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的影响
在人生初期，主要是家庭教育影响着能力的发展。后来是教育系统，即中学和大学起着主要的作用。最后，创造性潜力是处在环境--广义地说，处在社会制度影响之下。
父母亲(或其中一人)有不容争议的权力的家庭，只能促进儿童发展“拘谨的思维”，它使儿童能在形式逻辑判断的范围里取得成果。而鼓励儿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家庭，则能促使想象、幻想和思想“自由飞翔”的形成。
传统的教育制度所关心的是给学生以某种知识的总和。但是，现在仅背熟某些范围的资料已经不够了。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知识已经过时。教学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获得概括的能力，必需教会学习。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写道，需要努力追求的不是完全的知识，而是充分的理解力。德国物理学家麦克斯·冯·劳厄曾经表示：“所获得的知识，不如思维能力的发展那样重要，当所学会的东西都遗忘了的时候，保留下来的就是教育。”措辞虽然有过激之词而具尖锐的论战性，但是毫无疑义，其观点是正确的，应当从熟背牢记转向发展求知精神和独立性。然而不能陷于极端：甚至在最先进的教学方法的场合下，仍然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知识。
社会上创造性气氛的造成，不仅借助于培养求知欲、对别出心裁地解决问题的兴趣和新奇的思考能力，而且还必须培养感知新的和异常的事物的愿望以及运用、引进别人的创造成果的志向。在新方法创造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乃是对别人的功绩和别人的思想不愿意给以充分的承认——如果教学或者行政的权威没有强调应当承认的话。在科学界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着名的学者有意使不着名的年青学者受到损害，纵然这些暂时还不出名的学者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价值。
路易·布莱尔12岁时就注意到盲人读的书非常笨重。后来他又发现，摸索着阅读非常困难，而且时常弄错。到14岁时，这位少年完成了盲人识字课本的改进工作，创造出现在被称为“布莱尔符号”的盲文识字课本。在五年间，识字课本在盲人的专门机构中进行了试验。这个青年人令人信服的证明，按着他的方法，很容易学会阅读，而且阅读的准确性显着地提高。然而，只是在布莱尔逝世四十三年之后，他的识字课本才在法国被采用，并得到普遍推广。
创造性能力的培养
学生们的优秀成绩并不总是与高水平的创造天赋相符合的。人们有时甚至陷于一种极端，断言说，不好的学习成绩大概是未来创造成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企图证明创造能力不依赖于学习成绩是站不住脚的。它们之间还是有依赖关系的，但不是直线性的。有天赋的人们学习得比较好。当然也有例外：丧失创造能力的学生学得很好，而具有创造能力的学生却学得不好。不久前，人们比较成功地揭示出，这个问题依赖于教师创造能力的水平。
如果教师具有很高的创造能力，那么，有创造天赋的学生就会获得辉煌的成就，而创造能力较差的学生的成就通常较小。如果教师本身的水平在“创造能力”标度以下，那么，能力差的学生的成绩反倒会高。在这种情况下，有创造天赋的学生显然就不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潜力。教师似乎偏爱和自己同类心理类型的学生。
用有才能的教师充实学校，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人们认为，应该把优秀教师配备到专门学校——物理中学、数学中学等专科学校。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建立这类学校是必要的。卡皮察院士表示反对专为有天赋的天才儿童办的学校。缺乏最有才能的学生将会使普通学校“一蹶不振”，因为有才能的学生在对同龄学生的培养中起着比许多教师还要大的作用。
在谈到创造能力时，需要回忆一下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格尔塔罗达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1801年)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教育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裴斯泰洛齐从中得出结论说：思维的发展同“视觉的阐明”相联系，因此语言应当与视觉映象相联系。他同时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不仅是知识的积累，而且要尽量发展孩子的智力和心理能力。
根据新的原则进行教育的。学校一所接一所地建立起来了。
1802年，这样的一所学校在阿劳(离新制度的创始人工作的布尔格多尔夫城不远)开办起来了。
1895年夏天，1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考苏黎世工业大学落选以后进入了阿劳中学。他在这所学校整整学习了一年。这段时间没有白白地度过。在荣膺诺贝尔奖金之前所写的简短的自述中(只有14行)，爱因斯坦回忆起阿劳中学，即自己思想形成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也许正是在那里，他发现了自己的视觉想象力和自己思维的其它特点，其中几何的形象和肌肉感觉起着主要的作用。
在兵营式的慕尼黑中学，那种创新精神曾给这位青年招来烦恼、责难和不安。在阿劳中学所感到的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在这里，教育和人道主义的传统生气勃勃。这个学校不仅不压制，而且千方百计地鼓励学生具有独特风格的思想。
职业能力和志向
英国数学家哈代和德国医生魏伯几乎同时独立地发现了群体遗传稳定性规律。这个规律被命名为“哈代-魏伯定律”。这个定律是这样表述的：“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群体中代代相传的交配中，某个基因的密度是一个常数。”
如果天才只是受生物学(遗传学)制约，那么根据哈代-魏伯定律，在百万居民中，天才的数量也应该是一个常数。那究竟为什么在一个时代造就了一系列音乐人才，在另一个时代是天才艺术家荟萃，而再一个时代则又是物理学家呢？显然，作为社会需要表现的一种职业威望在起着重大的作用。
对志向的信念究竟从何而来呢？自然，有为数不多的人，明显地热爱音乐、数学和语言。其他更多的具有普通才能的人，则以同样的成就从事于生物学、医学和物理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职业威望就会发生效力，这是社会舆论、报刊对职业表现出的尊重。科学发展的前景，向这里提供了物质的保障。青年们都有意识地和下意识地考虑着这一切。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命中注定要从事半导体、激光和宇宙火箭等事业的。
如果社会象评价物理学家职业那样高度评价其它职业，那么，今天还拼命想挤进物理系的颇大部分人就会冲向其它各类学校去。
在上一世纪，当路易·巴斯德、罗伯特·科赫、伊利亚·梅契尼科夫作出了自己的卓越的发现时，生物科学的威望非常高，他们吸引了最有天资的人们。
志向与其说是个生物学概念，还不如说是个社会性的概念，因为它是从天生的心理素质中、从教育条件和社会需要中产生的。
能力与心理——生理特性的缔合是存在的，这种统合使得人们能够特别成功地从事某一职业活动。例如，人们所说的“有才能的建筑师、有才能的外科医生和有才能的数学家”，被认为具有对某种职业的特殊能力。其实，这种能力也不是纯真的和唯一的，而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我们在第一章里所分析过的各种能力，也许就是这些组成部分，尽管不能排除它们还可以分解为更多的组成部分。
“对某个职业的志向”这个术语，不仅与生理禀赋有关，而且与它们的实现有关，而这种实现又是受社会历史所制约的一个过程。
有着各种心理品质的结合，它能使人成为有才干的飞行员。还在上一世纪，就有具备能成为飞行员的品质的人了，但是那时还没有航空事业。而在现在，往往由于不正确的职业定向，某种职业也成了难以达到的了。这时，先天的素质便无法实现。
人脑的潜力尚未被彻底研究。只是根据创造性天才在个别地方的发挥，我们才有可能推测出一个人能做什么。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是在很低的效率上使用自己大脑的。也许伟大的作家、科学家、统帅和音乐家等人是正常地使用了自己的脑力资源。摆在科学面前的巴斯德(J·Pasteur？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
科赫(R·Koch，1843-1910)德国细菌学家、细菌学奠基人之一。
问题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素质并把它转变为创造成就，应当有什么样的外部条件？
过去，人们偶然地提出了创造能力的发展问题，同时认为“天才总是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创造能力的发展水平依赖于教育。毫无疑问，遗传因素影响着一个人的创造成就。但是为了实现创造素质，需要各种良好的条件。当缺乏这些条件时，在十二个未开展的人中，只能产生一个给自己开辟道路的天才。
科学学派的作用
卓越的科学学派从来就起着巨大的作用。科学史证明了这些学派的不容置疑的影响。从卢瑟福的实验室里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我国许多大物理学家则都是约飞院士的学生，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科学学派的创始人未必能够成功地挑选到最有才能的大学生。
但是他们在学生中间，能较快地启发他们的独立性和才能、顽强性格及自信力量。那些后来卓有成就的学生们试图证明，老师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学生达到这种“觉醒”。这就是谢苗诺夫回忆录中的片断：
“阿勃拉姆·费多罗维奇·约飞认为，领导青年科学工作者的艺术可以归结为一些简单的要求。”
“尽可能挑选那些有能力、有才干的学生，同时是明显地热爱科学研究的学生。”
“在与学生们的交往中应当是诚恳的、民主的和有原则的。当他们做得对时，就应当高兴地支持他们；如果他们做错了，就要用科学的论据纠正他们的错误并使其信服。如果你想让学生深入研究你的某一个新思想或新的方向，那么要不知不觉地做到这一点。要尽最大的努力，使他仿佛是自己接近了这一思想，是在与你谈话的影响下，自己想出这个思想的。”
“如果你没有作为一个科学家直接参与这项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学生的论文上。如果工作的利益要求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使研究小组转换另一个新课题时，你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个新课题是有益的，为什么它对于国家来说是必要的。还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你关心的是希望某个同事从事这项新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要利用自己的地位强迫别人做某件事情。”
“不要过分地迷恋对学生的领导。要给他们最大限度地显示自己的能力、自己克服困难的机会。只有这样，你所培养出来的不是实验员，而是当代的科学家。要给学生以按照他们自己的道路前进的机会。”
不用说，以上所述的这些具体内容要比一般性空泛的词藻有价值得多。但是，毕竟暂时还不清楚，杰出的科学学派创始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品质。而且，创造性气氛的形成(以及维持)依然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
仅仅根据具体成果来检验活动，并不是在所有人那里都能刺激创造潜力的。可见，对于不同类型的人来说。合乎理想的创造气氛的特征也不是一样的。时间不足或“规定期限的压力”对于某些人来说起着有益的作用，而对另一些人则显着地降低了工作效率。显然，不存在统一的“创造性气氛”的概念。
研究噬菌体和核酸的美国科学家捷尔勃柳克所领导的小组工作作风是与众不同的(从这些工作中，后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学科--分子生物学)。这个小组的座右铭是：“论文发表要少，每篇质量要高。”在那里，创造性思维比实验更受优待。全体研究人员在讨论会上和在对成员所提出思想的评价中，都表现出决不妥协和毫不留情的精神。他们经常到野外聚会，以便能够毫无拘束地讨论问题。如果根据成果来判断的话，这种工作方式是非常有效的。
与其他科学小组展开竞赛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
比赛多多少少可以推动研究人员的思维和积极性。这从美国化学家华森的《双螺旋》(1968年)一书中可以看到。他在着作中谈到，他想超越波林克的志向怎样推动了自己的工作(和克里克一起)。
小组能够把一些人的知识、本领和能力联合起来。几乎没有这样一种人，第一章里所列举的全部能力都能在他那里均匀地表现出来。然而，在创造性集体中则可能有这类互补不足的人们。
古希腊罗马诗人巴洛斯的阿尔希洛赫(诗的抑扬格被认为是他发明的)在一个寓言中写道：“狐狸懂得许多各种各样的知识，而刺猬只懂得一点，但是很高深的知识。”如果创造性集体不是乱凑在一起的，那么就应当把狐狸和刺猬联合起来，即把学识广博但深度不够者与精于一门但又缺乏思维全局者联合起来。
确定小组的合乎理想的规模是很重要的，因为创造性工作人员的数量并不总是能够转化为质量的。
个别集体的创造性差或效率高，往往取决于各种类型能力的结合是否成功。要确定小组中每个成员的贡献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也未必值得去研究。有些学者具有评价和批评的能力，可是却提不出自己的见解或者无法实现这些见解，结果常常处在极为不利的地位。
这些批评家和评论家的作用是相当大的，然而他们的不可替代性，往往只是在他们离开小组之后才被认清。但是，这些作用并不引人注意，没有在某种可以感觉到的东西中体现出来。
因此，心理上的相容性、小组的最适当规模和领导风格的问题就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小组工作要严守纪律，步调统一，甚至迫使那些精力不集中的人们由于和同志们团结一致的感情而能紧张地工作，以免陷于窘境。小组的工作只有在遵循某些规则时才具有优越性。
小组的规模不应当超过12人(最好是3-6人)，而且职业上的职位等级不总是依赖于专业技术水平的，专业技术上的职位等级也不是硬性不变的，而是根据小组当前对某项具体任务的研究或甚至对任务的某个阶段的研究情况而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