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总结我的一生，总结我的活法，不如就干脆写“此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也许我应该为此书命题为：《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2004年秋在西湖。真自在！
57.风雨一九八七
一九八六年冬，几个大城市发生学潮，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为此，一些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头头都很震动。我也说不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会这样厉害。左了，右了，封建主义作祟了，资本主义危险了，民主了，社会主义了，要高举最高理想的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还有什么乌托邦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唯意志论、教条主义、列宁主义、格瓦拉、胡志明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徐宝伦为此送了命）、冒险主义、和平演变、改良主义、文化冲突与文化相对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私有化、趋同论、系统论、情意结论……所有这些来自欧洲的，无人知其原文的辉煌而又庄重的名词正决定着人类的与中华的命运；还有专政、民主、党的文学、齿轮与螺丝钉……的译法是否正确，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倾向性、双百方针、宽松、现代主义、抽象印象与具象，琳琅满目。
而三无小说、玩文学论（黄子平讲过，为什么搞文学？因为文学好玩，被称为“玩文学论”）、创新疯狗论（张辛欣说过，创新像一条疯狗追得我们不得安宁）、审父论、地球村论……都在某些地方被说成了敌对思想的侵袭。连唱通俗歌曲用“气声”与歌星的出场费是否过高（其实够不上现在的百分之一）都是引发争议的大麻烦。一九八零年代的意识形态的追寻、争论与杂陈……真够火的！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简化从事的办法，就是某某领导是开明的，保护知识界的；某某领导是“左爷”，是“事儿妈”，是整人的……前一种领导当权，知识界一定会过几天舒服日子，后一种领导当权，您就等着整肃吧，您哪。
胡总书记辞职的事引起了部分知识人士的不安。一位作协的同志甚至对我说：
“是不是气数将尽了呢？”
一九八七年年初，对我个人也传出了说法，要换掉王蒙了，云云。
很奇怪，此时的我还真不想就此罢手，还不到一年，我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我还有许多事没有办，我还不想就这样“转瞬即逝”，我还想试试我自己的也是我国文化事业的可能性。
有一个情况鼓励了我，据说有人将我的两篇文章送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一篇是发表在《读书》上的谈马克思主义的，题名为《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一篇是发表在《红旗》杂志上谈双百方针的。我相信上送的人不像是为了传扬王某，倒更像是送上去找“问题”的。最高领导人看了，说是写得“是好的”。这是由一九八七年年初负责文化部工作的邓力群同志正经传达给我的。
前一篇文章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取代具体的学科研究，有一些比较大胆的话语：
……马克思主义与学科研究的关系其实是双向的。大道理指导小道理，小道理丰富大道理。大道理的革命引起小道理的革命，小道理的突破也会影响大道理的更新……文艺学、美学之类更是如此。在文艺学、美学的总的范畴下面，还有许多分支学科……这些大多都难以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范畴之内。难道所有这些分支学科都可以概括区分为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吗……而第二篇文章，则在学习讨论有关胡耀邦总书记辞职的国务院会议的小组会上被当时的林业部长发言批评，说是此文的“味道不对”，他没有点名，也没有记清作者是谁，或者是记清了没有好意思点也在场的王某的名。我只好保持沉默，我不想在这种场合把国务院组成人员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有趣的是，或者说是意外的是，不久，这位林业部长同志因大兴安岭林区大火事件而被大张旗鼓地撤职了。
多年的风雨，使我沉住了气，我个人也相当熟悉和敬爱耀邦同志，同时我不相信一个人的职位的变化会引起中国形势的逆转。意识形态，宣传口径，可以时有调整，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和平时期的核心事务经济建设已经走上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之路。而我相信时间。我希望能够逐渐培育开放、开明的气氛，还有意识形态上进行解释与发展的更大探索空间，但我追求的是稳妥的开放，是稳定的改革。什么观念更新，什么松绑，什么上下都好、唯独中层干部梗阻，什么提倡能挣会花……这些当年十分流行的说法判断我都是将信将疑。
到了一九八七年初夏，我个人的处境稳下来了，回想这一段过程，我反而觉得可以告退了，与其让别人费力地夜以继日地整材料，何不自动回避？我找了王任重同志，说是请他向中央转达，我最好还是退下去写作。任重同志说，“你这是个好意见……”，但没有下文。
等到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同志辞职以后，部分在四次作代会上受到打击的文艺界头面人物兴奋起来。对于文艺工作的指责再也挡不住包不住了。一个文件指出作协“四大”有严重的问题。这使我感到意外与沉重。在一定范围内，组织了对于张光年同志的严肃的批评帮助。会开了许多次。我也被邀，由于时在文化部工作，我参加了一次会后即全部按规定请假，未再参加。
我一直在想，四次作代会怎么闹得这样难崴鼓，这样后患无穷？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曹丕先生那时候就指出过。五四以后的文人，什么时候平稳过？别说左翼和右翼了，同为左翼的鲁迅、郭沫若与茅盾，创造社与别的文学团体，解放前，他们能嬲到一壶里吗？
再看斯大林死后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吧。肖洛霍夫与奥维奇金联手大闹苏联作协，而且，此次代表大会上，时任政治局委员的马林科夫与后来双双就任政治局委员的谢皮洛夫（《真理报》总编辑）、福尔采娃（文化部长）都参与了文学讨论，照样有不嬲的，全无一鸟入林百鸟压音的功效。
但是中国作协“四大”则不幸地卷入了上层的事情。我们没有《静静的顿河》
与《士敏土》，但是有更激烈的作家与作家的内斗。
而兴奋起来出起气来批评帮助起别人来的诸公，也没有高兴多么长时间。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代表了正确路线的文人们，一激动，一鲤鱼打挺过龙门，又不那么正确那么一致那么硬气了，他们再次蔫了，而且被说成僵化、保守、圈子太小呀什么什么的啦。
我有一篇文章，发在新华社编的《了望》上。提到在文艺问题上，有两个系列的词汇经常使用，A系列是解放、双百、个性、艺术规律、艺术民主、创作自由、真实、风格、技巧、创新、团结、繁荣、胸怀、调动积极性等。B系列是倾向、方向、思想性、二为、（为人民）代言、时代精神、社会责任、亮色、本质、教育意义、整顿、加强领导、斗争正未有穷期（把鲁迅也拉上来了）等。
我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动辄只讲一个系列的话。如果不搞A与B的轮流坐庄，而是同时把A与B系列的词汇都用一用，会不会更好呢？
高占祥为之叫好。他干脆把文艺人也说成A系列与B系列。占祥的名言是，那几年，“（A与B二系列）轮流高兴，轮流住院”。
我的综合AB，兼顾AB，协调AB的主张，在一九八七年，只是一己的幻想。
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了，也就知道达到今天的局面，容易吗？
延安时期就有过对于王实味的批判，对丁玲、艾青、萧军等人的批评。作家爱恋革命，包括解放前并未实践革命的人如巴金，也在《灭亡》、《新生》里迷恋革命。
同时严酷的思想斗争也培养了一些忠心耿耿，响应号召，冲锋陷阵，不怕“挨骂”的作家。有时他们斗得上纲上线，深文周纳，超过领导要求。
一九八七年春，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冯骥才、张贤亮、何士光来看我。他们才看望了另一位文艺界头面人物。张贤亮正在“打鼓”，乃表示谦虚与听话，说自己认识上需要大大提高，准备暂停写作，下乡生活与反思。头面人物板着脸回答：“那好嘛。”大冯乃调侃张作家说：“我听了这话，浑身都结了冰。”
一位作家还描写说，那位人物的眼睛里，流露了“杀机”。当然这是小说家言。
然而我怕。不是怕我被杀，而是怕我的眼光与心胸也会发生变化。无怪许多年后，山西的一位青年评论家谢泳分析说，王蒙的特点是内心恐惧。
我像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这种内斗。但是遇到了作协“四大”，我已经脱身无术。
近一二百年以来，哪个救国良策不是火急火燎？十一届三中全会咸与维新以来，想入非非者也许不少于实事求是者。
于是四次作代会留下了后患，成了一个不同意见较劲的平台。至今，人们防范着类似的局面不要再发生，为此而采取了不知多少措施。代价太大了。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到文化部在辽宁兴城的一个文艺之家住了五天，在那里游了泳，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哈尔滨参加一个话剧方面的会议。体会到了在松花江上坐游艇，在太阳岛边乘快艇的感觉。深深感觉到《太阳岛上》这首歌写得真好。我在努力开阔自己的心胸，努力摆脱人际关系的斤斤计较，努力享受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幸福滋润。绝对不允许自己变成一个路线斗争的“气迷心”（我们家乡话叫气没心）、偏执狂、钩心斗角的阴险太极拳师，无止无休地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正确的强迫观念型患者。
此前在河北涿县开了一次什么文艺工作的座谈会，据说会上指名道姓地攻我的人不少，我觉得这也正常，不必太在意。不攻你攻谁？提起王某来气不打一处来，酸不打一处来，叫做五味俱全。严文井同志早就忠告过我，你现在的地位头衔，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你只好自己干自己的。你批我就请批吧。我抓我的业务工作。根据我的建议，确定了举行第一届中国艺术节。过去文化部门常常搞什么文艺调演，现在集中地搞成一次艺术节，不是更有意思吗？
一九八七年初夏，《人民日报》上刊登我请文化部党组秘书徐世平同志代为执笔的关于艺术节的文章，文章指出，文艺的繁荣需要正确的方向，而方向的正确也离不开文艺的繁荣，没有正确方向的繁荣不是我们需要的繁荣，而没有文艺的繁荣，正确方向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我抓到了某些人的弱点：他们会扣大帽子，但是推动不了文艺生产力的发展，不具备发展文艺创作的驱动程序。你抓批判，我抓繁荣，你重在斗争，我重在建设。你越批越寂寞了，我这儿的建设却是渐渐红火起来。
此后，我们通过中国画研究院邓琳同志的帮助，请邓小平同志为艺术节题写了节名，更是获得了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我已经化险为夷了。网上是这样记录的：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晚，首届中国艺术节在北京首都体育馆隆重开幕。
开幕式由首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主任、文化部部长王蒙主持。首届中国艺术节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开幕式上致贺词。
九月六日，首届中国艺术节的民间艺术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习仲勋、邓力群、王任重、缪云台等领导人出席开幕式。
闭幕式则是在首都钢铁公司举行的，万里同志参加了闭幕式……我前往乌鲁木齐参加了天山之秋分会场的艺术节活动开幕式，观看了自治区歌舞团演出的《木卡姆》，演出的内容与气势大大感动了我。赛福鼎同志生前一再提倡，以《十二木卡姆》为素材作一部交响乐，他的遗愿目前正在实现中。
更加可以告慰的是，《十二木卡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也到武汉参加了中国艺术节中南片的开幕式。中南几省的几个大戏曲家陈伯华、红线女、常香玉、尹羲（小金凤）……都来了，还有时任武汉市文化局长的歌唱家吴雁泽等，济济一堂。
是年秋，召开了党的十三大。因为斯时西藏的形势颇受瞩目，我乃安排西藏歌舞团进京给代表演出。来京后，文化部、国家民委联合宴请西藏众艺术家，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同志也在座。我讲了话，请时任国家民委主任的司马义·艾买提同志讲话。他说他没有准备，没有讲稿的话怕是用汉语讲不好，我乃怂恿他用维吾尔语讲，我当翻译。他说不好意思。我说我想过翻译的瘾。他开始讲了，我熟练流畅地进行翻译，还时不时用维吾尔语与司马义主任交谈说笑。伍精华大惊，喊道：“哎呀，新疆可占了便宜啦，下次王蒙再‘犯错误’，我要向中央报告，把他派到西藏去！”
大家都笑了。
除中国艺术节的举办外，立了成例、立了规矩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从一九八八年元宵节开始的节日晚上中央领导同志与文艺家联欢，共吃元宵。为此，我提出了策划，专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一次，得到批准。我虽离开了文化部一线岗位，人去政存，而不是人走政息，这两项活动延续至今，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延续下去。后一项活动此后逐渐扩大了参加人员范围，包括了科学、教育、理论、新闻、出版、文物等方面的知名人士，成了一个体现与增强中央与知识界联系的盛事。
58.一九八九之春早
在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已经在一些主流媒体上看到近代史专家的文章，说是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情况与改革决心差不多，欧洲普遍更看好中国，中国的变革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激进主义，最后在实现现代化上反而落到日本后面。
我并不认为是理论、是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的选择与命运，多半倒是中国的国情、遭遇、处境、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文化部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赵士林博士，一九八九年春提出：当时对于中国文化与改革的讨论，存在着“重情轻理，重破轻立，重用轻体”的缺陷。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但这些观点，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而另一方面，各种威评猛论，各种高分贝的与气势决绝的论说主张像潮水一样涌来。
一心为改革开放唱颂歌，一心把改革开放悲情化、深沉化、诗朗诵化与一相情愿化，一心搞一套由独出心裁的新鲜思想组成的豪华套餐，典型的情大于理、破大于立、用大于体的作品出现了，在高层中引起了不同意见——我在中央全会上目睹了有关争论——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
我知道《河殇》的立论的基础的不牢固与简单片面。《河殇》中也弥漫着某种弥赛亚情结。它的对于改革开放的高歌猛叹，它的书生论政的豪情，它的实际上的爱国主义、速成主义、根本扭转主义、从此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主义也曾令我感动。感动但是不放心，觉着它玄、悬、炫。关于它的争论，使我难受。
此后已经有过数量不少的对于那个时期的西方影响——例如全盘西化论，例如引进总理说，例如请来殖民以救中华说——与自由主义的批评。还有各种防范与猛烈反弹。然而，如果说彼时仅仅是自由化，成不了那么大气候。这里同样有的是几个方面的激进主义包括极“左”与极右。
