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作者无不知道，发挥积极因素和克服消极因素不可偏废，在创造教育也不例外。那在创造教育，什么是消极因素？本文回答这问题并指出趋避方向。奥斯本在这一领域的声誉，读者已耳熟，本文从他的《应用想象力》译出，原为此书的第四章。
(一)趋向瘫痪创造力的因素
由于评论面对一个陌生的问题或者一个新观念时、一种消极反应的破坏性效果，L.L.瑟斯顿博士指出任何一个新观念，实际上都可能被直接而合乎逻辑地当作坏观念。他继续说：“有时，这样地提出的证据是那样地服人，以致人们撇开所提观念的任何补充检验。然而，即使这种消极态度是由某种高智力形成的，它的结果也很少可能是创造性的”。
一般，我们的思维机制由两种成分组成：1.判断，是它在分析、比较和选择；2.创造精神，是它在检验、预测和使观念产生。判断，可以有助于把想象力维持在正确的方向上；想象力，则有助于启发判断。都要求作分析和综合，这是判断和创造两种能力的共同点。而分解事实，掂量之、比较之、扬弃其一部分而保留一部分，为的是最终集合留下的成分而从中抽出结论，这就是判断。创造精神的作为也一样，不过，它最终产生的是观念，而非判断。此外，那就是判断倾向于已知事实为限；想象力相反，倾向于集未知事实，直至论证——例如二加二可能不是四。
在一般个人，判断力随年龄而自动地发展；创造力，若不有意识地予以发展，则逐渐减退。环境，无时不在迫使我们练习我们的判断力，自早到晚，自幼到老。正是由于这种练习，判断力发展了，或者至少因不得不发展而变得更优和更有把握。
不言而喻，教育也同样在增强我们的判断力。学校，十有九所倾向于只发展这种能力。个人的最佳声誉，无过于称他是个无误的判断者，这是有利于判断力发展的另一个干预因素。“这个人了不起，他从不失误”，这种反应要比我们听到“他想象力丰富，他经常在开动想象力”的说法多十倍。
批评的精神和创造的精神之间存在的对立，广泛地说明了精神的这两种成分从不混淆这一事实。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很好的协调，它们就会阻碍彼此的运行。批评精神，它习惯的气氛是广泛的消极气氛：“什么是那里不合适的”？”“那里能得出什么”？
“不，这不适于行”。这类反应，正是批评判断的本色。
相反，创造性思维的心态必然是积极的。我们必须是信心十足的，我们需要热情，我们应该自我鼓励以增加自己的信心，我们最后还应该克制求善责备之心，不然，我们就会窒息自己的观念。爱迪生的第一只灯泡就是件不完善的产品。他可以力求完善，也可抛弃他的单纯和简率观念。但是，他不求完善，也不抛弃。他的第一批灯泡既然比当时使用的烛台、油灯、煤气灯都好，他就把它们投入市场。他着手使之完善，那只是在这以后。
通用电气公司的休茨博士，把积极的态度称为“是创造型那种人的一个特征”。
即使在表现为最破坏性的那些人，他们也赋有想象力。但是，他们所提供的想象力是消极性的，而真正创造性的精神指向前方，并且向着前方运动。
消极的精神，只在面对另一观念时才能有所思想：“什么是我能给予它的打击”？这种破坏性的想象力，从它的悲观精神吸取无穷尽的指摘，一下又一下，往往显得惊人地容易。
确定想象力在幽默感中所起的作用，有些心理学家已作过研究。芝加哥大学盖泽尔斯和杰克逊的那些文章，已明确这是非常适宜于创造精神的一种特殊品质。
如果在一段足够的时间里让判断力和想象力保持分开，那它们是可以互有助益的。在有关创造的努力中，我们应该成为“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在这个意义上时而熄灭我们的判断力之灯，时而点燃我们的创造精神之灯，而且在再燃起我们的批评精神之灯以前，要耐心等待。因为一不小心，过早的批评会把已产生的观念扑灭，甚至就此熄灭了我们的创造之火。
正因为这样，当我们有个创造性问题要解决时，我们尤其应该让想象力绝对领先，任它围着目标翱翔。甚至，要作有意识的努力，以期发现最悖理、最“野”、最可能带来良好答案的观念。这是因为只有把我们的设想机烘烤到它所要的热度，我们才能真正地达到使我们的各种想象力软化。所以，对那最初的几点火星，不管它们看来多么荒诞悖理，我们不应嘲笑，而是应该记下来，其中的某一点，也像一把钥匙之于一把锁那样，是能证明它的适于解决问题的。
我有个朋友，极富创造性，他为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为了解决问题，不到搜尽各种可能用得上的观念，决不先下判断。他对急于作出选择的人说：“我要求于你们的，不是你们的判断力。至少暂时不要，要的是更多的观念和更好的观念。你们给我提些什么”？就是在有关世界普遍进步的事情上，寓形于总的信念的那种判断，也可能堵塞科学的进步。正如科南特博士说的那样：“一个扎根坚实的观念就可能是一道障碍，阻碍接受新观念”。
切不可忘记的是，在作创造性的努力时，大都没有作出决定的必要，至于在选择关头到来之前比较我们观念的功绩，在于备万一我们必须从中选择一个，然而，在运用我们的批评精神中，也要像在创造性过程中一样，显示我们在此时的冷静不亚于创造时的热情。于是，我们如果宁把某一观念判给考验，倘不作简单的选择，那就更好。环境的偏见必然影响我们的判断，判断而能如它应该那样地客观，那是很少有的。
选择一部影片的片名，咨之于导演、咨之于执事人，并且咨之于脑际掠过的每一个助手，这是由来已久的习惯；今天，片名大都已是科学地选出了。选出的最佳片名，由调查员携询电影院的常客，而后把意见归类，而后从中导出科学性的最终结果。这结果的价值是任何一个观众的判断无法望其项背的，正如塔莱朗所说：“能比谁都知道多的只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群众”。
(二)我们的既成观念是解决问题的障碍
创造的活力随着年岁的增加而递减，我们之所以大多不免于这一趋势，理由之一就是我们的必然日渐沦为习惯的牺牲。教育和经验在我们身上产生抑制，抑制倾向于使我们的思想方式僵化。各种抑制，一般，总是损减我们敞开想象力以对付新问题的能力。这种障碍，通用电气公司的弗兰克·希克思名之为“功能固结”。其他实验心理学家各有不同的命名，如“解决问题时的僵化”、“机械化”、“封闭”等等。
这种制动器的刹车能力，已由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科研计划澄清。计划是在罗伯特·亚当森和唐纳德·W·泰勒两博士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报告已在《实验心理学杂志》发表，一篇题为《解决问题时的功能固结》，另一篇题为《继念唤醒或禁止而来的功能固结》。
据大多数心理学家，我们的生产观念的过程，和我们的个人史直接相关。凡是我们以往的见闻和行为，特别是使我们取得成功的活动和思想，整合于我们的心理态度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对于解决已经遇到过的问题，是极其有用的。事实上，当类似的问题再出现时，我们总是拿已经证明过的最优解法处理它。
于是，面对新问题，我们的倾向是局限在已往用于解决类似问题的几种方法中思索。要是这几种方法无一见效，因而不得不设想新的解法，我们就组合我们习惯行为的各种片断而为新的活动，总之，以新的方式综合以往活动的某些部分。对于这一过程，耶鲁大学已故教授克拉克·赫尔已予描述。他的论文，尤其针对解决问题时的智力态度，包括“集合以往从未相互联结过的习惯的片断”。
由于采纳和应用本书所发挥的那些原则和方法，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是更容易了。我们事实上也应该某种程度地去掉包装，抛开把我们的客观生产局限于以往经验之内的压抑性习惯，放开缰绳，听任我们的想象力去奔驰、去搜索解决新问题的各种方法。鼓励，是倾向于得出同样效果的外部影响力。它的实效，已由罗彻斯特大学的埃默里·L·考恩究明。他把一些学生分作两半，一半常予严厉批评，另一半反复予以赞扬。然后，施以“露辛水壶测验”，那被“赞扬”的一半所作出的答案，在僵硬性上，比挨“批评”的一半少37%。这一成绩差别，被归因于测验者的鼓励态度，它减少了连绵的焦虑。
由于运用通常称为“脑风暴”的技术，对那抑制性的习惯是能予以沉重反击的。
在纯粹为了创造而集会的过程中，每一个与会者都在有意识地去掉压抑的气氛中被引导到观念的生产。这种小组的精神也和一位科研领导人一样，倾向于鼓励他所谓的“野路子”。习惯的链索就这样被破除，观念自然地流出，没有负上以往经验的重荷。
这种工作方式，被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副院长J·R·基利恩称为“在自由轮子上工作”，其中隐含的原则是，把观念生产的职能和批评性思考分开：批判，被推迟到能发现的解决方法已达足够数量之时。
这一方法的细节，我们放在以下各章去谈。
据《宇宙的观念》的作者——弗里茨·卡恩，自由轮子式的走法，在高度进化的个人，远不如粗野人那样地是一种天然倾向。他在谈到划时代的法拉第的发明时，引述A·爱因斯坦最近的话：“像这样的发明，是精神的大胆创作，它尤其来自法拉第从来没有上过学校这一事实，因而他保持自由思想的特殊能力”。
(三)自我泄气是抑制因素
我的训练创造力的漫长经验向我表明，许多人由于自我泄气而断丧自己的创造力到了何等程度。的确，我们的创造性努力经常成为无数批评的目标，世人都以对别人泼冷水为乐，因而这批评的数量几乎和全世界的人数相当。但是，自我泄气之于我们自己的创造力，何尝不是惊人的灭火器！我们没忘记巴斯德自己就曾踯躅而踉跄，也没忘记最轰动一时的观念最初总是成为笑料。
自信，在过去总被看作是美国人的典型特征，以致我们的堂兄弟英国人，把我们的祖先看作吹牛大王。直到1914年，他们还把美国人视为达达尼昂的新品种。自那以后，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唱片换了，典型美国人的现在突出标记，已是谦虚。自我谦扌为的这样受歌颂，以致许多年轻美国人耻于观念领先。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产生于我们脑海里的孩子，大量地，不待人们听说它，就被父母亲手扼杀。
创造力的众多敌人之中，还该提到的是守常的倾向，守常导致循俗，“循俗是扑灭独创性的大灭火器”。怕“显得疯疯癫癫”，和但愿显得和别人一样是并行的。这种情结，就我所试图训练的多数人来说，是主要的心理障碍。为了避免被他们觉得啰嗦，我试过和他们说理： “在他人眼里，或在你们自己显得疯癫，哪一种更坏？你们的观念之中，有些观念可能被人们认为蠢；但是，你们因此便停止从自己的脑袋提取可能提取的观念，岂不更蠢？我已试过而要予以突出的是，真的聪明人无不赞赏创造性的努力，因为他们知道，世上已有的福利无不来自当初被视为‘荒唐’的观念”。
怕显得可笑，是频繁出现的一种情绪障碍。意识到它对创造性的危害，只是我们中间的少数人。科南特是对此很有意识的一个。
在他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时期，在他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幅斑鸠图，图上题曰：“请看这斑鸠，只有当它探出头来，它才得前进”。
不幸而又往往错谬的是，某些创造力最杰出的人物会被我们看作不堪效法的自私自利者。马塞尔曼的祖母怎样对待这个绳索制动器的发明者：“狂热的炫耀癖”。保罗·德·克吕伊夫指巴斯德为“可鄙的傲慢”。还是这个克吕伊夫，对显微镜的发明人莱文霍克(Leeuwenhoek，1632-1723)的描写是：“他的傲慢无止境。在那个时代，凡是认识他的人其实都认为他是个自命不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