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电影的问题与举措出来以后，一位年轻些的评论家才说，终于明白了：
就是说，如果没有老王，那就说明作协本身已经解决不了作协四大的后遗症问题，只有等待更高方面的修理啦。他们承认，是王某保护了作协。用阿庆嫂的话：“喝出点味儿来啦。”
当然，作协不是王某保得了的，更严重的后患，还在后面。叫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一九八五年除了“大规模”访德，编刊物，为四次作代会料理善后（粗俗的说法就是“擦屁股”，我们有多少事是拉屎的时候相当痛快，拉完屎却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啊，而且，人家有时候是不让擦的，人家在等着你的腹泻，看你的急腹症呢！），以外就是《活动变人形》的写作了。
上苍保佑，天地昭昭，我在一九八五年最关心最动情的不是作代会，怎么可能是作代会？是我的时隔三十二年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开始于带儿子居住武汉东湖时。回到北京，放下了。
有关童年的记忆材料还是太少了。我公开发表过一个“理论”，小说来自记忆与记忆的沉淀。我到北京图书馆寻找旧报刊，有的是缩微胶片。我找到了敌伪（日军占领）时期与解放前北京出版的《小实报》、《369画报》、《平明日报》与《世界日报》。我重温了冬季粥厂舍粥的消息，川岛芳子被枪决的描写，“名伶言慧珠、吴素秋”等的封面照片，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汉奸）上街支持日军轰炸珍珠港的图片，还有动人的情爱小说《点绛唇》。更重要的是我写到小说里的有关敌伪发动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报道，运动的口号之一是，“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这些旧闻具体地说，不一定都有助于《活动变人形》的写作，但是翻查旧报，给我提供了全新的体验，我好像进入时光隧道，逆行着访问了一次过往。真实的童年。恶劣的日子仍然是日子，真实的日子。其真实性超过了许多虚假、造假、以诚作假的日子。
门头沟区永定乡岢罗村西山窝中有一个西峰寺，它离著名的潭柘寺、戒台寺都不远，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斯庙独憔悴——那个寺庙和它的牌牌完全荒芜失修。一九八五年春季，通过该区区委宣传部的刘颖南同志，我找到这里，住在庙宇正殿边缘角落的一间小土屋，开始了一个多星期的孤独写作生活。
我开始了写作的疯狂期。从早到晚，手指上磨起了厚厚的趼子，腰酸背痛，一天写到一万五千字，写得比抄录得还快，因为抄录要不断地看原稿，而写作是念念有词，心急火燎，欲哭欲诉，顿足长叹，比爆炸还爆炸，比喷薄还喷薄。
我头晕眼花。我声泪俱下。我的喜怒哀乐，我的联想想象一秒钟八千万转。我是作者，我更像演员，我在嘀嘀咕咕，我在拿腔拿势，我在钻入角色，我在体验疯狂。我从来没有写作得这样辛苦，这样痛苦！
有了这一小小的却是拼老命完成的一段做基础，我对于本书的把握便渐渐地产生了。我可以在这一段狂写的基础上修改订正，删节补充，生发渲染，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到了夏季，我又去了半个月大连。我住在沈阳部队的“八七疗养院”，为《活动变人形》定稿。
从大连回来，我交了稿。我想命名为《空屋》，空屋的意象对于我来说十分惨痛刻骨，然而不贴切。我想命名《报应》（后来白帝社出的日语版用了这个名字），也不入榫。我最后命名《活动变人形》，我明明记得这是我小时候玩日本玩具的名称，所有的日本友人却都说日语有“人形”（玩偶）而没有“活动变”。
那么活动变三个字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只能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了。
结尾也不理想，我已经无法结尾。
然而我毕竟审判了国人，父辈，故乡，我家和我自己。我告诉了你们，普普通通的人可以互相隔膜到什么程度，误解到什么程度，嫉恨到什么程度，相互伤害和辗轧到什么程度。我起诉了每一个人，你们是多么丑恶，多么罪孽，多么愚蠢，多么不幸，多么令人悲伤！我最后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为他们大哭一场。
在出版社召开的小说座谈会上，刘心武提出了“审父意识”一词。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是说是在清算作协四大的时候，刘白羽老师冷笑着提到了文学界有人要审父，仅仅从字面上看，你会以为是要审革命的老前辈（其实是审不革命没革命的倪吾诚），令人毛骨悚然。
大连文联接待我们的人是老作家，文联主席陈淼的夫人岳凌超，外形与办事，她都是个利索人。
陈淼在世时有一句名言，他当我的面说过，人家作家是著作等身，而他，做到了的是检讨等身。
在大连的经验还是很有平民味儿的，这是最后一个夏天了，我过得那样轻松自由。
《活动变人形》是我的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它先后翻译成意大利文（康薇玛译）、俄文（华克生译）、日文（林芳译）、英文、韩文、德文（用名《难得糊涂》）。它入选了二十世纪我国的代表作品，入选了中国文库。它在苏联一次就印了十万册，抢售一空。一九八九年年初，时任苏外长的格鲁吉亚人谢瓦尔德纳泽访华，我外长钱其琛宴请他，我作陪。谢外长还向我提到了此书。我因为中国这边一次印刷是平装两万九千册，精装若干，总数远比俄文版为少，我开玩笑说，我正在考虑今后是否应主要为苏联读者写作。现在，经过几次重印，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此年还有一件事我也感到尚称满意。有关吉林的《作家》杂志编辑、诗人曲有源。他可能有一些不妥的言论，还有与一些与自发性文学组织的关系问题，两年多前被公安部门收审，一直没有做结论。说是他的妻子是个工人，生活困难，很狼狈。《人民文学》的一位与他相识的诗歌编辑，后任该杂志主编的韩作荣先生把有关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先请他去长春了解了一下情况，乃与张光年同志商议，在一九八五年年底一九八六年年初，我们给中央主管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如此这般，他放出来了。这是我在个人如日中天的最佳时机做成了的一件好事。无论如何，能帮助一个人是令人高兴的，能解救一个人是令人安慰的，能对人伸出援手也是自身的一个快乐和满足。而且事实证明，此事没有做错，曲不是罪犯也不是危险分子，没有违法记录，过去没有，后来也没有。许多年后，我已经离开了文化部的岗位，诗人曲有源从东北跑到北京来看我，送给了我一盆君子兰。那个时候君子兰正在疯狂涨价，如张辛欣的著名小说《疯狂的君子兰》中所写的那样。这盆君子兰至今活在我家的花盆里，它好像一直没有开过花，可能是我的摆弄有问题，但是这样一盆不开花的君子兰，倒像是有点什么象征的意义。
有许多话你没有办法与人直接交谈。你只能写小说。小说，就是“大说”
中无法说的“说”。
于是这一年有了《焰火》，构思与初稿来自芳的手笔。关于噩梦，关于乌鸦。
我相信她在这篇独特的小说构思里运用了她在济南弟弟生病不治的刻骨铭心的经验。她与弟弟同时生病，她好了而弟弟没了。
年轻有为的画家李勇，以小说《无言的树》为画意契机，画了一大批树木，并举行了画展。听说他还要出画册。
而《高原的风》呢，写一个景况改善了的知识分子的自责和惭愧，写一种永远不满意自身的追求和奋争，写一种批判，首先是批判自己。
我出了一个难题。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真实地投入到文学里了。我真实地真诚地当了十年中央委员。我仍然新作不断。我同样努力地而不是敷衍地，真诚地而不是虚伪地做着给我分配的工作，任何事情，任何场合，我希望我要求自己起的是好作用，健康的作用，团结的作用。
所以我不是索尔仁尼琴，我不是米兰·昆德拉，我不是法捷耶夫也不是西蒙诺夫，我不是（告密的）巴甫连柯，不是（怀念斯大林的）柯切托夫，不是（参与匈牙利事件的）卢卡契，也不是胡乔木、周扬、张光年、冯牧、贺敬之，我同样不是巴金或者冰心、沈从文或者施蛰存的真传弟子，我不是也不可能是莫言或者宗璞、汪曾祺或者贾平凹、老李锐或者小李锐……我只是，只能是，只配是，只够得上是王蒙。
54.王蒙当文化部长也算改革一景
这时，却出现了要我担任文化部长的事。最早在一九八六年初，一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场合，一位美国记者问我：“你要担任文化部长吗？”我回答说：“Itwillbeterrible！”（那就太可怕了。）她对我的幽默竟然无反应，不知是由于我的英语太差还是由于别的。
从一九八五年就传出了上边正在物色新的文化部长人选的消息。一会儿一个说法。一会儿说是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将去文化部，一会儿说是吉林省委书记高狄是人选，一会儿说是总政宣传部文化部长作家徐怀中少将已成定局……对此，我未加注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带领一个庞大的作家访问团，去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回京后，不久，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与院长于是之等。领导同志开宗名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人选。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诚、贺敬之、艾知生（时新任广播影视部部长）、李彦（时为中宣部秘书长或副部长）。领导同志都未加首肯，还或有说到一点未必有利于该同志担任此职的因素。后来领导同志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鼻音说“呣呣呣呣不行”，他像是在说“不行”，又像是在说“不灵”，总之，大家都笑了。
到了一九八六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时包容了文化部、《红旗》杂志、文联与作协的沙滩大院的破旧礼堂看根据陆文夫原著改编的影片《美食家》。看到一位先生为主人公介绍对象，强调对方长得漂亮，而美食家回应说：“脸子好又不能当菜烧……”我笑了起来，就在此时，一位同志摸着黑找到了我，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文化部长的事就这样正式提出来。我大惊，我虽然参与一些研究讨论，也已经具有一些不俗的头衔，但绝无准备去掌管一个部门，我只希望以一个文艺从业人员的身份去起一些桥梁的作用，进言的作用，健康与理性的作用，缓和可能有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整肃的作用，却从来没有想自己去管，去决策，去负责，去拍板。对于作协，连党组书记我都谢绝了，岂可到货真价实的文化部？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我找了胡乔木、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这种辞谢的事例不是太多，我知道的还有吉林《作家》主编宗仁发，他辞谢了升一级的可能的职务。还有外文局黄友义，他辞谢了可以从副局级升到正局级的可能，他强调自己毕竟是业务干部。我很佩服他们。
一九八六年，我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被有关领导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佳，是因为我是一名写作人，却能顾全大局。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处境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
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的工作的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旁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
此前此话越传越广。我妻子是不赞成我担任领导职务的，她喜欢更本真更自然的生活，她支持我多写东西。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哪像个文化部长啊……”
她那时在上高中，对领导有一个她的直觉标准——模式，觉得我不对路。她甚至给部长起了一个代号，就是多咪，多咪，用简谱表示就是13，含义是只有一米三，当然是不长个儿的谐音即不（部）长。我的儿子则认为不妨考虑，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种荣耀。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我有些难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作家叶楠，他见我就说：“把你牺牲了……”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喜之词，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听了仍觉刺激和沮丧。
适逢两会，张贤亮、冯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来，还有香港《大公报》著名记者叶中敏，非问我有无此事与我的态度。我支支吾吾。结果张贤亮替我回答说，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这些都刊登在香港报纸上了。
冯骥才则说，他与外国读者接触时，强调的是，王蒙是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感谢他的说法。
一九八六年四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六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部长。
上任之前，作协的班子“欢送”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张锲的几句话，他说，他要说几句话以壮行色，在中国想做点事，没有点权怎么行？不必想东想西，就去干吧。最后几句话怎么说的我记不太清了，回忆起来倒是有点“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味儿。
我家住虎坊桥，我常常与芳一起到陶然亭一带散步游玩，其时芭蕾舞团、戏曲学院等都在那一带，我知道到了文化部，就要与这些单位打交道，有相当的责任来联系他们的工作了。
首次去文化部见面、“报到”的时候，部里是派了司机张守忠来接的我，我路过作协时下了一下车，取一个材料。按，文化部原办公楼在朝内大街上，“文革”中因属“砸烂单位”，办公楼交外交部使用。作协的办公地点原在王府井大街，同样命运，“文革”中此楼被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使用。这样，“文革”结束后，文化部、文联、作协全进了原中宣部沙滩大院，与红旗杂志社一起分享办公房屋。
文联作协很惨，用的是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时在沙滩院内修建的轻便防震棚，一直用到了九十年代。
我在作协取了一件东西，没有想到张师傅的车仍然在我下车的地方等着我，还有几十米距离，竟然也以车代步！
我反复考虑我与文化部局级干部的第一次见面会，我特别强调希望刚刚退下去的老领导也与会，其中如周巍峙、林默涵、陈荒煤等都是文化界的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所以长期在文化部工作，不仅仅是靠任命，更靠的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的成就与贡献。
我能给大家讲些什么呢？官话、念稿，不像王蒙。没有官话，不像部长。
做一个数学不等式，就是王蒙实在不像部长。
我提出维护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局，维护文化工作的已经明确的方针政策，维护文化事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因为个别事件而动辄调整政策提法，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保持事业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