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点也算有趣，《一夕三逝》云云，议论多的时候恰逢我不在北京，好像是又要来一次现代派风波，等我一回来，一见面，各种说法也就没有了。这不知道算不算国情之一种。
我对这种审美和评价文学作品上的单打一现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从我自己做起，从我的编辑工作做起，也从我个人的写作做起。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尽力多几套笔墨，多几套写法。这个期间我写了歌功颂德，歌唱新时期的新变化的《青龙潭》，孙犁同志来信说此作的内容好，语言也好。我也写了偏重写实的《相见时难》，我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人物提出了是解放还是解体的问题，陆天明来信说，提出解体的问题，其意义如同第一个人吃了螃蟹。我写了偏重新潮的反映青年人的思绪和生活波流的《深的湖》，写了象征的以物为主角的《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又开始了相当纪实的系列小说《在伊犁》的写作。第一篇《啊，穆罕默德·阿麦德》，芳只读了一下手稿，便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铁凝也说过她对此篇的深刻印象，她尤其喜欢小说里的那首歌。
一九八三年发生的一件事是父亲的去世。春节，我特别感觉到他身体的衰弱，想到了他的好吃西餐与“崇洋媚外”，便专门跑了一趟专卖店，买了含有奶油、芝士的西洋点心，送到他的住处。三月初，听说了他重病住院的消息，开始是肠胃的内出血，后来转为肺心病。对于来看望他的亲友，他一直不停地说着“谢谢”。同时他表示，也许他出不了医院也回不了家啦。他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即我的奶奶，临终时说过：“咽一口气，也不容易……”最后几天他昏迷了，然后去世。
他是一个绝对热爱生活的人，也不是不知道如何享受生活，例如吃馆子，例如游泳，例如骑马和跳舞，但是他得到的却是荒谬和痛苦，他的两次婚姻都彻底地失败了。
他也喜欢理想，常常表示乐观主义，但是他的生活不是接近理想而是破坏理想，距理想愈来愈远。
在此后的十余年，我常常梦见他，总是在黑夜的一个胡同里，孤独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就像是喝醉了一样。
在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工作还有几点值得回忆。一是始终没有组到张洁、铁凝、王安忆、张抗抗等几位“当红”女作家的理想的稿子。令人遗憾。
或曰，那个时候，谁当主编也不会有什么大区别。我戏称我的特点是多了一厘米。与主流亲密无间，我近了一厘米。我不认为我们与领导与部门多么不相容。不是吗？我就是“委员”，我就是接近领导，而我对于创作甘苦的体味不比你们任何人少一厘米。我宁要说是多深了、亲了一厘米。我与某些不明真相也难以接触真相的文艺工作者不同的是，我与徐惟诚等同志能保持极好的切磋与合作，而很有一些文艺人以为徐等是多么“左”。双百方针，我贯彻得也似乎比别人大胆了一厘米，这回是多了一立方厘米的空间。仅仅一厘米的区别就使杂志面貌一新！想想那些在当时不无惊世骇俗的名字与写作方法怎么样得到了我的包容！
我好像一个界标，这个界标还有点膨胀，多占了一点地方，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前后左右全都占了，前后左右都觉得王蒙处于通吃或通“通”，或统统不完全入榫，统统不完全合铆合扣合辙，统统都可能遇险，可能找麻烦的地步。胡乔木、周扬器重王蒙，他们的水平、胸怀、经验、资历与对于全局性重大问题的体察，永远是王蒙学习的榜样。然而王蒙比他们多了一厘米的艺术气质与包容肚量，还有务实的、基层工作人员多半会有的随和。作家同行能与王蒙找到共同语言，但是王蒙比他们多了一厘米政治上的考量或者冒一点讲是成熟。书斋学院派记者精英们也可以与王蒙友好，但是王蒙比他们多了也许多于一厘米的实践。那些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的人也能与王蒙沟通，只是王蒙比他们多了好几厘米的理解、自控与理性正视。于是有人判定王某是太过聪明，左右逢源，前后通透。有河南农民作家乔典运的名言：“瞧人家王蒙说话，领导听着像是在替领导讲话，群众听着像替群众说话。”真是成了精（这最后一句不是乔的原话）！然而这说明的不是技巧，不是谋略，领导和百姓都没有那么好糊弄，都不会长期上花言巧语的当。问题在于王蒙的包容直径多了一厘米，承受负载量厚了一厘米，整合与寻求到的共识、共同点、互补点，一句话，能够共享共谋的精神资源的体积比你多了一或几立方厘米。差别就在这里，影响也在这里，让你又气又妒又恨却也想不出更好的见血封喉的办法、抛不出击中要害的材料来的原因也在这里。其实，无劳过虑，殊不知王某人其处境其实质的另一面便是左右夹攻，腹背受敌，难以理解，孤家寡人，屡遭“暗算”（“暗算”
云云，是看电视剧《暗算》的趣味与启发的延伸，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平生真伪有谁知？是太过聪明还是太过蠢笨？是大拙似巧还是弄巧成拙？北京人有一句话：谁难受谁知道。
……毕竟起过那么一丁点一小段一些些的微微作用，让主流更辉煌，让支流更明亮，让先锋更平安，让后卫更有头脸，照旧跟得上趟！让精神更自由，让情绪更健康，让欢呼更真诚，让争论更纯正，让文友更活泼，也让不放心的人稍稍放了一点心，让每顿饭吃得更踏实更香。我们要文学，我们要艺术和想象，我们要清明的理性，我们也要更勇敢的创举！我们要社会主义，我们要稳定与秩序，我们也要创作自由。我们要安定团结，当然，还要混乱分裂不成？我们也要生动活泼！我们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中国这个大国不塔希郎（新疆喜用的准维吾尔语：垮台）才怪。我们也要文学才能的天马行空，光芒四射！我们要马克思主义指导、毛泽东思想、长征精神、延安传统，革命的传家宝一个也不能缺，一点也不能少，我们也要人类的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益文化，普世的价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高端科学技术，先进公共管理，一切有利于科学艺术想象力创造力的东西或者东东！
往者已矣，逝者如斯夫，大江流日夜！
49.中央委员会我自
一九八二年秋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开过一次党的代表会议，此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八七年秋，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至一九九二年届满。前后参加中委活动十年。
每年召开全体会议一次，都在秋天，西郊宾馆。这个宾馆有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会议室，用来开会比较方便。
每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通过一个文件一个公报，至少是一个公报。会前，文件草稿会在不同的范围内征求意见。我的印象中，研究并决定过城市改革问题、整顿党的组织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加强党与群众联系的问题，可能还有农村工作问题等。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
例如中央领导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各省的省委书记，各部部长，军队的三总部领导，海陆空三军司令、政委，少数民族领导，还有例如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吴蔚然这样的医生，胡绳这样的理论家，吴祖强这样的作曲家，邢燕子、陈福汉（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郭凤莲这样的工农杰出人物，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有过不寻常的经历的人物。我一方面感到一些拘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存惊叹，党可真有两下子，天南海北，党政军企，身经百战的虎将，运筹帷幄的官员，各有绝门的专家，各色头面人物，土的土，洋的洋，文的文，武的武，汉满蒙回藏苗瑶……堪称网罗殆尽，硬使几百万几千万各不相同的人物拧成一股绳，使成一股劲，团结起方方面面，管理住东西南北，步调基本一致，朝令大体夕改，说贯彻就贯彻，说制止就制止，说转弯就转弯，办成一件大事又一件大事，错误也没有少犯，犯完了改过来再干，仍然是说嘛算嘛，指东绝不打西……而且它招来了多少咒骂、嘲笑、轻视、侮辱、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与部署，它又触动了得罪了毁灭了多少人的幻想、理念、美梦、价值崇拜、既得利益……成了多少人的切齿痛恨的对象。同时它又受到赞扬、歌颂、服膺、拥戴、跟随，包括投机与利用……有许多相对高龄的领导同志，他们更喜欢穿中山服，布底鞋，走小碎步。
但是邓小平永远是迈着大步，挺着胸，虽然他个子不高。
头几年开会期间，我们这些行政级别不高的人，是两人住一间屋，我一直与北京市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陈福汉一间屋，此人极好，温良恭俭，谦虚谨慎，时任市总工会副主席。还有一位姓名与我接近、又都是沧州同乡的部队同志王猛，曾任三十八军政委，国家体委主任，时任广州军区政委。他是盐山人，我是南皮人。按姓氏笔画，我们常坐在一起，有时难免说几句闲话。我说我去正定大佛寺，被称做“王政委”，他说他去什么什么地方，被问有什么新作。
吃饭四个人一小桌，伙食清淡朴素，但很干净精致，色泽明亮。小花卷做得好看。吃饭的时候也都谨言慎行，没有大声谈笑，相互高声叫唤的也没有。
有时晚餐还供应酸奶，你需要索取才会送来。啤酒饮料要自己花现钱购买。我曾给一位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而当时还只是候补委员的同志买啤酒，并被称做“先富起来”的人。喝茶的情况记不清了，反正胡耀邦主持工作时，去中南海勤政殿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只供白开水，龙井茶摆在那里，一小包五角钱。
有一次我忘了带钱，便只喝白水，艾知生（时任广播影视部部长）看到后笑道：“没有带钱吧，我给你……”这才喝上了茶。
过晚十一点以后有夜宵，我只去吃过一次，其中的酸奶与阳春面比较吸引人。
香港出版过一些侈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
这段时间，每次全会结束时，都有邓小平与陈云二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是真的做到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
中央全会上要通过文件，这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倒也是进言尽责的机会，除重要内容外，对于文字、用词、结构直到标点符号我也提出过一些具体意见，而且采用率不算低，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意见都在文件定稿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一九八三年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讲了不要搞精神污染的问题。此前我对周扬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与胡乔木在此事上与周、与《人民日报》特别是王若水的矛盾已经早有耳闻。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召开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周扬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讲了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周是想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精神资源，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事，以及怎么样防止再发生这样的事。他找到了异化论与人道主义这两个古老而又弥新的武器。但是胡乔木等则认为这样的理论会给反共反社会主义者打开缺口，会把自己的理论阵脚搞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肯定了乔木的观点而否定了周扬的观点。
我始终认为，理论先行理念先行是在野党包括革命党的特色，你还没有过执掌政权的记录，你拿不出执政的实绩，但是你有理念，有以此理念为武器对原执政者的体无完肤的批判否定。你的旗帜乃是真理二字。你的“诊断”与“处方”、“医嘱”颠扑不破，符合人民的愿望与时代的潮流，人民就会选择你。
而当你已经掌握了政权，你的首要使命是拿出政绩实绩，是为人民办实事。
如果此时你仍然习惯于理念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论述、构建与重新构建、煽情与一再动员、用各种新鲜宏伟的新提法保持热度，掀起永无止息的高潮……其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将了自己的军，树立了不可能轻易达到，甚至短期内是根本达不到的目标与理想，最后，失望与抱怨不是只能落到自己头上吗？
有一位爱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想商榷：我们的理论是不是太豪华了？信哉斯言！妙哉斯言！痛哉斯言！
就在这一段时间，我从报纸上读到东北某地，大儿媳跳大神，断定公公已被黑蛇精附体，于是全家将老爷子活埋的新闻。而另一个四川山村，一位青年自称真龙天子，全村的人把闺女送到“天子”这里“奉枕席”，党的支部书记一次从他家门前过，看到众人在给他叩首，书记走过了他的家门，却又恐慌了，倒转回去，给这位“天子”磕了头。不知道这些事仍然会发生，正在发生，你算什么中华儿女？不考虑这些国情，所有的高调又有什么用？
我给自己做工作，反对精神污染可能是必要的。已经有若干年大家自由发挥了，不论是《古拉格群岛》还是《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不论是《一九八四》
还是《我们》已经在我们这里畅通无阻。遇罗克被枪决与其妹妹遇罗锦的《春天的故事》，还有张志新的种种，已经在读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文革”与极“左”
已经臭不可闻。现在停一停，冷一冷，静一静，绷一绷，为什么就不可以商量呢？
而且，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战，哪次政治运动不从消灭几个作家开始？过去的年代，一个作家协会竟有那么大的权威，还不是因为作协具有了消灭某些作家的职能！与现在比，现在的批评家呀整顿呀，已经够温和够轻柔的啦！
而周扬呢，我相信他的庄重与认真是会被人们所承认的，他的苦苦思考研究的果实，总有一天会得到相应的参考和汲取。为了真理，为了大局，谁能不在需要等待的时候不耐心等待呢？
50.清明的心弦
时隔二十三年，我现在写到这段历史，写到我在反精神污染时撰写的散文诗《清明的心弦》的时候仍然在自问：什么叫清明？为什么要用清明一词。我的经历的特点是丰富，是复杂，是多次转折——被一位教授称做“拐点”，是时有的困惑和混沌，然而我追求的我向往的是清明。
也许对于我来说清明只是一种沉静，一种自慰，也是一种乖觉。第一，领导就是领导，你不可能取代领导，扭转领导。第二，领导无意像毛泽东时期那样从文艺问题上做文章，开动全国的阶级斗争。这令人放心。第三，领导是真心真意地搞改革开放，搞发展，而改革开放发展不能乱。你的选择是：一静不如一动。第四，你如果无意搅局，那些厮杀就与你关系一般般，你就有许多更适合你的事情要做。第五，这里有一个因素就是时间，时间会化糊涂为清明，使强梁渐渐失势，变荒谬为逐步合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任凭风浪起，稳坐书桌前。
面对太多的争执与政治肝火，我不打算奋不顾身地去摸滚爬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只能保持单纯和善良，保持对于美好的词语与意象的向往与笃信，保持无奈的微笑与谦卑的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