放区。到了石家庄后，陈叔通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同志。他惊异地看到这些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是那样平易可亲，热情待人，和一般干部没有不同，见到他就如家人一样，尊称他为叔老，问暖嘘寒，对他长途跋涉非常关怀，并称赞他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毛泽东对他说：“叔老，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陈叔通说：“我没有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中央领导同志对许多重要的大事，都亲切地向他征求意见。陈叔通每次都为他们的真心实意所感动。毛泽东曾对他说，“你是清朝的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见多识广，你的经验是很宝贵的。”
毛泽东除了会议时征求陈叔通意见外，还不时请他到自己家里叙谈。陈叔通曾对人说过，他看到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毛主席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受亿万人民爱戴的领袖。他和蔼可亲，在他面前感到同家里人谈话一样。陈叔通每次约定时间去拜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大多在门口等候；他出门时，毛泽东总是亲自为他打开汽车门，照顾上车，然后关上车门，待车走远了，他还看到毛泽东在招手。毛泽东经常同他商谈国家大事，听取他的意见，多数是赞扬的。也有一次，毛泽东听了陈叔通的话，沉吟不语，陈叔通就想自己是否说错了，但他知道毛泽东喜欢他直言无讳。所以，陈叔通心里有话总是向毛泽东申述，知道他不但不会见怪，还可得到他的教益。例如，在大跃进时期，陈叔通看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就曾向毛泽东反映说，是“稳步前进好呢，还是急躁冒进好？”又如，他对毛泽东说“矫枉必须过正”的提法值得研究。在1957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他又指出这个问题。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当时说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的损失大？”在反右扩大化时，陈叔通又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向毛泽东倾吐自己的忧心。毛泽东耐心地分析形势，指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陈叔通听后，回家写了一个条幅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一时传为佳话。
陈叔通不仅同毛泽东商讨国家大事，而且还经常谈诗论画。他赞美毛泽东的诗词书法都表现了伟大的气魄，非常钦仰。他也和毛泽东观摩一些文物，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谈。长时期来，工商界尊重的有两位老人，一位就是陈叔通，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任之)主委。毛泽东有时写给他们两位的信，信封上如果写“陈叔老、黄任老”，那在信中开头就写“任之、叔通”，反之，也是如此。陈叔通对此很感动，认为毛泽东日理万机，对于称呼的前后排列这样的小事，还是考虑得这样周到。对于土地改革，有些老人想不通，但叔老非常拥护，他向毛泽东提出，也要参加土改。毛泽东劝他下部队住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生活，也是一样。但他总是以未能参加土改为遗憾。《中国建设》杂志印尼版请叔老写一篇新中国成就的文章，他用了“敢教日月换新天”为题，对土改的重要性大为赞扬。
（四）“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1878一1965)，字任之，上海川沙人。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45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长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遁、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主席之邀，飞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