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大海般宽阔的胸怀，使彭德怀深为感动。正因为毛泽东将自己的儿子当作千千万万为革命而牺牲的普通烈士中的一员，所以他没有失声的痛哭，没有失去理智的哀恸，他以博大的胸怀、强者的姿态，跨越了这道老年丧子的情感藩篱，他将对儿子的爱完全倾注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上。作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领袖，有多少事需要他去领导和决策——同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作斗争；解放沿海岛屿，清匪剿霸，和平解放西藏，稳定物价，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政权，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毛泽东将因儿子牺牲的悲痛化为力量和智慧，指导和运筹抗美援朝战争。自岸英牺牲后，志愿军又进行了4次大的战役，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五战五捷，将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附近，根本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形势。在五大战役中，毛泽东根据与美军作战的特点，创造了“零敲牛皮糖”等多种战略战术，使得美军的地面战争陷于彻底失败的境地，不得不进行谈判。其后又经过两年的“打”，“谈”结合的斗争，1953年7月，终于取得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对毛泽东最大的慰藉，岸英的牺牲是值得的，它使得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它换来了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环境。毛泽东以强者的姿态和广阔的胸怀跨越了这道情感的障碍，他还要帮助自己的儿媳解脱这噩耗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走出这人生的逆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悲痛，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刚刚新婚一年的儿媳刘松林，怕她受不了这种打击，也为了让她安心完成学业。但是，岁月无情，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他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如何让她经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毛泽东费尽心机地向松林讲述革命先烈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事迹，讲述他家的5位亲人为革命献身的情景。尽管如此，当毛泽东将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时，刚刚20岁出头的刘松林经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悲痛万分。毛泽东极力劝慰她说：“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牺牲。’他还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从此，毛泽东对刘松林格外疼爱，时常过问她的衣食住行，并鼓励她去苏联留学，后又支持她转学国内。每次通信总称她为“娃”、“亲爱的思齐儿”。这对刘松林的精神是个极大的安慰，她克服了巨大的感情悲痛，完成了学业。
为了能寄托哀思，刘松林曾请求父亲将岸英的遗体迁回国来，毛泽东却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但是，为了能抚平松林心灵的创伤，了却她的心愿，1959年，毛泽东同意松林的请求，亲自出路费，安排邵华陪同松林到朝鲜为岸英扫墓。毛岸英烈士与100多名中华儿女安息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一片秀美山林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前排正中间，一块墓碑上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背面刻着毛岸英的生平，其中有“毛岸英……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的字句。这块墓碑远远超出了普通墓碑的意义。
毛泽东不仅在生活学习上关怀松林，还特别关心她的个人问题，愿她早日成家，重新组织美满家庭。1957年，松林从苏联留学回国，毛泽东正式向她谈起这件事，并写信要她听劝，下决心结婚。毛泽东亲自为她介绍了两人，但都没成功。1962年，在毛泽东的极力促成下，刘松林终于建立了新的家庭。毛泽东了却了因岸英牺牲后最大的一桩心事，他也坚强地走过了这段坎坷的人生之路。
（三）毛泽东最能受委屈
毛泽东的一生，功绩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是正确路线最杰出的代表，但他也是被全党逐渐认识的。而在1935年前，他则受过极不公正的对待。下面让我们看看他自己在一次讲话中对这些往事的回顾。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我当个候补代表。这是毛泽东较早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原因主要是在农民问题上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
毛泽东接着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20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切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期)、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为此，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心情，他说：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毛泽东又谈到了他受排挤，遭打击的原因，他说：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来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
毛泽东还说：对我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毛泽东对那些对他不正确的批评和处分采取什么态度呢？他说：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我承认的。
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举行秋收暴动后，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他以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首创精神，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以及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党组织，整顿了起义部队，开辟了第一块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一直积极设法和湖南省委和党中央联系，但他代表前委写的许多报告和信件，上级都没能及时收到。正当井冈山根据地在健康向前发展的时候，在1928年3月，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传到了井冈山。由于在这之前的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也就是毛泽东正在井冈山开创根据地、恢复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国际代表的意见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党委会议修改审定)和《政治纪律决议案》等文件，标志着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问题上与这条路线有分歧。其一，在革命性质上，毛泽东主张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豪绅地主阶级，“左”倾路线认为应该反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其二，在革命形势问题上，毛泽东认为革命处于低潮，而“左”倾路线则认为是高潮，强调实行盲目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去执行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其三，在革命道路上，毛泽东主张以农村根据地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而“左”倾路线则强调在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否认农村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由于以上分歧，在上海召开的这次中央临时政治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指责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因而给予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并撤销毛泽东、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的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而且特别指责毛泽东应对湖南省委的“错误”“负严重责任”，并“开除”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决议案原文是：“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中央在1927年12月31日，又致信指示湖南省委要求：“按实际需要决定该部(指毛泽东部)工作计划”，“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根据中央指示，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派其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这位周鲁到井冈山后，既不调查，也不研究，强行推行盲动主义路线。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横加指责。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还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另成立师委。周鲁还轻率地把临时中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央八大预备会上所讲的“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一段话的由来。成立师委后，由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任师长。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师委只能管军队中党的工作，对地方党不能过问，边界共产党组织的领导顿失中心，许多地方各自为政。直到1928年4月，朱德、陈毅来到了井冈山，带来了中央的正式文件，才作了纠正，“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
事后证明，对毛泽东的指责，对他的处分是主观主义的，是没有道理的。而毛泽东选择的道路，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则是正确的。毛泽东“落选”很多党史书上都谈到：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了福建龙岩城，消灭地方军阀陈国辉部后，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于6月下旬，在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准备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红四军党内领导者之间在创建根据地和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出现的认识上的分歧。这次大会不但没有实现毛泽东的想法，没有在正确路线上统一认识。而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话题一转，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法；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这样正确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批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而片面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这些意见表现了陈毅当时的思想水平，在很多问题上认识是很模糊的。陈毅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毛泽东听了陈毅的话后，重申了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又说：“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后来，在会议结束的选举上，居然把毛泽东选了下来，大多数人选举陈毅当前委书记。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上杭县蛟河帮助地方工作。陈毅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后来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真心诚意地希望毛泽东再回到红四军工作。1929年12月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着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1929年和1930年革命又走向复兴，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先是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进行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毛泽东从来不赞成“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当然更不会同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脱离实际的冒险计划。因而一再遭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批评和责难。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案中，指责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6月1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更严厉地批评红四军前委“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错误”。
1930年8月，中央派周以粟来到江西苏区，要求红军攻打武汉。毛泽东认为红军根本没有这个力量，不赞成中央决定，周以粟就批评毛泽东是机会主义，从此“机会主义”这顶帽子就一直戴在毛泽东头上。陈毅曾这样对毛泽东说：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一个风潮。将来中央搬来了，就怕要推翻你。1931年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由于来了不少中央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没有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建设的实践经验，又以中央的左倾思想来指导工作，自然在中央苏区党内引起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