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对我的教导，不仅在有关历史的方面。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方面的辩论。我因不满于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着作，曾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文章刚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杂志社告诉我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我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这件事主席老早就知道了。有一次他在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到了上海，正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准备吃晚饭之前，把我召去。我同各位打了招呼之后，主席手拿一本《新建设》杂志，对我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我说：“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
主席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我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主席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我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
主席说：“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我说：“我没有看见。”
主席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后来果然有人寄来了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地方，都是引了我的话的。因此我参加辩论的勇气也稍为大一点。那次和主席见面时，主席还一再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吃饭的时候到了。主席站起来很风趣地说：“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我于是坐在主席的右手旁边。席间我曾乘便向主席汇报一件旧事说：“在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大学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主席沉默了一会儿，说：“嗳，90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意思即很早的时候我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我听了，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后来《人民日报》上又有我的一篇文章，题目仍是《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主席见了很感兴趣，并用长途电话把我叫到北京中南海。电话是上海市委转达的，去北京的飞机票也是市委准备的。到了中南海，只讲得几句话，主席就把话题转到逻辑问题上，他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我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主席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我说：“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
主席说：“懂不懂，当然也有人感觉得是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主席在逻辑辩论方面对我这样关怀、照顾、支持、鼓舞，但有两件事我始终没有完成主席的指示，至今心里还很不安。一是主席曾对我说过：“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主席虽没有要我一定这样做，但毕竟对我这样讲了。我如果有积极的研究精神的话，应该努力实现主席的期望，然而没有做！二是主席曾对我说过：“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这件事本应由我同书局合作，但我从未积极活动过。后来北京出版方面有信来，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要出版了，目录也寄来了。我看目录，只是几篇辩论文章，不是大部丛书。分量缩小了，按语式的导言还要不要呢？我不能决定，于是向主席写信请示。主席回信说：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着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读了毛主席来信，我又一次深为感动。主席对逻辑问题的争论不愿意发表意见，正是为了让大家继续开展争鸣。这说明主席对争鸣的支持，他考虑问题是多么周详啊！
在文学方面，主席对我的教导也是很多的。1961年“五一”节，主席来到了上海，我同上海各界，其中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人，在锦江饭店楼下见了主席，我同主席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曹荻秋同志也在座。这次谈话大家都很自然，无拘无束。主席曾详细地问到周信芳的年龄，又问到沈体兰的年龄。大家汇报的都是生活琐事，主席却非常爱听。这天晚上，大约11点钟左右，我在家里已经睡了，忽接报馆记者的电话，要我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以欢迎主席。我坚决推谢，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我说：“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后来因推辞不了，勉强写了一首，题目叫“五一节进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主席见了这首词后，便打电话召我。5月3日下午3时，我到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坐在客厅里看报。我一人走进客厅，主席起来第一句话即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我说：“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主席说：“总怕不止一首。”意思就是说我也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我随即转述我对记者说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主席笑着说：“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意思即也不那么内行，完全是谦虚之意。
我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主席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我说：“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主席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谈至此，我又向主席转述别人的意见，专讲字义，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主席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我于是进一步解除顾虑，以说笑话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我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根据，但主席仍微笑着，没有说我荒唐。我更进一步笑着说：“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主席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我又笑着说：“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
已是6点钟了，我同主席的谈话还没有完，后来转而谈政治。我偶然提及了邓演达先生，主席随即问我：“你认识邓？”我说：“我认识。”主席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谈至此，主席同我在一个小桌子上吃晚饭。饭后，我即告辞回家，主席一直把我送到汽车上。
这是1961年5月的事，到1965年，我又在上海西郊一个旧式的别墅里见了主席。我一进门，主席即起而笑着说：“又碰到了。”“又碰到了”这几个字，是主席每次见到我的时候第一句常用的话，这次在座的，有陈丕显同志。我同主席握手问好之后，随即转入畅谈。谈话的范围真够广了，谈到哲学史，主席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我说：“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主席又谈到：“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主席学问渊博，对古今中外文、史、哲等都有兴趣。关于旧体诗，我们谈到了李商隐，我当即忘乎所以，随便把李商隐的一首七言律诗，用湖南腔调哼起来，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把五六两句哼了几遍，七八两句居然哼不出来。主席知我已忘记了，便笑着，自己代我念出，曰：“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主席念出时，我又跟着他的后面哼，一时心情舒畅，超出寻常。万万料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这一次后，除了听过主席一次讲话录音外，再没有机会亲聆他的教益了！
1976年9月9日，主席即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我在复旦校园，同大家一道排着长队，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大礼堂主席遗像前走去时，所见左右前后，男女老少，无不痛哭流泪，我自己眼里也是珠泪盈盈。当晚深夜，因不能睡，即作《哀悼毛主席》七律一首，曰：
秋深日午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
抢地吁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
五洲魑魅魔还在，百国工农恨未消。
且化悲哀为力量，继承遗志夺高标。
（八）给白石老人送寿礼
齐白石(1864一1957)，湖南湘潭人，着名画家。建国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1949年1月北京解放了，86岁高龄的齐白石开始了新生。隔年夏天，齐白石应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叙谈，并品茶赏花，共进晚餐。因为都是湘潭人，口音一致，每句话都听得十分真切，毛泽东还亲自为齐白石夹菜敬酒。之后，齐白石为了感谢毛泽东的款待，便将自己用了半个世纪的石砚及自己最好的作品——一幅立轴《鹰》和一副对联送给毛泽东。
1952年，齐白石和不少着名画家为了表达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联名共作了一幅闻名遐迩的国画《普天同庆》，送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于同年10月5日回书一封，信中写道：“白石先生：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1953年白石老人90大寿，又荣获“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毛泽东特意送上4件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的长锋纯羊毫书画笔、一苗东北野参和一架鹿茸。白石老人十分激动，后书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齐白石晚年唯一的愿望是活到120岁，用自己在艺术上的辛勤耕耘来报答人民和领袖。1957年，95岁高龄的老人重病缠身，毛主席劝他从心所欲，静屋休养，还派秘书多次探望。白石老人希望自己康复之后，能与毛主席合拍一张相。弥留之际，老人留下遗言：将自己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献给毛泽东主席。
（九）为李苦禅排忧解难
画家李苦禅(又名李英杰)是早年勤工俭学会时毛泽东的同学。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画家李苦禅激动得流下了幸福的热泪。他的朋友、学生兴奋地对他说：“李先生，天高任鸟飞，您该画展翅飞翔的雄鹰啦！”
是啊，李苦禅画了大半辈子鹰，只画过一次展翅飞翔的，那还是当年在光岳楼为王子平武师画的。但当他步入社会之后，就开始忧国忧民，痛恨那压制人才，毁灭艺术的腐朽社会所投下的罗网。他像胸怀壮志，栖于松石之上的雄鹰，日夜盼望着腾飞的一天！
然而，就在这时，一夜寒风吹落了他心头的千树梨花。有人剥夺了李苦禅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讲课权利，先是把专职教授改为兼任教授，规定苦禅每星期只能讲两个小时课，其余的时间指派他到陶瓷工作间，在茶壶、茶碗上画画。从此，他开始了“半工半教”的生涯。
后来，他又被调离教师队伍，分配到工会干起看门、卖戏票这一类与绘画艺术毫不相干的杂务。
他每月只能领取12元的生活费，寒暑假分文不给。这是苦禅万万想不到的，他眼含热泪，仰望苍天，喃喃自语：“吃人的旧社会被推翻了，可人间还有不平事啊……”
苦禅越想越烦闷，越想越不是滋味，他一把抄起床底下的酒瓶子，脖子一仰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
苦禅喝了大半瓶子白酒，顿觉头晕目眩。突然，他像发了疯似的冲到画案前，铺好毛边纸，提笔蘸墨，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
润之先生：
余乃昔日勤工俭学会之李英杰也，尝与君同工同读。今有不平之事，激愤陈词于下……
写到此处，苦禅一把抓起宣纸，扯个粉碎。他心里埋怨着自己，没出息！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套同学关系干什么？俺评的是理。
苦禅又抄起酒瓶子喝了一大口，定了定神，猛地提起毛笔一阵狂风般地写起了怀素大草。他那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和怒火淋漓尽致地从笔端倾泻出来，转眼间五张宣纸落满墨痕。署名时没写李英杰，而依旧写李苦禅。
信写完了，他用糨糊把五张毛边纸接到一起，叠起来，又用牛皮纸糊了个大信封装进去。他在信封上写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生收”几个大字，最后从旧信封上揭下一张废邮票贴上了。苦禅借着一股酒劲儿，拿上信，出了门，径直送到邮政局信发出去之后，酒劲也醒过来了，心里直扑腾。一气之下，他也不知道都写了些什么，只隐约记得那封信写得很生硬。什么“余乃堂堂教授却被无理剥夺授课之权利”啦，什么“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啦，言辞、口气均有不慎之处，但那却是没有任何夹带藏掖的肺腑之言。1950年8月26日，中央美院徐悲鸿院长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顺颂
教祺！
毛泽东
徐悲鸿接到毛泽东来信的没几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带领下，来到大哑巴胡同甲二号，会见了李苦禅教授。
苦禅听说毛泽东派秘书来看自己，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田家英文质彬彬，下身穿一条灰布裤子，上身穿一件本色绸子短袖衣，一进门就亲切地说：“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苦禅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俺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李苦禅、田家英、王朝闻在一起谈了很久，眼瞅着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李苦禅的夫人李慧文下班回来，听说毛主席派秘书来看苦禅，不禁喜出望外，她连连说着感谢的话。李苦禅豪爽地说：“老田，今天中午别走了，在俺家吃饭。”
田家英为人很随和，又见苦禅实心实意，于是微笑着说：“既然李教授挽留，今天就在你家吃了！”
李慧文听了，偷偷向李苦禅打了个手势，指了指桌子底下的空口袋。苦禅这才记起，今天早晨就把棒子面吃光了，这可如何是好？总不能再把人家赶跑吧，李苦禅这个一贯讲义气、重信用的山东大汉，急得额头上渗出一层汗珠子。
王朝闻很了解李苦禅的家境，又见他面带窘相，心里早已明白了八九分。他连忙解围说：“苦禅，你就不用现做饭了，我家有现成的饺子，都到我那儿去吃吧！”李苦禅那颗七上八下的心这才平静下来。
田家英走后不久，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工资也由原来的12元一下子涨到62元。建国后将近一年，苦禅才真正开始新的艺术生涯。
三、建设民族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