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阅读上给我以满足和亲近感的是茹志鹃，她仍然多情，她语言如歌如诗，她变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跃进”精神，也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与叙述的细腻的艺术感。我决心向茹志鹃学习，用心血歌颂时代。
问题是你没有哪怕是只唱颂歌的权利。究竟什么时候算是改造得及格了，什么时候恢复写作与工作的公民权呢？没有人知道。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我常常吟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诗。
我也想起了为“批修”而阅读过的苏联作品，其中有一个说法，说是斯大林时期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理论“毒化”着人们的生活。真是毒化啊。没有切身的体会，你永远不明晰毒化这两个字的确切。
……那一段我喜欢读的有柳杞写抗日战争的《长城烟尘》，王汶石的写大炼钢铁的《黑凤》，丁玲的长篇选载《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有秦兆阳的长篇选载。
但所有这些长篇都未有完工。一些写“大跃进”的中篇，开头极吸引人，写下去却不知所云，不知所终了。
《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了。中青社请了当时《文艺报》
的负责人冯牧代审，冯对此稿印象颇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写到苏联文艺作品对于那时的中国青年的影响的地方删一删。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反右关口的黄秋耘对我关心备至。我常常到大雅宝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是他在此年十月告诉了我“精神又变了”的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强调。
从此，昙花一现地发表了一点小文字的摘帽右派们再次销声匿迹。我的姐姐告诉我，上面已经传达，摘帽右派，就是右派。文艺十条八条之类，偃旗息鼓，就跟没有发生过那回事一样。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青春万岁》再次搁浅。
这里有趣的是并没有文件或口头传达说什么什么人从此不要再出现了，精神一变，一切自然改变，谁都不愿意往枪口上撞，当然。同时谁也不会正式告诉你根据什么你就歇着吧，没有通知，没有禁令，胜似通知，胜似禁令。
甚至连说过《青春万岁》的好话的冯牧，当形势一变，别人问到他对王某长篇的看法，他甚为尴尬。
15.日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我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做教师。那时那里的校长是杨伯箴，他曾是团市委书记，地下时他是中学委负责人，我们早有相识。用一句略感厚颜的话来说：“他是了解我的。”我是无法再在团市委待下去了才到他那里去的，但我自己没上过大学，却可到高校里执教，这又使我有些微的得意。我给以研究鲁迅为专业的现代文学史教授（当时只是讲师）王景山做助教，王先生很文雅，政治上也很正面，他本是党员，反右中丢掉了党籍，但没有帽子。
开始，一切顺利，我与不少同学谈得来，他们当中后来有管过《小说选刊》
的冯立三，成为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负责人之一的汪兆骞，做过《文艺报》
编辑部负责人之一的何孔周等。我与他们一起去香山春游，我重新尝到了学生生活的快乐。我给学生上过一次辅导课，讲鲁迅作品的语言，受到他们的欢迎。
对鲁迅的散文诗《雪》的研读，也是这期间的一个收获。《雪》文中对于北方的雪的描写苍劲孤独，悲怆奇倔，给我以极大的震动，我以为正是这些描写才成就了《雪》的风格，才现出了鲁迅的风骨。因此我无法接受高校教材中袭用的大体是冯雪峰的解读法：南方的雪象征自南方而来的（北伐）革命，而北方的雪象征的是北方的军阀统治。我写了《雪的联想》一文，给王景山先生编的我们教研室的墙报用。我强调了文学作品中的“兴”的作用以及它与“比”的不尽相同，认为兴就是联想，联想是文学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这篇文字直到二十年后才在甘肃出版的《飞天》上发表。我报名参加了教师的英语夜校，但是没有坚持下来。
随着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的贯彻，我也得到一些善意的“招呼”，盖我所辅导的班是“大跃进”中招的生，其中有些出身好、是党员和当学生干部的学生，功课方面可能不是最好的，而一些较富文学细胞，读得进文学去的学生，又有专而不够“红”的麻烦。呜呼，我这个老党员老团干部竟然吸引了专而不红的学生，反而忘记了多与有“红透”、暂不够“专深”的骨干们接近，这使我颇感沮丧。
在师院期间我参加了市上的一次文代会，这当然也说明院方对我的关照。
会议开幕式上，市委副书记邓拓代表市委致辞，他很有学问也很潇洒，他长着一张农民的脸孔，但是身材与举止令人想起魏晋文人喜欢用的“玉树临风”四字。
他讲到北京的郊区是多么美丽，八方的气象是何等迷人。
其时，他的《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正在或即将在《北京晚报》上连载。
我倒很为他的七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而感动，此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诗曰：“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的诗有文人气，也有干部风，最后两句表明他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拥护。前三句和“屈指”句里颇有苦涩，但还是用健康的东西把握自己。我还可以推断，“屈指当知功与过”一句是天成的，是出诸肺腑的心声，他办《人民日报》屡受主席批评，“关心”，则是因“屈指”而求颔联求出来的，先要文词再有含义，正好在此表一个正确的积极的态度，乃要“后争先”，自谦常常落后，关心的是迎头赶上。
他在市文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反修防修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讲到文艺方向问题时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有一美术学院学生，一拳打破一面镜子，然后对着镜子画自画像，以此证明“现代派”的洪水猛兽对我国青年也有影响，文艺必须掌握正确方向。
主持开幕式的是北京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席老舍，老舍激动地赞扬邓拓的讲话，说邓拓是领导、学者、诗人、词人、书法家、金石（印刻）家、新闻工作者的前辈以及“欣赏家”，刚说完，又立即纠正说应该叫做“鉴赏家”。老舍与邓拓互相推崇，互相谦虚，互为唱和，互为应答，气氛绝佳，甚至使我略感不好意思。
（“文革”一开始，两位老师与首长，都自尽了。）会议上是茅盾讲了话还是印发了茅公的文章，我记不清了。反正小组会上众人都谈茅盾先生的“生活、思想、技巧”三点论。我首次见到浩然，他大眼睛，双眼皮，厚唇，大嘴，一副诚笃忠厚的样子。他说话略带结巴，更显淳朴。三点论使我略觉不足，除了生活经验与思想觉悟（这两点未必是作家们的长项）外，原来只有雕虫小技是作家的吃饭的本领，那么艺术呢？感觉呢？语言呢？激情呢？形象思维……呢？
我发言时问能否把第三点“技巧”一词改为“艺术”二字，被与会诸先进否定了。有一位老同志，表示不赞同我的意见时，特别强调“刚才那位发言的人我也不认识……”提醒我想想“你以为你是谁”，不免惶恐无地。
还有一个细节令我汗颜。文代会是在民族饭店举行的，能进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建筑民族饭店，我也觉得光彩。但报到后才知道，饭店客房是为家在远郊区的代表准备的。可不是吗？芳在家里等着我，我去住什么饭店？
至于此会到底研究了些什么，提出了解决了什么问题，那就毫无印象了。
一九六零年我们又添一子王石，山呀石呀的命名都与我正在山区劳动有关。
一九六二年后，至少是我的小家成员聚在了一起。
一九六三年初，学校给我解决了一间宿舍，是租的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楼房。不久又调整到一楼的一处两间打开的大屋子，而且是花砖地。房屋向阳，而此前我们住的是南房。向阳房舍，阳光灿烂，使我们大为兴奋。我唱起了那个年代流行的古巴歌曲：
美丽的哈瓦那，那就是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窗前开红花。
遇到星期天两个儿子也来到我们的新家景王坟，俩小子在楼道里跑上跑下，响动很大，我们极力控制，收效不大。不久，一位老师就贴出招贴：“请勿喧哗”，我与芳一面教训孩子，一面相视坏笑，已经很久了，连做恶作剧的心情也没有了。
此处只供居住，我们吃饭多半到学校教工食堂，做得很好，但是一吃食堂就更觉粮票太“费”。有时我们到甘家口商场去吃，能吃到狮子头、木须肉什么的。
芳已在市一零九中学任教，学校同人与领导对她很好，她的工资不低于任何大学毕业生。
也有几次，我们悄悄用电炉，炖肉，焖饭，不怎么合法。但体会到了过小日子的快乐。
期间我们还在东安市场买过一把西餐刀子，买过咖啡什么的，更买过两张旧唱片。内有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我的留声机放不出帕的升C高音，遇到他的最激越的高音，转速就顶不上去了，变成走调怪声。
我同时也买了意大利神童的唱片，一面是《我的太阳》，一面是《鸽子》，他唱得十分忧伤，芳有时不敢听他的片子。
当时的苏联唱片是八角钱一张，而这两张旧唱片是五元一张。
那个时候能够使我心情解脱的只有两样，一个是音乐，一个是风景。
有时候我突然大唱一阵青年时代所喜爱的歌曲，更多的情况下是听唱片听广播。我购买了最畅销的《世界名歌二百首》，我感谢这本简谱歌本帮助许多人度过了那个禁忌多端，精神生活也陷于饥饿的年代。我听说一位敬爱的领导人批评这本书编得不够革命，我很庆幸他是事后说的此话，而且，他老人家毕竟没有下禁令。我们的精神食粮与五十年代比已经划窄了许多，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下去，将会伊于胡底呢？
我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旋律》，喜欢贝多芬的《命运》和《田园》，看完苏联影片《没有说完的故事》之后，我又爱上了柴的《悲怆》。影片中，一个干巴巴的教条主义者听着柴的第六交响乐睡着了。即使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不学无术的教条主义者，我也要好好听听《悲怆》，它的简单的主题令人鼻酸。苏联还有一部类似政论片或散文片，叫做《海之歌》，有点装腔作势，不知所云，但又确实投合了那时的一些人的思绪，好像也唤起了我一点文艺情绪。
我也听民族的东西。小白玉霜的《小女婿》的唱片我也买了，到今我会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我爱听花四宝花五宝的梅花大鼓，以及单弦牌子曲《风雨归舟》。
我从小对自己的童年不满意，又受父亲的儿童教育畅想的影响，我相信假日就是儿童的节日，我拼命带他们去动物园、颐和园、香山、西山八大处和北海公园。我培养他们坐在茶座上嗑瓜子的习惯，认为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我曾经与弟弟一起骑自行车逛西山八大处，来回骑了五十公里。还有一次我从父亲居住的中关村步行到卧佛寺，太远了，累得不行。幸亏碰到团市委书记张大中与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他们的车把我们带到了中关村。
紫竹院离我们的住处不远，我们在雨中游玩过，还在活鱼食堂吃过鱼，味道好极了。后来几次再去，再吃不上那么好的活鱼了，是好事难再吗？是自己的问题——第二次第三次吃什么好东西也失去了最初的惊喜了——吗？是食堂的炊艺没能保持下来？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买了一台旧的“卓乐基”苏制相机，三百元，相当很多人的半年工资。我们这个期间也能自己照相了。芳有一张抱着孩子，在穿过树冠的散落的阳光照耀下留的影，神态极其光明，我给它命名为“社员都是向阳花”——这是一首歌唱人民公社、歌唱三面红旗的歌曲的题目。
只要不是政治运动的最最风口浪尖，高等学校的教师生活还算优越潇洒。
王景山先生一次见到我买咖啡，便与我切磋咖啡的煮法，其实我哪里知道咖啡应该怎样炮制？我的喝咖啡完全是受到父亲的好洋事的影响，但我想，王先生问我，一定是以为我是见过世面的人，是看得起我，我怎么能回答不知道呢？
不知道怎么样做，你买咖啡不就更恶心了吗？我便汗流浃背地给王先生胡说了一回咖啡煮泡法，至今想起可笑复可羞。人就是这样，有些大的人丢了就丢了，而没准什么鸡毛蒜皮，硬是不敢面对，曲为掩饰……最后更加丢人。
16.风声渐紧
西山八大处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它比香山更自然也更佛教化。山林大体自然，八处景点是八处佛寺。一处长安寺与八处证果寺（秘魔崖）偏于南北两隅，二处到七处连成一片，上到七处宝珠洞可以鸟瞰北京城。
八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作协的创作别墅。文代会上我听浩然说到他在八处写长篇，应该就是《艳阳天》吧。能把宣传功能鲜明的小说写出那么多生活气息，算是难为了浩然了。另外我在郭小川的一首诗里看到他曾在那一类别墅待过的迹象，他的诗描写待在山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热的生活的急迫心情。这个时代的作家常常有这种矛盾的心情：他要躲在一边写作，他要积极参与一切“生活”。
而长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个培训中心，组织干部学习的地方。
一九六二年秋，我得到邀请，中国文联将在长安寺举办为期两周的读书会，内容主要是反（苏）修。
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来，中苏关系已经成了仅次于粮食问题的人们关心的话题。我的心情一言难尽。
有什么办法，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时代毫无保留地，以全部心灵接受了苏联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文艺的影响的。保尔·柯察金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选择。《喀秋莎》是我第一个学会的苏联歌曲，我的政治意识，青春觉醒，阳光感受，献身愿望都来自这首像“明媚的春光”一样的歌。无论如何，苏联的小说，苏联的诗，苏联的音乐，苏联的歌曲都令我醉迷。由苏联而俄罗斯而乌克兰而格鲁吉亚。由文学与音乐而电影而绘画而芭蕾舞民间舞红军舞蹈而俄语的卷舌音，我都痴迷。一九四九年刚刚解放，十二月份就到处为斯大林贺寿，毛主席其时正在苏联，参加了贺寿大会，还给斯带去了寿礼，包括山东出品的萝卜青菜和河北鸭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时全国哭成一团。
斯大林去世后我渐渐感到了中苏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的心情十分费解，我觉得一个有着费奥多洛娃五姐妹的重唱《田野静悄悄》，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的合唱《有谁知道他呢》，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有那么多伟大作家的民族是不可以敌视，不可以战胜的。我永远爱他们。
然后首先是我自己的“翻车”。然后中苏斗争愈演愈烈。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我知道此事与中国的反右派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关系。很可能中国的一部分老“右派”有亲美的问题，而另一部分相对年轻一点的“右派”有亲苏的问题。当然还有人因为“反苏”而划为右派，那是顺手耘锄罢了。我至今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无法宣示的两大战略举措，一个是一九四九年保留住香港不动，一个是和苏联决裂，和美国开始发展某种往来。
但是我仍有悲哀，我少年时期的精神支柱又塌陷了一角一端。丁玲艾青包括胡风等左翼作家被打倒了，我不免嗒然若失。而苏联在往臭里搞，我再明白事理也还是忧心忡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