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人认为，这位科学家想说的是，当科学的发现“长大和成熟”时，它必定会带来实际的成果。但是，另外一种更合乎情理的说法是：人们生育子孙后代，不是为了将来的好处，而是延续种类的本能所推动的；科学家由于追求知识在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样的。
科学家的求知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科学发展的一般水平、个人生活经验和对待某种社会问题的兴趣，尽管这些因素并不总是被意识到的。
科学创造的另一个刺激物，是包围着科学家的独特的荣誉。
广泛的赞扬是大多数科学工作者的活动动机，这无须多谈了。
如果说以前比较低水平的科学家可能错觉地认为，自己的论文终究会有人阅读和采用，那么，现在，“引证率”就能够使他们从这种谬见中摆脱出来。
伦敦一家主要的科技图书馆在1956年可以向自己的读者提供7820种期刊。其中4800种期刊一次也没有被任何人借阅过，2274种期刊只被索取过一次，一种最为可观的杂志被借阅了382次，有60种杂志每一种被借过100次①。这些数字说明，大部分科学信息包括在着名科学家的范围极其狭小的论文中，而且他们的着作只为科学界所阅读。然而，科学家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拒绝在很不重要的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刊登出来的论文证明他已完成了一项科学工作，并使得人们有可能感受到自己参与了科学工作。科学活动所固有的这种独特的荣誉之光使得人有了光彩。
不着名的科学家的兴趣在于，与其承担能得到高度赞扬但难于胜任的课题，还不如承担威望较小但能胜任的课题。因为在这种场合，他能解决问题，从而使其成果能得到发表。
这样，他就获得了“起码的赞扬”，或者是非专家的和外行人的好评。只有范围很小的着名科学家才能得到专家们的好评。不过，即便是起码的赞扬也证明了这些科学家属于科学界的一分子。
什么东西阻碍着创造
除了刺激创造性活动的情感外，还有阻碍创造力的情感。创造的最危险的一个敌人就是畏惧。害怕失败束缚着想象力和主动精神。
创造的第二个敌人是过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我们暂时还没有学会精确地测定这种精神。但是，在天赋和自我批评精神之间，毕竟应当有某种平衡，因为过分吹毛求疵的自我评价，会使创造濒于绝境。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敌人是懒惰。
当一个人想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必须开始着手去做。道理很简单：开始，继续，然后是结束、完成。这三个阶段，在心理上是不平衡的，因而要求不同的意志力。有时，最后一个阶段，即完成阶段是一个障碍。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凡事开头难。难怪人类用各种语言创作出了同一话题的谚语。
“创造性职业”的代表人物有时对开始活动的困难感觉特别灵敏。 创造性紧张状态的最初时刻是使人痛苦的。着名演员米霍埃尔斯就此写道：“跨过舞台的门槛——这种紧张状态使我感到越来越困难。我不愿意回想起当我不得不从后台跨到舞台上的那一瞬间。
当我跨过去以后，我感到轻松了。但在这个时刻以前，转换是非常困难前事情。”
这是普利斯特里的证明：“当我终究不得不开始写作时，我总要拖延片刻。我已经写作五十多年了，但是，开始写作的时候，对我来说，还象以前一样痛苦。而现在甚至比以前更厉害。”
以后的阶段做起来比较容易些，人对工作习惯了，从工作过程本身以及在中间阶段获得的成果中出现了兴趣和愉快的感情。而为了开始，则需要有迫使你着手工作的最初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可以来自规定的作息时间表、制定的程序、法律的责任，甚至来自直接命令的形式之中。
当然，人也可以在没有督促的情况下，根据个人爱好和个人的首创精神自发地行动。我们是用自生性这个词来标志这种能力的。
根据这种特征，能很容易地把正常健康的人们区分出来。一些人需要严格的外部纪律约束，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自我感觉最好。另一些人需要的只是提醒。其实，提醒本身也是一种不严格的命令方式。因为他们自己虽能记住一切，然而这个开始工作的推动力与动机恰恰是他们抓不住的。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需要任何提醒也能掌握一切。
萎靡不振和停止活动的倾向，可能是由于积极的天赋意向的强度不足、感觉区薄弱和目的反射的不良训练而发生。而且，目的的重要性往往是不够平衡的。
“在所耗费的精力和目的的重要性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固定的相互关系..这就产生了一种思想，即应当把意向行为本身与目的的意义和重要性分开来。”
只有想创造性地思想的人，才能创造性地思想。但这不意味着，只有愿望才有价值，只要一想就能立刻想出创造性思想来。需要的不是一时的愿望。而是经常性的专注于劳动以及不断探索的远大的志向和爱好。我们以达尔文的自传回忆录为例，来看一看他认为什么样的动机作用最大。
达尔文特别强调非智力的个性特征的作用，他说：“我多少还能回忆起中学时代我的性格特征。我发觉，强烈的表情和各式各样的兴致、为实现感兴趣的事情而尽心竭力，以及当我弄懂一个复杂问题或课题时，我所体验到的强烈的快感，是我独特的品质。这些品质使我有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达尔文的成年时代，求知欲处于首位。他说：“从我青年时代的初期开始，无论我观察到什么，我都感受到一种想理解和说明一切的强烈愿望，即把所有事实都纳入某些普遍规律之中。”多半是求知欲造成了对科学的热忱的喜爱。“我对自然科学的喜爱是始终不渝和竭诚奋勉的。”
还有另外一些不是那么高尚的动机，他说：“我向往获得我的博物学家同事们尊敬的虚荣心还是有助于这些纯真的喜爱的。”
上了年纪的达尔文也并未对成就表示冷淡，他说：“我的第一部文献着作的成就，至今还给我的虚荣心带来很大的愉快..甚至直到今天..还有对这本书经常的需求。”
达尔文还特别强调自己爱好劳动，他说：“一般说来我所表现出来的热心有多大程度，它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
在达尔文的工作中，物质刺激不起任何作用。他的父亲是一位医业兴盛的医生，他给儿子留下了一大笔财产。达尔文在“贝格尔”
号环球航行回来以后，始终未受正式职业的约束。
在自己其它“非智力的”品质中，达尔文指出了对搜集的喜爱。
他说：“对搜集的嗜好，能把人引导到成为现代的博物学家、艺术品鉴赏家或吝啬鬼。这一点在我身上非常强烈，无疑又是天赋的。因为无论是我的姐妹，还是我的兄弟，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没有这种喜爱。”
另外一些科学家强调了刺激在创造中的作用，同时也特别注意了目标定向性的作用。目标是组织的开端，它把杂乱的联想转化为有理性的探索。长期地集中于思考一个目标的能力，是思维过程有效性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从事紧张脑力劳动的科学家并不是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抽象的体现者，而首先是一个人。这个人应当是和谐的，具有开阔的情感。没有这些，与各种兴趣相联系的智力的天赋就不可能实现。
例如，达尔文就不是只专心致力于生物学方面的问题。他在地质学方面的所有论文和书籍都是他的着作范围。他的兴趣的广泛性已超出了单单一门科学的范围。他年青的时候还特别喜爱音乐。
“我有着一种在音乐上表现出来的审美力，并开始这样支配自己游玩时间：平时就在皇家学院教堂里听圣歌。此时，我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快感，有时象一阵战栗透过身背。我相信在我自己的感觉里，既没有装模作样，也没有直接的模仿，因为通常是我一个人到皇家学院去的。有时我也雇一些青年唱诗班，让他们在我的房间里唱歌。”
对音乐的喜爱以及其它美学的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了，虽然智力的兴趣保留了下来。在大学时代特别强烈的打鸟嗜好(达尔文曾是个出色的射手)也同样消失了。他为极其高尚的审美爱好的消失而感到遗憾，因为他认为这种爱好的消失对智力是有害的。
科学工作是达尔文一生中主要的快乐：“我确实是无意识地渐渐发现，思维活动所给予的欢乐，比任何一种技术本领和体育运动带来的欢乐要高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