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伟大方针，同时很重视实际贯彻执行的情况。在谈话时，毛主席说：“百花齐放了，像王统照这样一些老作家都发表作品了，这很好！”毛主席胸怀多宽，视野多广呵，为了革命，为了革命文艺的发展，毛主席破土、栽花，还注意它的开放。而王张江姚“四人帮”，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打击革命文艺作家，摧残、迫害革命诗人，对于满怀激情，愿以西天红霞为文艺铺锦的老年文艺战士，一概压之、打之，置于死地——至少是无用之地而后已！毛主席的这封信，毛主席的谈话，和“四人帮”对革命文艺的摧残与破坏，是何等鲜明的对立！
毛主席很重视民歌。1958年大跃进，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号召下，民歌汪洋浩瀚，起了很大很好的鼓舞作用。毛主席谈文艺问题时，很强调民歌，说：“民歌，由四言，发展为五言，最近七言的又多起来了。”联系到在民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教导，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民歌是如何的重视！而江青却与毛主席大唱反调，她讨厌民歌，诬蔑民歌是庸俗、落后、色情。她的思想、感情，她的文艺观，和工农兵是极端敌对的。
毛主席自己是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写作的，并说：“我常用小令一类词牌子写点词，像工具，用熟了。”毛主席自己写旧体诗、词，但告诫我们：“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这几句教导，摆好了新、旧诗的关系及其作用，不以个人爱好为标准。
诗的好坏不在于形式的新旧。毛主席运用的是旧诗的表现形式，字里行间呼啸着时代风云，响动着战斗雷霆，形式上有所突破，内容上完全创新。万人捧颂，千古传诵，像叶帅、郭老，像朱总、董老、陈毅等同志，也都以旧体诗词着称。
但旧体诗词确如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时常看到一些青年同志写一些形似旧体而不合格律的旧诗、词，号称“解放体”，实在应该听从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地去写新诗为好。
毛主席对新诗的缺点和要求也提出了重要意见：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毛主席并且提议：可以搞一本“新诗韵”——专为写新诗用韵较宽的韵书。毛主席对诗歌创作的这三点要求，我一再学习，觉得十分重要。我们从事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同志，应该认真体会，运用到创作、评论的实践中去。这是关系到创造民族形式的大问题。
毛主席对古典诗歌，有自己的喜爱。我们知道，毛主席常引用一些在政治上有进步意义的诗句，像龚定庵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毛主席也有个人特别喜爱的古代诗人。在谈话当中，对唐代两个大诗人——李白、杜甫，比较起来，毛主席更欣赏李白。但对杜甫还是肯定的，在成都“杜甫草堂”的纪念簿上题了“政治诗”三个字。毛主席说：“他们给我弄了一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关于李攀龙，我略知一点情况，对他的作品没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口音我听不清楚，连问两三遍才明白了。毛主席论诗，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四人帮”对古典文艺，破坏毛主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一律视为封建毒素，成为民族遗产的罪人。
毛主席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里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读了这些话，我们感动极了。它真挚又谦逊。毛主席写诗，严格认真，千锤百炼，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例子太多，像“跃上葱茏四百旋”，“旋”原作“盘”。“金沙浪拍悬崖暖”，后来又将“浪”改为“水”，“悬”改为“云”。为了总结伟大斗争经验，为了抒发无产阶级革命豪情，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在马背上，在圣地延安，在首都北京，写下多少时代风雷般的诗篇，但毛主席从来没想到发表，所以有不少已经散失了。有些老同志还可以背出一些残句。多可惜啊，多大的损失啊。毛主席不耻下问，哪怕是一个句子，一个字，小至一个标点符号，意见合理，毛主席一定听从采用。就举两个字作例子吧。就在这封信发表不久，北京大学的一个同学给毛主席写信说：“遗”字，应该作“贻”。毛主席同意了，还特别对《诗刊》编辑部打了招呼。见面的时候，我请教毛主席“原驰腊象”的“腊”字应该怎么讲？毛主席马上和蔼地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如果作‘蜡’比较好讲，‘蜡象’正可与上面的‘银蛇’映对。”毛主席点头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1964年元旦《毛主席诗词》正式出版之前，毛主席亲笔开列名单，让一些同志提提意见。有三篇作品，大家建议暂不收入集中，毛主席同意了。毛主席这种严格、认真、诚挚、朴实，尊重群众意见的伟大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不但对文艺、诗歌创作的人，对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是崇高的榜样。
毛主席在这封信里，在谈话当中，没有涉及诗人应如何深入斗争生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但在这方面，毛主席早有指示，而且在见面交谈时，一开头就问：“你看，在几百年、几千年后，全世界革命成功之后，还有没有斗争？”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双眼朝天，回答毛主席：“我没想过这问题，您看呢？”毛主席说：“我看，还有，不过，那时不用枪杆，用笔杆，阵地在墙上。”这一开头，真像一个霹雳。毛主席想的是阶级斗争，是革命。毛主席心中不但装着今日的世界，而且装着千百年后的世界，文艺工作者，诗歌创作者，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还用多说吗？
当面受到毛主席的教导，先后接到毛主席给我们的富有重大意义的几封信，转眼已经多少年过去了。当年毛主席召我去谈话的每句话，都深深刻印在我的心板上，永不磨灭。连亲切的声音笑貌，也栩栩如生……
（五）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解放后，毛泽东复信周世钊说：“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着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周世钊(1897一1976)，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解放后任湖南省第一师范校长、省教育厅厅长，20世纪60年代初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主任委员。解放后，他与毛泽东信件来往颇多，并有诗词唱和。
1913年，毛泽东考入了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并结识了同班同学周世钊。1914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俩仍在同班学习。随着交往的频繁和深入，他们之间的情感日益加深。
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面对残酷的现实，毛泽东和周世钊心焦如焚，他们立志，要为救国救民作出贡献。他们充分利用第一师范良好的学习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顽强刻苦地锻炼身体，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热心社会活动。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他们积极组织学友会，举办工人夜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组织新民学会，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1917年，湖南第一师范学生会改选，毛泽东被选为学生会总务(主席)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被选为文学部部长。他们并肩战斗，密切合作。虽然他们个性不同：毛泽东好学不倦，善于钻研，克己宽人，治学严谨，言行一致，同时毛泽东还非常富于反抗精神和非凡的胆识与机智，有一种特殊的领导和创造才能，具有一种超凡的魅力；而周世钊则为人温和敦厚，诗人赤诚，他顽强好学，在文学和诗词方面造诣颇深。他们都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1917年7月，全校组织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当时学校共有12个班，575人，毛泽东与周世钊都在第八班。选举结果，全校有34人当选。第一名是毛泽东，获49票；第二名是周世钊，获47票。超过40票的只有毛、周两人。
1918年，毛泽东和周世钊从第一师范毕业了。五年半的交往、深厚的情谊已使他们难舍难分。之后周世钊在王季范的帮助下，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国文，毛泽东则到北京、上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之事。
1919年4月，毛泽东突然来到修业小学找到了周世钊。友人相见，格外激动，周世钊问毛泽东：“你现在住哪里？”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无家可归。”周世钊二话没说便邀请毛泽东住到他那里。他还告诉毛泽东，修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泽东愿意教这几课，对于工作并无妨碍。在周世钊的帮助下，毛泽东住进了修业小学，并承担了高小部的历史课教学任务。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教的历史课，结合现实，启发学生们的爱国思想，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利用教课之余，毛泽东在修业小学创办《湘江评论》，积极领导长沙的“五四”运动。周世钊就住在毛泽东的隔壁，深夜醒来，常常从壁缝中见到毛泽东房里的灯光，那是毛泽东在为《湘江评论》写稿呢。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周世钊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革命活动。1959年，周世钊重游修业小学，感慨万分，他激动地写道：
爱雨喜重游，重上东楼。卅年前事到心头。五四风云筹策地，胜迹长留。破碎叹金瓯，烟瘴谁收？独将大论正沉浮。要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州。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和周世钊还指导小学办起了《小学生》。1919年春，周世钊帮助高小二年级的学生成立了图书馆，并指导他们购买了一些白话书刊。他和毛泽东一道还帮助学生们出壁报。学生们竟然也谈论起天下大事来了。11月中旬，长沙《大公报》向全社会介绍了《小学生》，指出：“全国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说话的能力，那社会就有点生机了。昨天我看见一张修业小学出刊的《小学生》报，小学生也说起话来了，难怪他们的先生大加奖励。我希望他们声大而远传。”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周世钊的生活非常清苦，但那时他们的友谊却反而更加纯挚笃诚了。冬寒季节，寒冷刺骨时，他们就同床共睡。他们同床同“梦”：要改造中国与世界，打到列强，打倒军阀，救中国。
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有一封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长达2000余字。信中写道：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父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了。
我们是脱离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作。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不是随便无意地放任地去准备，实在要有意地有组织地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岁)发生较大的效果。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1920年6月28日，周世钊致信毛泽东，劝他返回湖南：“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树，弟也主张兄回省，其理由如下……”
古人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此来形容毛泽东与周世钊之间的情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1927年，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周世钊则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一别23年，两人天各一方，“九州明月系离肠”。周世钊无时无刻不惦记毛泽东，当毛泽东在延安、重庆时，他都冒着风险致函问候。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他又马上致函毛泽东，毛泽东也给他回了电，说道：“迭接电示，又得9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着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听到毛泽东的称赞，周世钊欢欣鼓舞，逢人便说：毛润之称我“骏骨未凋，尚有生气”。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邀周世钊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9月28日，恰逢中秋佳节，月光如水，桂花飘香，面对此情此景，周世钊感慨万分，他激动地说道：
露重香浓桂正花，中秋奉命发长沙。
歌盈江市人难静，梦醒湖乡月欲斜。
三十年前亲矩范，数千里外向京华。
鲰生垂老逢嘉庆，喜见车书共一家。
29日清晨，车到许昌，周世钊又吟诗一首《五律，过许昌》：
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
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
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
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不久，周世钊将此诗赠给毛泽东。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信中写道：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暂时不出国，你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5日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突如其来的事实，令周世钊思绪万千。10月17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叙述了自己复杂的心情。25日，毛泽东回信给周世钊，信中这样写道：“赐书收到。10月17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这封信给周世钊以很大鼓舞，激励他信心百倍地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
1961年，为了抒发对湖南故乡和友人的怀念，毛泽东又写道：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