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张元济应毛泽东的邀请，由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陪同，和主席同游天坛。一路上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主席请张元济坐在身边，询问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毛主席听了，爽朗大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但也流了不少血，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他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商务印书馆的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
10月11日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共进晚餐的有陈毅、粟裕等。饭后，毛主席不断提问，征求意见。张元济建议，为使下情上达，报纸应多刊载有真实姓名、地址的读者来信，广开言路。毛主席说可以先辟一个专栏做榜样。当张元济提到内战连年，国穷民艰，为使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时，毛主席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1950年10月，张元济闻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4次写信给毛主席，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以及《涵芬楼烬余书录》一书。诗中写出了他对西藏解放的喜悦之情。1951年7月30日，毛泽东复信称赞“《积雪西陲》一诗甚好”。同年9月5日，毛主席又复信张元济，说：“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这是毛主席对张元济两篇诗作的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10来次。
1958年春天，周恩来到上海视察，特去华东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这时张元济已经神志恍惚。周恩来站在病榻旁说：“我是周恩来。”他微微挪动一下身子，点头表示认识，片刻，用低微的声音说：“毛主席好。”周恩来欠下身子，对他说：“主席很好，特托我来探望你。”他脸上流露出欣慰的神情。下一年8月，张元济便与世长辞了。
张元济先生对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以及他忧国忧民、积极议政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二）你的“太极拳”打得很准
李四光的孩子李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我父亲生前从事地质科学研究，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当然不仅仅是对我父亲的亲切关怀，而且是对广大科研人员的亲切关怀。毛主席的谆谆教诲，我父亲都铭记心中。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同我们谈起毛主席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关心和对科研人员的鼓励，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记得1952年的一天，毛主席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我父亲。那天，我父亲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主席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父亲说：“主席问我‘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这使我父亲非常感动。毛主席这样博学多闻，这样地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我们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我父亲努力研究地质力学增添了无穷力量。
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关心我国的石油远景，曾询问我父亲有关天然石油的远景。当时，为了探明我国天然石油，我父亲和地质部广大干部、科技人员一起，开始了大规模石油普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组织石油大会战，以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终于在我国找到了大油田。1959年，大庆油田出油了。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考验，毛主席把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
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有一天，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我父亲，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我父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毛主席在里面。当时，我父亲又高兴，又以为服务员转告错了。他带着歉意地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毛主席健步走过来，紧握住我父亲的手，亲切地说没有走错，还风趣地说我父亲的太极拳打得很准。我父亲一时没有理解主席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主席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咧。”这时，我父亲才理解毛主席的话是对我父亲和大家一起根据地质力学理论，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赞扬，激励着我父亲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毛主席一向重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毛主席邀请竺可桢、钱学森同志和我父亲到他老人家那里，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地交谈了好几个小时。我父亲告诉我：“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了解得透彻入微。毛主席的卧室有大量经典着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交谈中涉及的领域很广。毛主席热忱希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献计出力。正是在毛主席的热情关怀下，我国天文、地质、尖端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
1964年，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父亲。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主席邀请我父亲一起看豫剧《朝阳沟》，并要我父亲坐在他身旁，边看边交谈。毛主席在谈到石油问题时，高度评价了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我父亲对我说：“在找油方面我们刚刚迈出了一步，毛主席就这么热情鼓励我们，还通过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启发教育我们要深入实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道路。”我发现每当我父亲看到和毛主席在一起的那帧照片时，他的心情就非常激动，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鼓舞着他百折不回地为努力发展地质力学，为走出一条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而奋斗不息。
1969年5月19日，毛主席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学习的来自全国各地的1万多名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参加接见。当毛主席见到我父亲时，他温暖的巨手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拉着我父亲和他老人家一起走。接见结束后，毛主席又请我父亲到一个休息室里，就天文、地质、天体起源等方面的科学问题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还要我父亲写的书，给他收集点资料，并谦逊地说：“我不懂英文，最好给我找点中文的。”我父亲回来后对我说：“主席工作很忙，还要看我的书和其他资料。资料倒挺多，但都是大本大本的，有的很烦琐，还有许多是外文的。”为了少花费毛主席的时间，我父亲决心整理一份材料，力求把地质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包括进去，力求多用图片，少写文字。1970年，我父亲写完了《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敬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历来重视地质工作，多次指示地质工作要走在前头。地质部门是个侦察部门——地下情况的侦察部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都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5年、一个10年为国家建设准备好矿产资源。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地指出了地质工作的性质和地质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战斗任务。周总理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1955年，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逐步发展又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所。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从事地质工作的工人、科技人员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于实践，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使地质力学在找油、找矿、预报地震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这些成绩，毛主席、周总理都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赞扬。
（三）不要怕，要坚持真理
遗传学家谈家祯在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追忆了他同毛泽东的交往，并深情地谈到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怀。
在毛主席诞辰90周年的时候，回忆毛主席生前对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怀，追忆他老人家对我的亲切教导和殷切期望，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老人家几次接见时对我的谈话，我是永远忘不了的；毛主席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广大科学家和全中国人民是永远忘不了的。
毛主席在世时，十分关心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是在老人家的直接关怀下发展起来的。我是多年从事遗传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建国以来遗传学的发展过程，我可以说：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也就没有中国遗传学的今天。
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摩尔根遗传学受到了批判，正统的遗传学被贴上“反动”的标签，我在复旦大学不能开设遗传学课程，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是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1956年夏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者各抒己见，取长补短。不久后，我在怀仁堂向主席汇报了青岛会上的情况，老人家一边注意地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说：“应该取长补短。”并鼓励我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以后，主席多次询问我遗传学发展的情况。当他老人家了解到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就用坚定的口气对我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就是在主席晚年病重期间，他也很关心遗传学研究。1974年冬，他老人家特意嘱托王震同志在路过上海时捎带个口信，关切地询问我：“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的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还是正确的嘛！”还鼓励我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遗传学的研究。
毛主席关心科学事业，对科学家的成长和进步更是关怀备至。主席生前曾同好多科学家交上了朋友，关心他们的科研，也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记得我第二次见到主席时，他老人家紧握着我的手说：“谈先生，老朋友啦！”
毛主席在世时，经常同科学家一起商讨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并鼓励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要好好地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建立密切的联系。1958年初，主席派他的专机把我和周谷城、赵超构三人接到杭州，在西湖边的一所水木明瑟的庭园里，亲切地接见了我们。
那天，皓月当空，主席和我们三人相对而坐，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好多。主席又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一直到凌晨2点多钟。主席披着大衣，走过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把我们送到门口。周、赵两位是搞社会科学的，我是搞自然科学的。我想，这次会见，充满着主席的期望，他希望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结成巩固的联盟，以推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中国，遗传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当年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这实际上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在遗传学中，DNA、基因、染色体、细胞核和核外遗传物质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基因是生物体本身传下来的内在根据，而表现出来的性状，是在各种外部条件和生物体本身的“相互作用”中才实现的。这正是毛主席着作《矛盾论》中有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精辟论述在遗传学中的具体体现。我当时虽失去了开课教学的权利，但我学了《矛盾论》，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后来在毛主席接见我时，我把这个体会告诉了主席，他老人家鼓励我说：“不要怕，要坚持真理。”
毛主席曾勉励过许多科学家要学点哲学，学点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去指导科学研究。因为马列主义真理本身是从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成果中总结出来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和文化知识的高度理论概括。如果掌握了马列主义、自觉运用了马列主义，就能更好地指导科研。在研究中，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解决各项具体问题。那年，毛主席对我们三人的谈话时反复说：“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今天，我们要从四化建设出发，研究工农业生产、医学卫生和国防建设等众多方面提出的问题，面向社会主义建设。
（四）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毛泽东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写道：“《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着名诗人臧克家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对毛主席关怀诗歌的发展作了生动的描述。他深情地写道：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深深地怀念毛主席，亲切地回忆起20年前亲聆他老人家就诗歌问题教诲我的动人情景。
毛主席对于诗歌，历来重视。1975年，在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中，也特别提到了诗。毛主席工作繁重，夜以继日，1957年还抽出时间叫我去专门谈诗，达2小时之久。这就足以说明他对诗歌创作的重视和关怀。当毛主席从我的汇报中知道《诗刊》就要创刊时，表示高兴。毛主席说：“最近写了一些东西，《文汇报》向我要，正在考虑。”我恳请给《诗刊》发表。毛主席抬头仰望了一下，似乎在做决定，然后说：“好吧，就给你们。这不仅是对《诗刊》，而是对诗歌创作的一个伟大的支持力量！”那时，纸张困难，为了争取份数，我们和当时文化部的一个负责同志争得面红耳赤。我向毛主席报告：“纸张困难，《诗刊》只印10000份，太少呀！”毛主席反问：“你看印多少？”我说：“50000份。”毛主席说：“好，我答应你们印50000份。”看，毛主席充分估计的是诗歌的意义和影响，而不仅仅是纸张。以后，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信，附上传抄的一些诗词，毛主席马上回了信，并在抄稿上亲笔改正了几个错字。信上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从这12个字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多么丰富、多么深刻、多么激动心胸的重大意义呵！它庄严而简要，朴素又亲切！事隔10多年，毛主席又批准《诗刊》复刊。毛主席胸中装着整个世界，但始终没有忘记诗！今天，我流着眼泪回忆毛主席的教导，深深怀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还记得，当毛主席送我出了客厅的大门时，还高举大手道别，说：“把你的作品送给我一份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