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林有一座被炸成废墟的大教堂。战后，废墟保留着，然后在近旁修建起新的教堂。这个思路真好。这个教堂里的耶稣像是深深地低着头，我觉得它表现的是神在为了人类的凶残与不智而忧伤，神感到了无能为力，神在愚蠢的人类面前爱莫能助，耶稣甚至好像在说：“让我怎么能再爱你们！”我深感震动。
西德驻华大使魏克德写过一些以中国的太平天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对于文学很有兴趣。他在他的波恩住家里接待了我们，他的家命名为“拙政园”，取自苏州园林。
德方派遣的翻译与全程陪同是至今仍然担任着德国政府的“高翻”的苏珊娜·贝特卡小姐，她曾在南京学习中文。此后我们也算是好朋友了。
访德主要是看一看，很必要，至少应该明确，世界上不只中国一个国家，不只汉语一种语言，不只一种体制与价值认定，对各式各样的事不只一种说法。
同时不只一种肤色、眼珠颜色、体形与脸形。访德还是一堂地理课、历史课、生物课、语言课、建筑学课。这次访问我有机会乘游船游览了莱茵河，欣赏了两岸迷人的古堡、教堂、树木。
文化的力量是奇妙的。来到我从未造访过的莱茵河，却像是回到了少年时代，回到了早已学会，早已喜爱，一直摆在那里等待着我的靠近的德国民歌里。
我会哼唱这个歌的曲调，但是歌词只记住了这两句。第三句忘了，而第四句是吹起了晚风。我也记得这个类似塞壬的故事，一个美女的歌唱使船只触礁沉没。
回国后我到处找人打听，却没有几个人知晓，这令我十分伤心郁闷乃至上火。
幸亏王安忆的先生李章先生，于二零零七年帮我查到了出处，但也只有另外的译词。这是根据海涅原作的《罗瑞莱》一诗，由希尔歇作曲的一首歌。
连同贝多芬与歌德，马克思与黑格尔，白义尔药片的商标与西门子电器的符号，所有这些童年积累的对于德国的说法与知识，也在这里得到了验证，唤起了一阵惊喜。见闻少不是罪，但是排斥新的见闻就不怎么样了。人活一世，总要争取多走走看看，如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满所唱：我也要去啊，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从德国回来，我开始明显地发胖了，西餐里的奶、肉、糖的含量是高的。
六月访德，七月与从维熙、谌容、刘心武应邀访问了辽宁，在沈阳住了“文革”
中被说成“走资派”的“安乐窝”的一个招待所。在大连我们下海游泳，我毕竟比那几位同行会点水。
回到北京，作协冯牧找我，说是要我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IWP）。本来对方还提出了邀请刘宾雁，但刘去不成，由艾青夫妇与我结伴而行。具体安排，作协对外联络部会与我讨论。开始，外联部的负责人是翻译家、诗人、胖而潇洒的毕朔望。
毕与萧乾是中美建交后第一批参加IWP的中国作家。有个笑话，说是萧乾在美国比较知名，毕的工作则被认为是政府派出来监视萧的。但一次萧在讲演，毕兄睡着了（王按，绝对可能，毕兄的体形、精神面貌与风度，属于嗜睡并善睡型无疑）。从此美国人对毕的印象奇佳。
IWP的主持人时为聂华苓。聂华苓曾与她的先生、诗人保罗·安格尔同来中国访问，受到作协与各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他们曾经将毛主席的诗词译成英语，介绍给美国读者，但发表他们的译文的刊物，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很不怎么样，大概是《花花公子》。所以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介绍毛主席诗词有功还是有过。这也罢了，反正他们热情地开展对华文学交流，提供了并且准备提供一些机会，萧乾已经写了文章：《湖北人聂华苓》。邓颖超同志接见过聂华苓夫妇。
以冯牧为代表的作协日常工作的领导，总起来说对于开放交流走出去请进来都是积极的，当然也有对某些具体人和事的看法，保留或者摇头。
我才从德国回来两个月，又从冯牧同志那里接受了安排，与刚刚过完七十岁生日的艾青老人与高瑛夫人同赴美国。值得一提的是出发前恰恰是林默涵同志而不是别人，到我当时住的狭小的前三门住房中看望相送。除此后很久张光年同志到过我家外，只有林老到过我家，而且到得最早。其时默涵被文艺界“消息灵通人士”认为是“左”的代表，是“左”的头人。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按人画线。
一九八零年八月底，我们先到广州，住东方饭店，晚上由广东作协韦丘、黄庆云等宴请，次日晨乘广九线火车抵九龙。
首站经停九龙，住在三联书店一个招待所，气候炎热，无降温设施，房间窗外正是人家某楼的中央空调的压缩机，马达旋转，噪音令人爆炸。一夜过去，我根本无法合眼。
一言难尽。中资出版集团蓝真、萧滋、潘耀明诸先生的待客十分热情。粤式茶楼的气氛与食物挑动着口腹之欲。终于吃上了烤乳猪与石斑鱼。林立的麻将馆与稀里哗啦的洗牌声算不算腐朽？小店与摊档的商品不可思议地丰富杂乱，久违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品。人原来是一个消费的动物吗？生产的人、贡献的人要回潮成为消耗的人、浪费的人吗？酒席上的靓汤与海鲜。花花绿绿的报纸。双层公交车辆。令人晕眩的彩灯霓虹。
我保留着警惕与一定程度的格格不入，至少保持着困惑与嗟叹。这使人觉得安全，甚至还有点自得。我努力给自己想出一个“说法”：说下大天来也未必有多么了不起，我们少年时期就选择过了，我们选择的是正义与牺牲，我们宁可永远不吃乳猪与石斑鱼，更是永远不会再搓麻将。”“文革”毕竟已经结束，“四人帮”已经俯首就擒，英特纳雄纳尔应该仍然是英特纳雄纳尔，康姆尼斯脱应该仍然是康姆尼斯脱，不必争一日之短长，不必升言辞上的虚火，关键在于能不能面对实际，面对光荣也不乏惨痛与失算的历史，面对真实的一日千里、不进则退的世界。
在尖沙咀（我当时觉得这个地名极怪）的一个餐馆里我接受了《新晚报》
记者冯伟才的专栏采访。我谈了些什么，全无印象了，却记得一点，我说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们很方便自然地坐在贫农老大娘的炕头上与农民聊天，现在呢，国家主席总不能在贫农炕头上接受各国大使们的国书。我的意思是革命的胜利，地位的变化，使党必然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总结这方面的新的经验与教训。
我与艾老还接受过《大公报》与《明报》的简短访问。《大公报》记者是叶中敏，现任该报副总编辑，她是著名作家叶灵凤的女儿。《明报》记者是林翠芬，她也经过一些曲折，现在是自由撰稿人。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采访，第二天凌晨五点就已经见了报，她们的效率令我佩服。采访艾老的标题却与他的谈话内容完全相反，如他说到内地文学事业有了希望，却在标题上标为表示悲观，这使我对香港的媒体运作方式颇觉新奇。
不管我怎么想，也不管人们会怎么说，那个听了港澳台就认为是魔窟、听到美国就认为是死敌、见到洋人就认为是间谍的时期过去了，越来越遥远了，一去不复返了。
43.美国的枫叶
此后我去过美国多次，至今忘不了的是美国秋天的红叶。主要是枫，看来美洲的枫树又多又好，红得那样干净，红得那样多彩多姿，红得那样醉人。有各式各样的红，鲜红与桃红，紫红与橙红，我要说还有墨红与淡红，当然还有金黄。把金黄的树叶纳入红叶的范畴，也许说明了我的不通，但它说明的是我对美国的秋天的感受的不可分割。
回想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林是刘宜良先生即江南陪我去看的，可惜他后来被台湾特工所刺杀。在爱荷华期间，他还给我寄过一点乡村音乐与通俗音乐的盒带，约翰·丹佛与巴勃拉·史翠珊的歌曲，我都喜爱。
美国老百姓活跃，开放，张扬个性，爱表现自己，你去讲演，他们都抢着表达看法，与你切磋碰撞。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受了这个影响。在爱荷华IWP的中国周末上，女作家陈若曦就对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大加嘲笑，但后来她终于见到了张洁并最后与之释然友好。一次在纽约的集会，两位台湾背景的文学家几乎闹到要干一架的地步。其中一位是诗人与画家秦松。他留着小胡子，长发，每天咒骂美国，由于不缴纳费用被停过电力电话等各种公用服务。他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欢迎诗人艾青，并且预言几十年后中国发展起来世界到处是中国游客的情景，他倒是说中了。他欠着账，但还是慷慨地请客付账。
听说他后来生活好了，他的“现代派”绘画，在台湾有了市场。此后他不幸去世。
由于独身，他是死后多日才被发现的。
最难忘的是我在费城认识的李克（AdeleRickett）教授。他在解放前到了北平，在清华大学读书，解放后他继续就学，他接受了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任务，提供一些情报。抗美援朝开始后，他与妻子李又安以间谍罪被捕，分别判了刑。
其后，经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斡旋，在服刑若干时间后，中方将他们夫妇二人驱逐出境。
经过这样一个奇特的过程，这二人并没有忌恨新中国，恰恰相反，他们二人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演变，革命胜利的新气象，老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共产党的干部带来的新气象，二人成了新中国最真诚最热烈的拥护者、赞美者。他们写了一本有名的书：PrisonersofLiberation，这译成汉语有点拗口，意思是他们被“解放”或“自由”（当名词用）所囚禁，成为“解放”与“自由”的囚徒。也许可以译成“为自由所囚禁”，或者“解放者的囚徒”。他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身上看到了人类的希望。说是有一个奇特的经历影响了他的思想。他说刚进监狱，次日早晨他由于没找到牙刷牙膏而颇觉狼狈。这时一位看管监狱的战士便过来问他在找什么，他说是牙刷。那个战士立即拿出自己的牙刷，到自来水龙头处冲洗了一下借给他用。他有些犹豫，觉得不洁，但是他同时想，那个战士并没有觉得他不洁，而他是阶下囚，人家是胜利者，却认为人家不洁。
他觉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对方的高大。
他也特别服膺于新中国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革命队伍的每个人争着说自己的缺点弱点，这简直是哲人和圣人的境界。
如此这般，他鼓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他受到当时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他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与言论，他被剥夺了教课的权利，被封杀、冻结了二十年。敢情美国也有冻结但养起来的做法。他就是这样地经历了漫长的困难的时间。我在一九八零年十二月抵达费城的时候，他担任该地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汉学系主任。
我之会在原定日程之外加上了费城之行，是由于老友范与中的牵线。范是时在该校读书。他原是北京河北高中的团总支书记，一九五七年落马，其后见到他，他的心已经完全凉了。本来他是一个最热情最拼命的人。他在出国之前曾到前三门我的住所去找我，其时我已在美国。他一口气爬了九层楼，对芳一直说“我还行”。到美国后他给我打电话，我当然也频频给他打电话，那时还不习惯于长途电话的直拨，一气拨那么多数字，我拨号的时候相当紧张，生怕错了什么，白花了美元。
我与艾青在宾州大学与一些学人学生见了面，后来我们与范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到李克教授的家里包饺子。李教授的妻子说，她是由于钦佩中国宋代女词人李易安才称自己为又安的。她说中美一建交，她立即去探访中国，她一入境，就与中国官员谈了自己五十年代在中国服刑的经过，中国官员说，我们都知道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你是我们的客人我们的朋友。李又安做了一个手势，说是我一听，所有的思想包袱都放下来了。
我以为，李又安是我在美国看到过的最美丽、最高雅、最谦逊、最诚朴、最纯洁、最慈爱的善人完人之一。或者连“之一”二字也可以去掉。她的微笑是感人的，不是怀着矜持，不是礼节性即带有做出来的意味，而是由衷的与充满对于世界的好意的。她与她的丈夫无法解开自己的中国情结，他们从香港等地收养了两个中国孤儿——那时还不能自内地抱养。这些孩子在美国长大，讲英语。说是此后有一年，他们全家（包括孩子）到中国来，她与李克，美国人面孔，但说的是中文，他们的女儿长着中国面孔，但只会说英文，令周围的人奇怪。
若干年前，李又安已经因病去世。相信她对中国对人世的友善不会被忘记，愿她的灵魂安息。
李克请我们到一家墨西哥餐馆吃饭，这家餐馆保留着墨西哥的农家风格，墙上是抹得起伏不平的黄泥而不是涂料或装饰材料。墙角是壁炉，虽然并没有炉火燃烧。我们吃饭的时候，李克说，他觉得美国人对中国人有一种先验的感情，如果不是朋友，也是爱恨交加的敌人，然而永远不是淡漠的路人，不觉得对方与己无关。
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话，远远的桌子上的一个绅士，委托女侍应生送来一瓶红葡萄酒，说是此位先生看到了我与艾青等人，知道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特别赠送给我们一瓶酒，并祝福我们的旅行愉快。
一九八零年，李克反复向我强调，希望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注意保持革命时期的一切优良传统，希望中国的作家真正心系人民，心系劳苦大众。希望中国作家不要学西方作家的样儿，专门写人的卑下与恶劣。他的话可谓忠言，可谓勿谓言之不预。
一九九三年，当我以特邀学者的身份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邀请去作三个月的学术交流期间，我曾到纽约讲演，李克用手推车推着已经患有绝症的憔悴的李又安女士专程自费城赶到纽约听我的讲演，他们为中国改革路途上经历的曲折而十分忧心，同时他们见到我并听了我的讲话以后觉得稍稍好过了一点。
一九九八年，我应康州三一学院之邀前去任高级学者（presidentialfellow）一学期，时李又安已离开人间，李克与他的续弦夫人开了两天车从费城来到康州，我们一起到一家中餐馆吃饭。老板送了我们一盘龙虾，他很高兴，胃口也很不错。
他回忆起在清华大学上学的生活，他说，那时候每天能吃到两个鸡子儿已经不错了。老北京才说“鸡子儿”，现在的北京人已经很少这样说话了。
他的高兴主要是由于日前他完成了翻译《管子》的工作，他前后用了几乎大半生的时间，他成了系统介绍管仲到美国去的第一人。没有什么人什么机构确定课题，或者预付给他课题费用，但是他坚持不懈地完成了。
我的第一次对于美国的访问也接触了一些作家，他们的生活远远不如中国同行热闹红火，我后来越来越感觉到，中国可能缺少许多东西，但是绝对不缺少红火。美国人相对要比中国人生活得孤独得多，孤独是自由的必须的代价。
我们的同胞太不喜欢孤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